张大千： 食色丹青

张大千 （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番禺。20世纪中国画坛最富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早年研习古人书画，中年临摹敦煌壁画，晚年周游世界列国。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通，兼容东西方古典艺术精粹，融合中国画气韵与西方印象派风格，画风自成一家，尤其在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代表作有《爱痕湖》、《长江万里图》、《水殿暗香图》、《庐山图》等。

受访者

傅申 ，中国书画史学者、鉴定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博士，曾任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等职。

黄天才 ，资深媒体人，早年任台北中央日报社驻日特派员，后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中央通讯社社长。与张大千交谊深厚，曾帮张大千打理日本的事务。

巴东 ，张大千研究专家，前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张大千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画坛巨匠，一生博古通今，周游列国，自诩画界第一造假高手，又堪称“有情世界的第一痴人”。他豪放不羁，好交好为，挥金如土，重情重义，是画界公认的大才子，也是女人眼中的大情种、真丈夫。问及当今画坛大师，无论是怪才黄永玉，还是老好人黄苗子，最敬佩者不外大千。他似乎注定拥有“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画界盛名，他的天分，他的气度，他的才情，在许多人眼中都非常人所能及。

血战古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大千生于四川内江一个书香门第，家族富裕。传说母亲在他降生之前，梦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他后来改名爰。他一辈子喜欢猿，摩耶精舍的画案边总有一只白面猿自在神游，没遮没拦。正式拜师学画之前，他是母亲曾友贞和二哥张善孖画案边的一个顽童。只是，这个顽童后来却拥有“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画界盛名。母亲擅长绘画，他9岁时就随她用单线白描花鸟走兽。16岁那年，二哥张善孖因为反袁，连累张家被抄，被迫逃亡日本。三年后，19岁的他出现在京都街头，一边学染织技术，一边随二哥学画。两年后，他寓居上海，先后拜曾熙 、李瑞清 为师。学画不久，堪称天才的他就可为恩师代笔。二十岁出头，他落笔的古人字画已可乱真。

傅申： 1978年1月，在日本东京一家古玩字画店里，黄天才先生发现了大千早年的四帧扇面，分别仿石涛、八大山人、渐江的设色山水和金冬心 的墨竹。黄天才先生购买收藏后，拿给大千一看，大千说是他26岁初到北京时画的。于是，大千在那帧仿金冬心墨竹扇面的裱页上题词，将这四帧扇面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此予年二十六岁，初入故都，主汪慎生家。汪固工新罗花鸟，而酷嗜予所为石涛、八大、渐江诸作，尤喜予为冬心书，因出便面，督予为之。当时以为乱真，今日对之，不觉汗濡重棉也。”那时是1978年，大千已移居台北。

王鲁湘： 大千自己是很得意的，“当时以为乱真”嘛，再看钤印是“大千毫发”，自诩甚高啊！

傅申： 他是把自己当成孙悟空，从身上拔一根毫毛下来，想变石涛就变石涛，想变八大山人就变八大山人，想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

王鲁湘： 他真是生得画界五百年来不二才情，不止五百年，恐怕两千年来仅此一人。

黄天才： 他这个人真是很特别，凭一支画笔就把自己的人生点缀得丰富多彩，而且特别幸运，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画。据说他第一次在上海开画展，那100幅画定价一律20块大洋，买的时候得抽签，就是进来时只能买一个号，画展结束后按编号抽签取画。他这样居然也能卖掉，足见大家喜欢他到何等程度！

傅申： 我最早是研究巨然 ，在大英博物馆发现有一张巨然的画原来是大千作的假画，从那时起开始留意大千。后来，我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不止一幅大千作的假画。我看过一张唐寅的假画，也是大千作的。1968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方文教授交给我一批沙可乐美术馆的藏品，我发现其中有大千作的石涛写给八大山人的信，还有他的师父李瑞清之弟画得很漂亮的一套假的石涛山水。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大千的本领这么大！于是，我就想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这样不管他作谁的假画，我都能甄别出来。

当时，全世界各大美术馆不知藏有多少张大千信手拈来的假石涛、假八大山人、假宋徽宗、假唐伯虎的画，都被当作古风真迹尊为至宝，真要一一识别起来，谈何容易！可是，后来傅申这个年轻学人所达到的鉴定程度，连大千都吃了一惊。如今，傅申已是研究、甄别张大千画作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傅申： 有一次，大千要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他一个一个卷子打开看，博物院很多委员陪他看时都坐着，只有我站在他背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一直没有讲话。后来看到一张五代赵干的假画，他小声说了一句：“这一张连照了干都不是。”我在旁边就想笑，但这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就跟他说波士顿美术馆有一张关仝的画，画水的方法跟赵干这张有关。他这才回头看了我一眼。

王鲁湘： 他吓了一跳。

傅申： 是。我接着说，那张关仝是假的。他说，那张画很旧哦。我说，旧是旧，画却是新的。我已经研究出来，关仝那张也是他画的。

王鲁湘： 他没想到身后这个年轻人这么厉害！

傅申： 当时整个房间里很安静，我们没有多谈。走的时候，他跟台北故宫博物院几个领导还有管理员们一一握手，在门口回头一望，我远远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就特地走回来跟我握手后才离开。

渐江、石涛、八大山人这几位大家，他都仿过，但他都会盖上自己的印，这就不存在问题了。这几位都是他心慕手追很熟悉的，他随时都画得出来。如果盖上他们的印，那就很难甄别了。

王鲁湘： 他下功夫最多的是石涛吗？

傅申： 他画的石涛卖得最好，卖到日本最多。他知道日本人喜欢石涛，有一次想把自己收藏的真石涛画作卖给日本人，日本人看不懂就说是假的。他就问日本人认为哪些是真石涛？日本人就拿照片给他看，结果他说，这些都是他画的。

王鲁湘： 假作真时真亦假。

傅申： 大千有句话叫“以画易画、以古养古”，他作假古来收回真古，把真正的古画请到家里来朝夕相对，这个非常重要。

王鲁湘： 他对自己的仿古画很自得，将自己的作品和同时代画家一个个相比，说自己画马不如谁，画水不如谁，画虫鸟不如谁，但若说作古画，自己当仁不让是五百年来第一人。

傅申： 他是“老二哲学”，表面上一定要让人，让大家皆大欢喜，但其实心里未必认为自己是老二。其实，他是海派的。

王鲁湘： 可以说，他取得如此傲世的成就，与他对中国美术史的深入钻研有很大关系。

傅申： 他是画家中的美术史家，他如果做美术史家，一定也是一流的。当时凡是有好的古画或图章，他立即送上楼，用最好的照相机拍下来。这样，他收集的资料非常齐全。

王鲁湘： 他要是做学问，也是一把好手。

傅申： 如果他要当美术史家，我们就都不行了，自叹不如啊！后来他作假画时，就用制版的方式在上面盖印章，这样就不太容易分辨了。他擅长石涛的字，石涛字的面目非常多，他每一种字体都学。他也学八大山人，但八大山人有一种字体非常难学，听说他作之前总是先把款落好，落款作不好就放弃。所以，如果要研究张大千，最好对美术通史有一定认识，只研究他本身是不行的。

王鲁湘： 如果只研究他的话，他的画的来历就搞不清楚。

傅申： 对。实际上，他的每一张画，每一个面目，都是有来源的。

张大千对形象的记忆很快，因此模仿功力超群。对于造假，他是有意而为之，并且懂得借助先进技术为之效力。他一生造假无数，大部分假画都是他自己所为，其中有一些是他和弟子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去仿造。

王鲁湘： 听说张大千也和一些朋友合作，有人撞见过他和谢稚柳 一起作一张假画。何海霞 先生活着的时候，说过有些假画是他帮老师作的。

傅申： 何海霞后来也作大千的假画，他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剃头师傅一天到晚给人剃头，自己的头还得让别人剃呢。也就是说，你作别人的假画，别人反过来也可以作你的假画。他的弟子们，都是非常有才气的人。陈老莲（陈洪绶）的字体大千不会写，他就劝谢稚柳学。后来谢稚柳写得一手好字，凡是陈老莲的假古画，很可能都是他题的字。

张大千一生究竟创作了多少仿古画作，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不管他是出自一时豪情，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行为，如今看来，这些假画都已意义非凡。仿古画在他心中，脉络是清晰而深远的。

傅申： 我曾经想过出一本大千的假画集。有位大陆学者写文章，把大千贬得一文不值，说他的画都是从古画里出来的，没有创造性。可在我看来，大千是在过关斩将、血战古人，他一关一关打过去，从石涛、八大山人一直打到董源、巨然，后来又打到敦煌去，这是他与古人竞争的表现。他对自己作假画并不隐瞒，总是公开说，这是我作的，那是我作的。这跟一般靠作假画为生的人完全不同，他仿古画是为了研究古画，那些假画是他跟古人竞争之后的副产品。

王鲁湘： 他生性嗜古，见到古的东西就喜欢。在宝窟里走了一遭之后，还要顺手带点东西出来。

傅申： 同时，他也想看看自己仿到了什么程度，看专家能不能分辨出来。他就是要胜过古人，胜过当时的权威鉴赏家，胜过一些博物馆里的专家。

王鲁湘： 用他者的眼光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

傅申： 没错，他就是这种心态。

王鲁湘： 可以说，他挑战的是整个中国美术史。过去也有人仿古，顶多仿一两家，那就已经不得了，可他是喜欢谁就仿谁。

傅申： 所以说，他是画家里的美术史家。要真正了解他，一定要对中国美术史有所了解。我也是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在研究历代名画之后才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那些假画是想和哪个古人比美。

王鲁湘： 黄宾虹先生也好古，但他只偏好“新安画派”，而张大千的胃口好像特别大，兴趣特别广。

傅申： 历代的精华他都要吸取。

王鲁湘： 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工匠的作品，他好像也很下功夫。

傅申： 对，所以他到敦煌的时候，本以为三个月就能结束，结果去了两年多。

面壁敦煌

1941年，张大千带着三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以及部分大风堂的弟子，踏上了敦煌之路。

王鲁湘：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大家都在猜测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发奇想要去敦煌。

傅申： 原因有很多，一是他听师长说过敦煌有很多宝藏，一是当时正值抗战，北京和上海两大文化中心都不能待了，他就从北京辗转逃到四川成都，1939年夏将全家安置在青城山避难，觉得这是去敦煌的好时机。当时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重庆、成都等地，老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亡。兵荒马乱时期，他抛下一大家人跑去敦煌，确实于心不忍，盘算着顶多三个月就回来与家人团聚。

王鲁湘： 听说他去敦煌之前根本不知道有壁画，以为那里只有泥塑，当时他是准备把泥塑这种三维的东西融会在自己的绘画里，到了之后才惊讶竟有如此多的壁画！

傅申： 敦煌壁画数量庞大，光是编号就已不简单，因为很多洞都被沙子埋了，不容易找到。那些编号基本上都是大千一人做的，我在洞口看到他亲手写的编号。

见到满是精美绝伦的壁画和浮雕，张大千兴奋地改变计划，请人制作画布、调制颜料，还派人去青海寻找懂得绘画的和尚前来帮忙。原本三个月的计划，结果持续了近三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傅申： 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就靠煤气灯，条件很艰苦。大千白天到洞里工作，晚上还要画画，准备到成都开画展筹钱，那是生活所需。当地军队专门派人保护他，很多首长他都要应酬。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应酬做得不好，结果被人家诬告。他本来非常八面玲珑，人家来求画，他几乎有求必应。有一天晚上，因为很多人过来求画，他不可能每一张都画得很精细。过些天，有个人就拿了一张画过来说，大千先生再给我补一补吧，这里再补点东西，把这个空补上。他很不开心，但没有当场发作，就说现在没空，画放这儿吧，等有空的时候再补。那人一走，他就生气地把画撕了。结果那人怀恨在心，等他要离开敦煌的时候，就诬告他偷了敦煌的东西。结果，他的两百多张大画都要在沙子很多的地方打开检查，被折腾得很惨。

王鲁湘： 在那三年里，常年跟着他的有十几号人，还不包括那些驻军，加上成都还有一大家人要靠他养，所以他的开支非常大，必须要有过人的精力才承担得起。可见，当时他的身体素质一定很好。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过敦煌，在莫高窟住过一个星期。那儿的水不能喝，是苦水。当时敦煌研究所的人都不喝那个水，专门从县城用水车拉来水，但我们这些临时过来的人只能喝那个水，喝一个星期就受不了。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在那个地方支撑近三年，当时条件比80年代更差呢！

傅申： 我住过两晚，确实很辛苦。那里交通也不便，现在我们可以乘飞机去，可他当时只能靠骆驼队，真是非常辛苦。

王鲁湘： 真令人难以想象！

傅申： 那三年，他有如行脚僧人，奔波于西北荒漠。他后来做过《我与敦煌》的演讲，第一次表白说，那三年的敦煌面壁，是他书生报国的方式。他在敦煌临摹了很多作品，后来拿到四川展览。后来的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 ，就是受那个画展启发之后才去敦煌的。

王鲁湘： 我们知道，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很多文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报国。作为一个画家，张大千跑去把敦煌宝窟的东西临摹下来，然后带回来给世人看，让大家知道我们民族有这么灿烂的文化传统，确实是一种报国的方式。

傅申： 一般画家可能对敦煌的佛教题材完全陌生，可大千不一样，他曾经当过一百天和尚 ，对佛教题材的壁画比较了解。后来，他又请谢稚柳去帮忙，还出版了书。

王鲁湘： 所以说，他不仅仅是去画画，同时也在进行敦煌学研究。比如那些敦煌石窟的编号，最早就是他编的。

傅申： 当时于右任也去过敦煌，说要办一个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请大千当所长。大千拒绝了，说自己是要当画家的，这样把他绑着可不行。后来常书鸿在他的启发下到了敦煌，一去就是几十年。

三年间，张大千耗资数千两黄金，绘制精品壁画200多幅，消耗的重彩颜料难以计数。尽管后来文博界对他在敦煌石窟的工作颇有争议，可那段敦煌岁月确实是他难得的收获，那些富于张力的造型和浓重的色彩，成就了他晚年的一派画风。

傅申： 重彩颜料很贵，大千确实是大手笔，到青海去买石青、石绿。人家都是买几钱几分，他一买就是几斤几十斤。离开敦煌的时候，他把没用完的颜料都送给常书鸿他们。

王鲁湘： 当时很少有画家见过宋朝以前的真迹，寺庙里看到的顶多是元朝时期的真迹，再往前就不可靠了。所以，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最让人震撼的就是他看足了隋唐甚至北朝的真迹。在当时的中国画家里面，恐怕只此一人有这样的经历。

傅申： 他其实是一直往前追，沿着中国画史追溯源头，从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慢慢到唐伯虎，再到后来的王蒙、董源、巨然，去敦煌就追到隋唐了。

王鲁湘： 这种经历足以令他在当时的中国艺林傲视群雄。

傅申： 所以我说他是画中龙象，画家中的画家。以前雅集的时候，他是最出风头的，因为他诗词题画十项全能。当时尽管他还年轻，但大家对他都相当尊重。

食色丹青

王鲁湘： 中国过去讲，一个文人活得潇洒，往往离不了诗酒才气。但我觉得，对张大千先生而言，还要加上食色丹青。他一生见过的美女如云，所以他的仕女图也很有名。

傅申： 他年轻时就喜欢画美女。上课时，他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在课本上画美女，所以很早就得“张美女”的称号。他年轻时画的是清代王小梅、改琦画的那类仕女，到敦煌之后就改了——敦煌美女是唐朝的，脸比较圆润，胸部丰满，十指也不再纤纤，而是像佛手一样。《纨扇仕女图》这张画，是他给常年在一起的凤珍小姐画的。

王鲁湘： 他画了那么多仕女图，每见一个美女都想给她画像。所以，他是山水画家、花鸟画家，也是美女画家。

黄天才： 他爱美，对女性特别有好感。他有过这样一句诗：“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

张大千天生是情种，为早逝的未婚妻出家为僧后被二哥使劲拽回俗世，不久回四川老家奉命娶了亲。尽管这位名叫曾正蓉的女子并不令他满意，可他总算断了出家的念头。二夫人黄凝素，在后辈看来是他最美的妻子。他与原配结婚时，这个美丽的小姑娘只有12岁，寄住在他家。黄凝素聪明伶俐，唱一口漂亮的程派青衣。她日渐长大，两人情愫也渐生，最终走到一起。黄凝素给他生了11个孩子，养育儿女耗费了她大部分心力，他也因此有了第三位夫人。杨宛君是他1935年娶进门的，北京人，唱京韵大鼓出身，身材丰满。杨宛君时常给他展纸磨墨，有时也学画两笔，敦煌面壁时不离左右。后来，邻家姑娘徐雯波闯入他的生活，成为他最后一位明媒正娶的妻子。徐雯波陪伴着晚年的他周游世界，辗转于山水之间。

王鲁湘： 我觉得张大千先生的一生，可用几个“美”来概括：美山、美水、美食、美色，天底下美的事物都被他享尽了。

傅申： 是，都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其实，他在美色上是有分寸的。四夫人徐雯波年轻时想跟他学画，可他不收她为徒，就是看中了她，预备将来娶她。

王鲁湘： 他真是个有情人。

傅申： 我很佩服他，有人想学他，可谁能像他那样把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几位太太摆平呢？

王鲁湘： 我觉得造物主五百年来生一个大千，就是为了让人为他着迷：男人为他的画着迷，女人为他的人着迷！

张大千一生风流韵事很多，有想娶未果的朝鲜姑娘池春红，也有相逢恨晚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对他来说，李秋君最是特别。李秋君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与他同龄，对绘画极度偏好。他有时会悔恨，恨自己结婚太早，无法给李秋君正室的名分，恨自己不够完美，配不上李秋君。他一生艳遇不少，唯独对李秋君从未有过越轨之举。两人一辈子惺惺相惜，李秋君甚至为他终生未嫁。

张大千是个重情义的人，秉承了张家的传统。他在家排行老八，人称八哥。这个不太听话的八哥，从小由比他大7岁的童养媳三嫂带大，所以跟三哥三嫂感情很深。无论是对为他付出情感的女人们，还是对他庞大的家族，他一生皆尽心竭力。只是，他后半生云游四海，飘萍万里，与他们聚少离多。好在他性情好，朋友多，所以江湖对他来说，也就没那么苦涩伤感，反而是欢声笑语，多姿多彩。

世界大千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降落成都新津机场。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和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飞机刚一降落，旋即被他们的家属和家当填满，很快便安置妥当，随时准备起飞。就在起飞前一刻，一辆小轿车急速赶来。一个大胡子抱着一大摞画轴出现在他们面前，要求同机撤离。此人正是张大千，怀里抱着的是62幅敦煌石窟临摹壁画，还有16幅他收藏的古画。杭立武深知这些画的价值，可回头看看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卸下自己的三箱行李，放弃毕生积蓄的20多两黄金，勉强同意让张大千登机。同时，杭立武提出条件，要求这批画日后必须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大千满口答应，当场立下字据，随即飞离大陆，从此再没踏上故土。

傅申： 大千后来能够云游四海，一方面是他中学时上的是教会学校，有些外语基础。这是他与齐白石、黄宾虹不一样的地方。他还曾经当过短期的英文教师，有时旅行中需要打英文电报，他都自己手拟。另一方面跟他生性豪爽很有关系，他好交朋友，三教九流都交，没有什么文人的架子。

王鲁湘： 他走到哪儿，大家都喜欢。

傅申： 他也懂得如何推销自己，出去旅游时戴一顶高帽子，还抱一只猴子，走到哪儿都是明星。

王鲁湘： 听说他还特别喜欢摆pose（姿势）照相，是吧？

傅申： 只要一看到照相机，他的pose就摆出来了，是最好的模特。

王鲁湘： 他那副仙风道骨，一定让所有摄影师都趋之若鹜。

黄天才： 他非常上相，你很少看到他哪张照片没有风采。

王鲁湘： 他每一张照片都倜傥风流。我觉得，他一生中留下的最好作品就是他自己。

黄天才： 你很少看到他衣冠不整的样子，比如夏天一帮很熟的朋友在东京吃饭，天气实在太热了，他也会把长衫脱掉，但吃完饭要照相的时候，他立即穿上长衫。

1949年岁末，张大千抵达台北，后来辗转至香港，四夫人徐雯波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先后在印度、阿根廷、巴西等地停驻，但每年长则三五个月，短则三五星期，必定在日本出现。

王鲁湘： 这个问题一直令人不解：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张大千一直居无定所、四海漂泊，为什么没有想过在日本择地而居呢？

黄天才： 大千和日本的关系蛮微妙，他当然也考虑过择地而居，但实际上他并不喜欢日本。你看他到处游山玩水，世界各地都去过，画过瑞士、美国、巴西，但没怎么画过日本，画的也只是小山小水。日本最有名的是富士山，可是，如果有人能在大千的画册里找出一幅富士山图，那一定是假画。因为他从来没画过。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富士山有什么好看的？人人到日本都要看樱花，可他从来不画樱花。他画梅花，画牡丹，画芍药，画荷花，各种花都画过，就是没看过他画樱花。

尽管如此，日本在张大千眼中并非一无是处，不忍池 沾满露水的荷花就是他的最爱。他每年夏天流连于日本，那池青绿就是他不小的念想。

黄天才： 尽管日本有很多地方他不喜欢，但他对不忍池的荷花一直念念不忘，觉得全世界的荷花都没有那里多。他后来用泼墨的方式画荷花，大概是不忍池给了他一些灵感。

张大千一生有很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现存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巨幅《水殿暗香图》即是代表作。这幅墨荷手卷长六米、高半米，是他1962年于巴西私人庭院“八德园”创作完成的泼墨作品，由著名书法家曾克耑 题写题签。这幅画在日本装裱，品质精良，非常华丽。

巴东： 《水殿暗香图》是我们馆大千先生最重要的画迹之一，应该算是一件镇馆之宝。很少有人画荷花能画成这么大的手卷，大千先生是一气呵成的。现代水墨画讲求抽象，这幅画虽然不是现代水墨，但所有抽象的造型元素几乎都有，比如动势。这幅画用的是大泼墨的画法，六米长的画心在一张桌子上都展不完。

王鲁湘： 气势很大。

巴东： 大千先生有一个特殊本领，就是能画大画。他能画长十公尺、高三四公尺的大画，很有气魄。对艺术家来说，大画是最艰难的挑战。有人把小画放大也说是大画，但事实上放大以后显得很空洞或者琐碎。

王鲁湘： 张大千画的时候，有些地方会不经意地留空，而且留得非常好。没有这些空的话，画就闷塞不透气了。

巴东： 上下起落，墨分五色，计白当黑，这是他大做文章的地方。局部来看的话，你也会觉得有些地方画得很细致，很耐看。

张大千更像是一个侠客，生性豁达豪爽，讲究江湖义气，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一生漂泊无定，每到一处必有作品存世，也会在当地举办画展，将中国传统绘画带往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1965年前后，他不断穿梭于欧洲、美国、巴西、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心境更加开阔自由，而彼时欧洲绘画界抽象画风渐起，不同时空和地域的文化都影响到他手中的画笔。他晚年所开创的大泼彩和大泼墨的画风，就在云游四海的脚步里日渐成熟。

傅申： 大千泼彩画的形成有两个诱因：一方面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鲜艳的色彩可以弥补视力缺陷。当时他到处去看医生，日本、美国都去了，后来右眼完全失明了。张大千有张照片是美国一位摄影家拍的，当时他戴着一副右边是黑色镜片的眼镜，就叫“独具只眼”。他也有一方“独具只眼”的印。另一方面，他受好朋友郭有守的影响。郭有守对他说，传统中国画没有前途。有一天晚上，郭有守带他去看行为艺术表演，就是一个裸女身上涂了颜色在画布上滚。他看了就说，这个他也会。当时他住在巴西，想到欧美各国去展览。为了打开世界市场，他开始用泼墨，后来又用泼彩。不过，他用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颜色，像朱砂、石青、石绿，或者在墨里掺点花青，所以仍是中国画。

王鲁湘： 人生中一些颠沛流离的经历，对有些人来说是负资产，是减分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加分的。张大千就属于后者。他晚年离开故土漂泊他乡，实际上很孤独，但他反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独创大泼彩的画风，和现代美术搭上了脉。

傅申： 对，他想做世界性的大画家。

王鲁湘： 他有这个企图心，别人说“南张北溥” ，其实后来他心里想的恐怕是“东张西毕”吧，想和毕加索平起平坐。

傅申： 对，他还特意拜访过毕加索。

王鲁湘： 听说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去，说毕加索不一定认识你，也不一定会见你，到时候多尴尬啊。但他好像很自信，说他不信毕加索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傅申： 他没有小看自己，创作了一些传世的大画，想做世界性的大画家。

2010年5月17日接近午夜，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张大千的晚年巨幅绢本泼彩《爱痕湖》历经近60轮激烈叫价后，以一亿零八十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他个人作品成交价的新纪录，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的拍卖首度突破亿元大关。一时间，文艺界哗然。

绝世遗作

1969年，张大千从巴西移居美国，此后频繁往来于美国和中国港台地区之间。与老朋友碰面时，他曾坦言，他在国外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的浮木，不知身系何处。因为祖国大陆回不去了，所以他最终选择在台湾定居。1976年1月，他携夫人徐雯波从美国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并亲自选定台北外双溪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 。1977年5月1日，新居尚未落成，他已率领全家回台湾。抵达台北时，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他拉着老朋友的手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摩耶精舍建成于1978年，是张大千周游列国之后寄情晚年的一处院落，是他大半辈子萍踪万里、漂泊不定之后的回归之所。入主摩耶精舍时，他已是耄耋老翁，盛名早已远播四海。由于他豪放的性情，再加上他在画界的地位，摩耶精舍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旧友新朋络绎不绝。那里有过一段短暂而热闹的时光，平日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王鲁湘： 这里是大千的大画室吗？

黄天才： 对，这是他的画室兼客厅，大部分客人来了坐在这里。这个画案的作用是，有时朋友来了，在这里给他们画画。其实，他真正的画室在二楼，真正的创作是在那里完成的。墙上以前挂的是几幅宋代的小画，现在挂的是他老师曾熙的书法。他对老师的东西非常敬重，只要有人给他找来老师的画，不管是曾熙还是清道人的画，他都感激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就特地找来曾熙的画换他的作品。老实说，曾熙和清道人的画后来都不如他的画值钱。他刚开始不知道，觉得别人的心意很难得，后来慢慢知晓了，就说他不会再上当了。

张大千在艺术上造诣精深，美食方面亦不逊色。他是一位爱吃、懂吃的美食家，对食材的遴选之道和烹饪之法颇有研究。摩耶精舍的餐厅位于一层南侧，墙上挂着他亲手书写的“宾筵食帖”，引得后人津津乐道。

王鲁湘： 大千先生是美食家，听说到哪里都要带一个川菜厨子。他亲自下厨做菜吗？

黄天才： 偶尔也会。我没见过他烧菜，但看他做过牛肉面。他很得意地认为自己做的牛肉面跟人家不一样。

王鲁湘： 墙上有他写的“宾筵食帖”，我们来看看张府菜：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干烧鳇翅、六一丝、葱烧乌参、绍酒焅笋、干烧明虾、清蒸晚菘、粉蒸牛肉、鱼羹烩面、汆王瓜肉片、煮元宵、豆泥蒸饺、西瓜盅。哇，我们光看就流口水！

黄天才： 量相当多，一共16道菜。

王鲁湘： 食谱后面写道，民国七十年辛酉元宵后一日……

黄天才： 恰逢元宵节嘛，所以要煮元宵。

王鲁湘： 后面还写道，命家人治具，邀汉卿……

黄天才： 汉卿就是张学良，来共进午餐。

王鲁湘： 后面还提到“岳军大兄与其哲嗣”，就是张群父子。宴会之后，大千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傅申： 大千住在网师园的时候，叶恭绰经常去看他。 大千时常下厨，要叶恭绰端盘子。

王鲁湘： 这也是一段雅事。

那几年，摩耶精舍热闹的大客厅访客不断，张大千的绘画产量却丝毫未受影响。他有个本领，笔墨特别熟练，有朋友来拜访时，能一边聊天一边画画。他应酬也多，索画的人一多，自然画得也多，可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他桌头画案边留下的随笔小品，类型宽泛，件件精彩。他晚年的大泼墨、大泼彩作品深得人心，画作的价格在台北日益飙升。当时，旅日华侨富商李海天在日本的新酒店刚刚落成。他一向迷恋张大千的作品，就为酒店大堂空出一整面墙，心里盘算着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张大千为他创作一幅大画，以流芳百世。

黄天才： 当时大千八十高龄，经常跑医院，外边盛传他已不能画画。那时候，他只要一去荣民总医院，医生和护士总想留他多住几天院，听他聊聊天也好，像给他主治的副院长还可以到他家吃美食，可以让他赠画。所以医生一再叮嘱他，只要稍微有点不对劲，马上到医院来。外边就说他怎么又住院了，开始传言他的画一定是有人代笔，而且传得活灵活现。他非常生气，说我不可能找人代笔，那个画再糟糕，也是我自己的画，我不会把别人的画拿来卖给你。但是，他光这样讲是没用的，于是很想找个机会来证明。所以，当李海天先生找上门来，他马上就答应了，只是说要买绢。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决定要画一幅泼墨或泼彩作品。

为了促成此事，黄天才数次返回台北与张大千的亲人初步商定，画幅长10米有余、高1.8米，价格是5万美金。张大千虽不知具体数目，但内心已开始酝酿这幅大画。然后，黄天才迅速返回日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张大千找到合适的巨绢。

黄天才： 我回日本以后，结果没有找到巨绢。后来，我去找经常给大千裱画的目黑三次。他的裱画在国际上很有名，对日本各种画具都很熟悉。他告诉我，要去京都找。我到了京都也没找到，人家说这么大的绢很少有人用，所以连机器都撤掉了。我来日本之前，大千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这幅大画能不能画得成，就看天才兄你能不能找到这么大的绢了。换句话说，买不到这么大的绢，他就不画了。所以，我的责任很大啊！最后，我想尽办法跟目黑三次讲，叫他去劝说人家把机器装上，人家无非是怕装了机器没人买巨绢，我们可以多买一点，哪怕人家要把改装机器的钱算进去，李海天先生也愿意负担。

费尽周折的黄天才终于在目黑三次的帮助下，找到了张大千需要的巨幅画绢。然而，事情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黄天才： 我和李海天先生弄了个货柜，还用卡车装着，好不容易才拉到摩耶精舍。大千看了看说，这个绢不错，但他一摸又说，没有上矾。我们哪里懂得绢要上矾，听都没听过呢！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拉回东京去。哎呀，我心里真是委屈！结果，我和李先生又把巨绢扛回日本。这些事情都是这幅画的插曲。

王鲁湘： 可见这幅画之难，连找绢都这么费尽千山万水之力。

张大千拿到画绢很高兴，开始在心中酝酿这幅大画，甚至不惜花费两万美金改造摩耶精舍的画室。可是，画还没开笔，麻烦又来了。当时外面盛传，画这么大一幅画，报酬应该有1000万元台币左右。于是，大家就开始议论他要不要交税的问题。

黄天才： 当时我在日本，不知道这个钱是怎么传出来的。

王鲁湘： 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已经在算所得税了！

黄天才： 还有报纸说，大千以前开展览，从来没交过税。这就把事情弄得很严重，大千的情绪变得非常坏。

王鲁湘： 事情还没开始呢，就弄得满城风雨。

1981年7月7日，张大千正式为喧嚣一时的《庐山图》开笔。开笔典礼上，他没有邀请一家媒体出席，只有老友张学良、张群等人陪在身边。

黄天才： 所谓开笔，第一天事实上并没有画画，大千只是把绢打湿了，泼了很淡的墨在上面，然后用拖把把它拖开。他大概已经想好怎么画，所以泼墨的时候已经有个构图在那里。他第一天只是把整个画面打湿，然后大概休息了一个月，进展非常慢。

这幅传世巨作《庐山图》耗时近两年，张大千几度病倒，又几度续笔。

王鲁湘： “从君侧看与横看，叠壑层峦杳霭间。仿佛坡仙开笑口，汝真胸次有庐山。远公已远无莲社，陶令肩舆去不还。待洗瘴烟横雾尽，过溪亭前我看山。”从这首诗看得出来，张大千画这幅画的时候，对自己的庐山胸壑还蛮自信。他觉得，苏东坡不在了，慧远不在了，陶渊明不在了，现在就是我张大千在画庐山。这可能是这幅画一个画眼吧，他笔下的庐山一个人都没有。

傅申： 是，仅有的两个人也被涂掉了。

王鲁湘： 山中无人。

傅申： 他希望这幅画能成为传世巨作。

王鲁湘： 据说他画完这幅画之后，还画了八幅小画，托儿子带到日本，分赠那里的好友。他有点交代后事的感觉，知天命了。

傅申： 对，非常有戏剧性。据说当年文徵明 死的时候，也是在画画，手里还拿着画笔。大千这幅巨作没有画完，还没有落款，尤其是没有上款，不然就送到日本去了。

黄天才： 有人说，大千不该画《庐山图》，这幅大画画死了他。这种话，谁也没把握判断它对不对。不过我想，他这么一个五百年来才出一位的大画家，与其平平淡淡地死去，还不如留下一个故事。

王鲁湘： 画家累死在传世巨作上，就像将军战死在沙场上，轰轰烈烈。

1983年1月20日，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为《庐山图》举办了特展，轰动一时。4月2日晨8时15分，画坛巨匠张大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遗体火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摩耶精舍的“梅丘”之下。这片外双溪的美景，和几年来陪伴相依的白猿、仙鹤，成为大千身后世界一抹永恒的颜色。 jkmDjuAwSvigAtaGBgRs0A/v1K5RT8295W2pQKeEmcton0hnXTJQUqbpCza1bs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