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波 ：民国有所谓“四大副刊”，在当时的社会影响非常大。其中，北京的《京报》 副刊和《晨报》 副刊属京派文化，上海的《民国日报》 副刊和《时事新报》 副刊属海派文化。

只要不是专业类报纸，一般都辟有副刊，专门登载一些非新闻性的文字，比如诗歌、散文、小说、漫画等。一般而言，副刊离新闻较远，离文学较近，更有人情味，也更显趣味。1919年9月1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登载了一篇意趣盎然的文章——《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读者无不会心一笑。

倪德慷 ：这篇文章把当时北洋政府的头头脑脑按照家谱的形式来排列，谱主是徐树铮 。徐树铮的“老子”是谁呢？段祺瑞。段祺瑞的“爹”是谁呢？日本人。

郦波 ：为什么选择徐树铮当谱主呢？这位作者很有心，因为徐树铮在当时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徐树铮虽是一介军阀，但对于他的历史功过，我们要分开来看。孙中山对此人评价很高，说他很聪明，是文武全才。徐树铮中过秀才，写文章很厉害，当年42位北洋将领联名逼清帝退位的通电就是由他执笔的，他的文章好到这个地步！皖系执政期间，他趁俄国十月革命后无暇南顾，非常有眼光地出兵外蒙古，一举收复外蒙古，在当时社会反响很大。

倪德慷 ：徐树铮这人是悍将，以彪悍著称。1913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转正后，希望身在武汉的副总统黎元洪来北京就职，但几次电召都不来，最后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南下劝服。段祺瑞对黎元洪说，你现在是副总统，大总统经常有事要找你商议，请跟我回北京。黎元洪在那儿磨磨叽叽不想去，这时候突然一把枪直接对准他的脑袋。徐树铮就这样拿枪逼着，把副总统抓回北京。徐树铮凭他当年的官职都敢对副总统动枪，现在你这么骂他，难道就不怕他拿枪抄你的报馆吗？

徐树铮

黎元洪

1916年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次年在参加“一战”问题上发生“府院之争”，有日本人撑腰的段祺瑞主张宣战，被免职后便策动各省督军宣布独立。黎元洪急召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停，张勋趁机要求解散国会，而后率领“辫子军”拥戴清逊帝溥仪复辟，但很快就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黎元洪引咎辞职，由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因不满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等做法，孙中山遂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组建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冯国璋主张南北议和，反对段祺瑞以武力统一，“府院之争”再起，段祺瑞便暗中操作倒冯活动。

段祺瑞

冯国璋

倪德慷 ：作为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徐树铮是段氏最可信赖的助手，就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成立了安福俱乐部。

梅毅 ：这个俱乐部可不是用来吃饭喝酒的，而是包办选举。在安福俱乐部的操纵下，新一届国会出炉，然后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张勋复辟旋生旋灭，说明这个古老国度不再欢迎皇帝，国人还是希望走向民主共和。1917年11月，北洋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随后修订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为新一届国会选举铺路。徐树铮见段祺瑞郁郁不得志，就与临时参议院议长王揖唐 商量对策，想办法钳制冯国璋。王揖唐提议办一政党，以期在总统选举中将段祺瑞推上宝座，徐树铮便同意出资办此事。讨论党名时，徐树铮说：“政党二字，为世之诟病，吾侪宜避去之始可。”王揖唐提议说：“然则称之为俱乐部可乎？此固无政党之名，而有政党之实也。”1918年3月8日，安福俱乐部正式成立。

安福俱乐部没有党纲党义，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朋党。这个政治组织的首领表面上是王揖唐，实际上是徐树铮掌握着实权。在参众两院议员选举中，安福系用金钱贿选、冒名投票、恃势抢票、涂污选票、武力威胁等手段拉票，据说从1918年6月至8月，共为这场选举运动耗资900余万。付出如此大的财力和心力，选举结果自然如愿以偿。当年共选出参议员147名（总额为168名）、众议员325名（总额为406名），在这472名议员中安福系占八成，多达384名。因此，这届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王揖唐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后，议员们引荐亲友到秘书厅谋生，职员竟多达500余人，比参众两院议员还多，且多操合肥土话，成为世界自有国会以来前所未见之奇观。

当时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尽管安福国会被皖系所把持，但若执意选举段祺瑞为大总统，势必遭到其他派系反对。在北洋军阀的派系斗争中，元老级人物徐世昌向来扮演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此被北洋各督军推举为大总统最佳人选。段祺瑞被迫通电引退，并迫使冯国璋一同放弃竞选总统。

1918年9月3日，安福俱乐部组织了一场总统预选会，与会者384人，徐世昌几乎以全票当选，其中仅一人弃权。次日，总统选举会在众议院正式举行，王揖唐任大会主席。与会的参众两院议员共计436人，徐世昌以425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大总统。会后，徐树铮通电各省督军：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外人参观者，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

王揖唐

徐世昌

倪德慷 ：徐世昌是一个厉害人物，1905年就在清政府担任军机大臣，后来又成为清末皇族内阁仅有的4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出来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人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是很有根基、资历很深的人物。

郦波 ：徐世昌在北洋系里的辈分非常高，跟袁世凯是拜把子兄弟，比袁世凯大4岁，袁世凯还得喊他“大哥”。徐世昌比徐树铮大25岁，在安福世系表里却被编排成徐树铮的“私生子”。

倪德慷 ：为什么这么侮辱徐世昌呢？因为你不是正常程序产生的大总统，就像不是明媒正娶之人生的儿子一样。

郦波 ：在安福世系表里，徐树铮之“子”之“孙”有很多，囊括了当时北洋政府各大要员。这是很侮辱人的事情，北洋高官们看了恼羞成怒。

段祺瑞虽然下野，却通过安福系暗中操控北洋政府。1912年封建帝制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打破了中国数千年来王朝更迭的政治链条，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由“君统”转变为“法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宪法性文件，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规定由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临时大总统和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然而，这部法律当年主要是为了限制袁世凯攘权，将原本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实行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片面强调国会的权力，有意削弱总统的权力，致使行政权难以有效制衡立法权。这为日后安福国会操纵内阁提供了法律依据，以致大总统徐世昌的权力被架空，安福系大权独揽。在缺乏民主政治土壤的民国初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制度徒有漂亮的外壳，内核满是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

梅毅 ：安福政府实行亲日政策，出卖铁路、森林、矿权给日本人，换取金银支持。

安福政府的亲日政策举国共愤，《安福世系表之说明》道出了国人的心声。当时徐树铮权势熏天，有人说他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寓目，即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段祺瑞不便直接出面，徐树铮便成为皖系抛头露面的主体人物，因此被列为安福世系表的“本身”。徐树铮的得力助手也被一一罗列其中，有“兄”，有“弟”，有“子”，有“继子”，有“义子”，有“孙”，还有“继孙”。比如，王揖唐被说成是徐树铮的“佳儿”。躲在幕后操纵安福系的段祺瑞，俨然是一家之主，被奚落为徐树铮之“父”。段祺瑞的靠山日本人被排在“祖”的高位，安福政府要员全部沦为日本人的“徒子徒孙”。

这篇署名“某君戏作”的文章，名为游戏之作，实则匠心编排，国人无不为其用心之巧妙、判断之准确会心一笑。如此火辣辣的嘲讽令局外人大喊尽兴，局中人则怒火丛生。此番言论不可谓不大胆，人们不禁要追问：胆敢刊登这篇文章的报馆究竟是何人所开？有何背景？

郦波 ：《民国日报》是谁筹办的？孙中山手下第一干将陈其美。总经理是谁？邵力子 。邵力子和柳亚子均为南社创办人，而南社和同盟会的关系就不用说了——南社是用文学革命，同盟会是用武力革命。总编辑是叶楚伧 ，乃是民国著名的媒体人。

倪德慷 ：《民国日报》原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主要是国民党左派的机关报。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主要目的是跟北洋政府对抗，因此《民国日报》从一开始就对北洋政府持批评态度。在那个时代，不论是从旧体制出来的袁世凯，还是像本就没在体制内的孙中山等人，对言论自由的认可程度都很高。这跟民初之乱有关，当时还没有一党独大，没有人权倾朝野，谁都没有能力一人说了算，所以谁都想去指摘别人来抬高自己。

邵力子

叶楚伧

在袁世凯称帝闹得乱哄哄之际，由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负责筹办的《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这张报纸当时以讨袁为主旨，发刊词即亮剑说“专制无不乱之国，篡逆无不诛之罪，苟安非自卫之计，姑息非行义之道”，昭告国人办报宗旨是保共和、争民权、富民生。报纸出刊未满4个月，创办人陈其美即遇刺身亡，邵力子和叶楚伧成为报馆的负责人。

虽然背后有政党做靠山，然而“东家”当时是在野党，宣传经费少得可怜，《民国日报》是出了名的穷报。有一天晚上已过8点，报纸版面都排好了，买新闻纸的钱却尚无着落，邵力子和叶楚伧只好把表、大衣等物送进当铺，换来一点钱买纸印刷，勉强让报纸生存下去。有一年年底，债主纷纷登门要债，报馆实在穷极了，叶楚伧就写了一张“前债未清，免开尊口”的字条，债主只好幽默一笑，无奈地走开了。

一张报纸能不能存活，除了要有钱做经费，还得靠内容做命脉。穷得叮当响的《民国日报》根本付不起稿酬，比如张恨水的第一篇小说在上面发表后，就没收到一分稿费。所幸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计较这个，没稿费也写得很起劲。以《民国日报》之穷，连京、津等地都派不出记者去采访，有些所谓“本社专电”并不是外地拍来的，而是本地“做”出来的。有一年，路透社的电讯稿由每月300元涨至800元，《民国日报》实在买不起，只好忍痛割爱。邵力子有时到《申报》等报馆的编辑部闲谈，顺便偷看一点电讯，回来后动笔改写，被称为“做电报”，报界朋友传为笑谈。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由袁氏时代过渡到皖系军阀时代，而皖系首脑就是人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虽然靶子已经变了，《民国日报》的笔锋却依然犀利不减，时评常含嘲弄当局的口吻。例如，有一篇题为《鸳鸯》的时评奚落说：“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商，段祺瑞与冯国璋今符此语矣。”言论自由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在乾纲独断的盛世往往被遏抑住生命力，在群雄争霸的乱世夹缝中反而得以绽放。在民初派系斗争中，一家在野党的机关报如此尖刻地抨击现政府，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玫瑰虽然芳香，却也会扎人，言论自由有时要付出代价。1919年4月和7月，《民国日报》就因刊发所谓“不当言论”，连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检查科控告。时隔不久，该报又刊发如此热辣的《安福世系表之说明》，把安福政府大小头目奚落了个遍，一时间被人称为“惹祸文章”。毕竟，北洋政府是当时世界公认的中华民国之合法政府，曾作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加入协约国参加“一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如今受此奇耻大辱岂肯善罢甘休？

果不其然，一个名叫穆安素（G. D. Musso）的外国律师很快就踏入上海租界，一纸诉状将《民国日报》告上法庭。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就向《民国日报》的负责人发出传票，邵力子、叶楚伧于1919年10月1日前去接受讯问。身兼法官的英国副领事经过一番简单询问后，告诉他们两天后将开庭审理此案。邵、叶二人爽快地表示，他们一定准时到庭接受裁判。 DBkSOjKjPxHVIzoQaqbl061wHTCng+wyCq84FlouEDzGy8CKMsC5lUxFar25Zy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