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 ：姚荣泽案当年的轰动程度令后人难以想象，当时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关于案件进展情况的消息和评论。前清知县一日杀俩革命党人，剖腹剜心堪称惨烈；随后民国司法总长与沪军都督又打起笔墨官司，一方铁了心要秉公办成民国司法第一案，另一方则热血沸腾要为同志报仇雪恨，双方语带机锋，措辞日益严厉。这起案件不仅热闹，还有普法知识可学，令人大开眼界，国人看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中也开始了解何为司法独立。

然而，事情终归要有一个结果，手心手背都是肉，究竟是快意恩仇为革命同人意气用事呢，还是维护新政权所追求的司法独立呢？民国元首孙中山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中外瞩目的情形下，姚荣泽案已经不再是一起杀人偿命那么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民国司法独立究竟是不是一句空话的试金石。自从接到伍廷芳以西法审判姚荣泽的电报后，原本一意支持陈其美的孙中山犹豫了。虽然孙中山也曾撰写挽联痛悼周、阮，但他还是很快就给出明确的答复，说伍廷芳“所陈姚荣泽案，审讯方法极善，即照来电办理可也”。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孙中山在答记者问时就说过“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此刻他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郦波 ：孙中山有一个伟大之处是，他平常很冲动，但一遇到大局却能超越自己感性的认识，很理性地去处理。当他把姚荣泽案上升到确立民国司法精神的高度时，他意识到伍廷芳是对的，所以非常支持伍廷芳。

民国成立前后，伍廷芳一直忙于南北议和，无暇顾及民国法制建设。民国初建，一切制度均不完备，司法制度也是一片荒芜。早在十年前，伍廷芳就在清政府担任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 一同推动中国近代法制改革，如今在亲自参与创建的新政权里担任司法总长，自然更是不遗余力。然而，破旧立新必然遭到旧势力的强烈阻抗，伍廷芳只能在适当妥协中曲折前行。

在2月18日致孙中山的电报中，伍廷芳就提出一套比较周详的西式审判方法，说他拟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当承审法官，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原告和被告聘请律师到庭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孙中山回复说一切照他所说的办，不料陈其美先下手为强，2月29日擅自宣布委任蔡寅为庭长，律师丁榕为陪审官，日本法律学士金泯澜等二人为民国代表。伍廷芳指责陈其美僭越司法部的权力，并提议组织一个临时的合议裁判所，由陈贻范 任所长，丁榕、蔡寅任副所长，再设三五名陪审员。陈其美以此事已公诸报端为由，提议由蔡寅任所长，陈、丁二人任副所长。面对盛气凌人的陈其美，伍廷芳只好采取通融办法：不加正、副所长之名，三人统称裁判官，座次以陈贻范居中，蔡寅居左，丁榕居右。

当一起刑事案件被扣上“破坏革命事业”的帽子，性质顿时变味，审判变得复杂。在以拳头说话的年代，再加上自视为正义的化身，握有一方军权的陈其美自然硬气十足，以“此案迹近反抗民军”为由，振振有词地与司法部争权。在陪审团的人员配置问题上，陈其美要求沪军都督府与司法部所派人数相当，最终迫使伍廷芳再次让步，由沪军都督府选派10人候选，司法部选派20人候选，然后抓阄选出7人担任陪审员。双方几经争辩、磋商与互让，最终出炉一个由3名裁判官、7名陪审员组成的临时合议庭，于开庭前一周登报公示审判地点及日期，由陈其美安排下属制作和发放旁听券。1912年3月23日、30日和31日，姚荣泽案在上海南市市政厅三次开庭审理。

傅国涌 ：这个案子相当程度上是按照伍廷芳拟定的司法程序来审判，有律师，有陪审团，有主审法官，庭审过程中让被告律师充分发表了法律意见，也让姚荣泽进行了自我辩护。

梅毅 ：姚荣泽当然喊冤，说我并不想杀周、阮二人，我是在山阳士绅的撺掇下，不得已才派人杀了他们。

面对周、阮二人是被姚荣泽挟嫌杀害的指控，姚荣泽的律师辩称被告并不仇视革命，乃因二人有扰乱治安、越权行事之行为，杀他们是行政行为。姚荣泽本人也辩称，辛亥革命发生后有人问他是什么态度，他说我是汉人，无不帮助汉人办事之理，后来有山阳士绅因周、阮二人扰乱治安要求拿办，他就派人将他们捉拿到府学，当时在场的十余人均说地方危险，办此二人不错，于是就杀了他们。

郦波：审判还算顺利，因为当时民意沸腾，尤其是革命党人惩凶的呼声非常高，法庭判处姚荣泽死刑并未出乎多少人意料。

尽管姚荣泽及其辩护律师以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为由，希望法庭从轻发落，但法庭最终认定姚荣泽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于两周内执行。裁判官丁榕说，诉讼双方如还有话要说，法庭准许5分钟做最后陈述。被告律师先行退庭后，姚荣泽由法庭书记员代言，申辩说杀人并非出于己意，乃受人所逼，请求法庭施恩减刑。

姚荣泽被判处死刑似乎是一件没有太大悬念的事情，然而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陪审团却不是摆设，最后竟然又救了姚荣泽一命。以前由行政官员一手操办司法审判，现在改由陪审团掌握裁判权，旨在保证司法公正。陪审团成员须与诉讼双方素无嫌怨，亦不得对本案抱有成见，经诉讼双方认可后才行。因姚荣泽当庭请求法外施仁，陪审团合议后认为，此案发生在时局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时不同，姚荣泽虽罪有应得，而情尚可原。最后，有4位陪审员出面禀请临时大总统施恩减刑。

梅毅 ：南北议和结束后，孙中山很快就交权，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一上台，一看这是新式法律，又有新式陪审团的请求，就做个顺水人情恩准了。你想袁世凯是什么人哪！他不是革命党出身，又不是陈其美那帮人，姚荣泽杀的又是同盟会和南社的人，跟他没什么关系。一纸大总统特赦令下来后，姚荣泽一下逃出生天，不仅死刑免了，而且很快就被释放了。当时群情激愤，革命党人痛骂伍廷芳是老贼，说姚荣泽该死，他这样残杀我们革命志士，应该千刀万剐，竟然被放掉了！因此，伍廷芳成了众矢之的。当然，这也是革命党人的偏激所致。

郦波 ：革命党人心有不甘，认为这个案子审得很失败，而伍廷芳最后也因为这个案子郁郁寡欢。不过，这个案子对于民国司法精神的树立，对于民国司法体制和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它使得姚荣泽一人逃出生天，却也使得民国司法精神独立起来。因此，伍廷芳以及后来很多民国司法界人士都认为，姚荣泽案是民国司法第一案。

作为中华民国首任司法总长，伍廷芳更关心的是如何建设民国司法制度，而不是如何给姚荣泽判刑。当陪审团成员找他向袁世凯求情时，他以已卸任司法总长为由拒绝。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内阁两天后解散，伍廷芳只当了两个多月的司法总长。4月13日，袁世凯下令特赦姚荣泽，免其执行死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有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的权力，袁世凯这样做有法可依。虽然跑步进入民国了，有些思想和制度还是跟不上，只是换了个马甲，摆脱人治的道路漫漫长兮。后来姚荣泽被改判10年监禁，附加罚金结案，实际上关押3个月就获释出狱。

袁世凯当了一回“好人”，伍廷芳却成了集体唾骂的“坏人”。革命党人大为不满，纷纷质疑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世道！他们认为当初若不是伍廷芳从中作梗，姚荣泽早就被陈其美处死了，哪能逍遥法外？柳亚子慨叹道：“我们几个书呆子，又中什么用呢？”一时间，伍廷芳千夫所指，革命党人所有的不满情绪均指向他。此案司法程序公正却换不来令人心服口服的审判结果，国人一时对所谓文明审判产生怀疑，对伍廷芳过于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非常不满。

革命党人的愤怒情绪，源于心理落差太大。此案开审前，革命党人在心里已经给姚荣泽判了死刑，笃定如此“凶犯”难逃一死。陈其美大骂姚荣泽是“民贼汉奸”，一口一个“姚贼”，为此伍廷芳致函纠正说：未经法庭裁判为有罪之人，皆不得谓之有罪。中国传统司法习惯于有罪推定，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证据来支持有罪预断，先入为主难免造成误判。英美国家则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不等于罪犯，在被司法机关判决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只能称作犯罪嫌疑人。伍廷芳借姚荣泽案传播这种观念，并引进控辩式庭审方式，给诉讼双方同等的辩护权。

在举国一边倒的复仇声中，伍廷芳不是去迎合，而是去引导。他说姚荣泽案“所争执者，审判之方法，而非案情之虚实”，使之成为民国最早贯彻程序公正原则的案件。中国传统司法因长期从属于行政，任人揉捏的现象屡见不鲜，法屈于人使得司法公正无从保障。连程序公正都难以保证，实质公正何从谈起？程序公正是为了摆脱人为干扰，防止恣意专断的裁量。在权大于法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司法公正之路注定荆棘丛生，伍廷芳的良苦用心注定知音难觅。

任何体制改革都是一场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拒。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始于清末新政，一直延续至民国乃至今天，行政干预一直是司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自秦汉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后，君主的意志便成为中国法律的基本渊源，“法自君出”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兼掌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在权大于法的社会，有法不依、徇私枉法的现象屡见不鲜。

司法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法律领域，更在于政治领域。伍廷芳与陈其美的论战，表面上是一场司法争论，实际上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博弈。军政强人陈其美一直想走人治的老路，在从速处决姚荣泽而不得时，便要求山阳县派兵警捉拿周域邠、杨建廷等9人，转交沪军都督府以军法惩办。接受过西方法律观念的伍廷芳，则试图以法治挑战人治传统，引导民国走上全新的法治之路。法治与宪政、人权乃同一谱系，司法独立对这三者来说意义重大。清末开启了中国司法独立的历史，然而至今仍任重道远。人治传统在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法治观念就像一个新生儿，100多年来虽在成长，却不断受到政治干扰，至今仍不成熟，难以撼动盘根错节的千年老树。

姚荣泽案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行政之手的干预，自始至终笼罩着“大行政小司法”的阴影，民国司法独立的初次啼声充满悲情。在司法力量很小的时候，司法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独立。追求司法独立是为了保障人权，这个愿望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不管怎么样，伍廷芳以一七旬老人之躯顶住千钧之重，让千年老树开出一朵新鲜的花，虽然花很小，风一吹摇摇欲坠，然而花开的声音终究让人听到了。

陈晓楠 ：“民国第一案”就这样匆匆落下大幕，民国司法改革的大幕却徐徐拉开了。一扇窗的关闭，是另一条道路的铺陈开来，国人开始领略到另外一片天空：原来真正的法律是这样的！从前那种击鼓鸣冤呼喊着“青天大老爷”的场面，逐渐在国人心中淡出，一个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HyoksNPgTeSkvK1JO/t29MiPLivhcP8gP9/0y+B6WxgEIRvXrscAYHDSrueXN3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