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先是软禁民国大总统曹锟，随后又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的善意，终于到头了。虽然溥仪对这次政变早有不祥的预感，然而当一纸驱逐令从天而降，他还是吓得跳了起来。当时他正在储秀宫和皇后婉容吃水果聊天，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而他随后也不得不从紫禁城滚出去。

这场旋风刮来的时候，是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许，国民军限令逊清皇室即日出宫。整个皇宫一片慌乱，溥仪的生父载沣 把头上的花翎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婉容的父亲荣源 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他那位向来傲得有些张狂的皇后女儿，态度强硬地叫嚷道：“反正我铁下心，今天不搬，不能搬！”溥仪双手托腮，一声不吭。淑妃文绣无奈地说：“搬出去也好，省得在这里担惊受怕！”

当天下午4点10分，除了敬懿太妃 和荣惠太妃 死活不肯出宫，溥仪、婉容、文绣等人不得不乘坐国民军备好的汽车，仓促迁居载沣位于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溥仪下车时，执行此次“逼宫”任务的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 过来跟他握手交谈：“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你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好好为国效力。京师警察总监张璧 在旁凑趣说：“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溥仪听了特别不自在，他所想要的是重新坐上皇帝宝座。

被迫交出象征皇权的印玺之后，溥仪住在门禁森严的醇亲王府里，终日忐忑不安。不久，他风闻冯玉祥又要有所举动，便赶紧避居日本公使馆，在那里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殷勤接待。日本人特意腾出一所楼房专供他使用，于是“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全套恢复了，旧臣遗老以及数十个下人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还帮他获得段祺瑞执政府的谅解，生命财产一时无虞。看见逊帝有日本人撑腰，各地旧臣遗老就像吃了兴奋剂，腰板也硬起来了，敢跟执政府叫板和抗议了。

当时溥仪站在一个三岔路口：一条路是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放弃皇帝尊号和政治野心，做个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路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要求取消修正条件，恢复袁世凯时代的优待条件，以逊帝身份重返紫禁城；还有一条路最曲折，它先通向海外，然后回指紫禁城，借外力复辟大清王朝。当时溥仪被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吓坏了，在旧臣遗老们的争执不休中，决定先移居天津日租界，在那里筹划出洋及复辟事宜。1925年2月23日晚，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人员及便衣日警一路护送下，乔装乘坐火车抵达天津日租界。次日，他的后妃以及滞留日本公使馆的那帮人马也启程来津。

溥仪本没打算在天津长住，后因出洋计划搁浅，且在津日子过得甚为舒适，竟有些恋恋不舍。因事先定好的住处尚未收拾妥当，溥仪只得先屈居大和旅馆。2月27日，溥仪被前清官员张彪 以君臣之礼迎入张园，在这座西洋古典风格的豪宅一住就是四年。溥仪所住的房间，两个月前刚刚接待过孙中山夫妇。“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途经天津时即下榻于此。一个是清朝末代皇帝，一个是民国开国之父，两个水火不相容之人，竟然结下同眠一处之缘，只不过都颇感几分无奈。两个失意的政界风云人物，敌不过历史的风云变幻。

当初张彪接待民国国父孙中山并非出自本意，乃是碍于情面勉强为之，而今旧主溥仪“大驾光临”，则极尽“事君”之道。溥仪来天津之前曾派人找房子，这位前清武将主动提议让“皇上”来张园住，并坚决不收房租。张家为此忙得不亦乐乎，购置了牛皮沙发、波斯地毯、钢丝软床，订购了欧式家具，赶制了近百件床上用品，还扩建了楼层和房屋，以满足“皇上”的居住和办公之需。张彪把主楼“平远楼”让给溥仪居住，全家老小则搬到后面去住，并立下很多规矩，不许孩子们接近“皇上”。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每天清晨都带着一把扫帚过来，亲自给“皇上”扫院子。

溥仪入住张园不久，就于1925年3月5日在门外挂出“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广结遗老遗少及各派势力。1927年9月，67岁的张彪病危，溥仪闻讯赶去看望。垂死的张彪很激动，只是口不能言，也无力举手致敬，面部悲哀的表情依稀可见，只能微微做一下告别状，唯有目光灼灼，盯着旧主直到断气。溥仪挥泪不已，在张彪成殓之际亲书“心如金石”的匾额，赐陀罗经被为他送行。然而，时代毕竟变了，这位忠臣死后一年，他的儿子们就摆出房东的面孔，伸手向溥仪索要房租。当时日本准备增兵天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想把张园买来驻军，而张彪的儿子们正好也想把张园出售后分家，溥仪只得另觅新寓安身。

1929年7月9日，溥仪移居与张园距离不远的乾园，房东是民国政府前驻日公使陆宗舆 。溥仪入住后，将乾园改名为静园，但他并不是要在这里求清静，而是要“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在天津做寓公的溥仪，表面上过着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实际上内心的野火一直熊熊燃烧，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回紫禁城，再一次“飞龙在天”。然而，在那个白云苍狗的年代，就连“天子”也无法预料天底下会发生什么新鲜事。1931年8月25日下午，外面风平浪静，可溥仪的内心怎么也静不下来。他万万没想到淑妃文绣竟然离家出走，并且提出要跟他离婚！

梅毅 ：第二天，天津《国强报》刊登一篇文章叫《溥仪妃子离婚》，其中有一句话说“这真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公馆破题第一遭的妃子起革命”。这下出来一个新名词叫“妃子革命”。

王庆祥 ：为什么叫“妃子革命”呢？因为文绣和旧势力斗争，所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中华民国的法律。这个在皇家是不被承认的，而文绣使用的恰恰是这个东西。

方兆麟 ：皇妃和皇帝离婚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这件事非常轰动。

梅毅 ：当时说溥仪被人革了好几次命，现在连妃子也要革他的命。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众口皆传。你可以想象溥仪当时在静园绝对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很要脸面。从前那些王公贵族也都急坏了，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在民国时期，什么都很新鲜，“离婚”一时也成为时髦词汇。中国人的婚姻以前被定义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宗族利益被摆在首位，而个人幸福可以置之不顾。1904年，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恶俗篇》，中国传统婚姻制度首当其冲：“可恨我们中国人，于婚姻一事，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合乎情理。……原来人类婚嫁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不忍相离，所以男女结婚。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唉！开店的人请个伙计，还要两下里情投意合，才能相安，漫说是夫妇相处几十年的大事，就好不问青红皂白，硬将两不相识，毫无爱情的人，配为夫妇吗？……唉！你想男女婚姻，乃终身大事，就是这样糊涂办法，天下做老子娘的，岂不坑害了多少好儿好女吗？”

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昂起“个人本位主义”的拳头，砸向吃人的“家族本位主义”。当时关于恋爱与婚姻问题的观点林林总总，其中一个来自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 的观点，最终彻底征服了中国的青年男女。爱伦·凯将爱情视为两性结合合法性的唯一前提，认为即使没有法律手续的爱情也是道德的，而没有爱情的两性结合，即使具备完备的法律手续也是不道德的。中国传统的包办婚姻方式，在爱情至上论的语境中丧失了合法性。鲁迅曾经这样比喻包办婚姻：“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吧！’”

尊重个体价值的思潮冲刷着旧观念，“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离婚自由”一时间成为最引人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被困在笼中的人想冲出去寻找幸福。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那些不想掉进牢笼的男女高呼婚姻自主，那些已经陷入苦海的男女则渴望离婚自由。然而，过去对婚姻关系的解除权，绝大多数时候掌握在男方手中，一纸休书就能剪断婚姻线，让女方像断线的风筝孤苦零落。女子则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即使夫君连猪狗都不如，她也得死守在婚姻的坟墓里。

面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离婚权，数千年来国人麻木不仁，而陈独秀当年在《恶俗篇》里就已怒目而视：“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男女不合，都可以禀官退婚，各人另择嫁娶，以免二人不和，勉强配为夫妇，随后弄出不美的事来。……我们中国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虽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却没说女子可以退婚，这不是大大不平的事吗？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岂是女子天生的下贱，应该受男子糟蹋的吗？男女不合适都可以退婚，这是天经地义，一定不可移的道理了。”这位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此时已经喊出“世界上人，男女平权，毫无差别”的口号。

新文化浪潮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裹挟进来，以强劲的力道猛然冲向传统的婚姻模式，围城里沉睡的男女被唤醒了，“离婚自由”便成了不幸福之人自救的呼喊。由于婚姻线牵系着两个宗族的利益，夫妻俩即使被束缚得喘不过气来，谁也不能轻易拿起剪刀一剪了之。虽然丈夫享有很大的离婚权，只要妻子犯有不孝顺公婆、无子、淫乱、善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这“七宗罪”之一，就有理由堂而皇之地休妻，但有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古代用来约束丈夫“出妻”权力的是“三不去”规定，即富贵后不能休贫贱时娶的妻子，妻子被休后无娘家可归则不能休，妻子曾为公婆守丧三年也不能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的权益，使之不至于被丈夫随意抛弃。然而，男性可以通过娶妾来弥补婚姻的不满足感，而被丈夫冷落的女性只能独守空房终老。

中国古人离婚总体来说不自由，不过，在思想自由开放的唐朝出现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离婚方式——和离，有点类似今天的协议离婚。唐律允许“不相安谐”即感情不和的夫妻离婚，开始顾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感受。然而，由于唐律同时又规定丈夫有“出妻”的权力，而且禁止妻妾主动离开丈夫，因此“和离”往往只是一种比较体面的休妻方式。另外，当时女性经济不独立，除贵族妇女外，一般很少有人主动提出离婚。到了宋代，法律赋予女性一定的离婚权，如丈夫出外三年不归，或者因犯罪而移乡编管，或者将妻子典雇给别人，或者令妻子为娼，或者住在一起的亲属强奸妻子，此时妻子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古代婚姻是以“合二姓之好”为出发点，当两个宗族之间恩断义绝，官府有权强制夫妻离婚。唐律规定一旦夫妻间发生“义绝”行为，如丈夫殴打、杀害妻子的亲属，或者妻子欲谋害丈夫，打骂、杀伤丈夫的亲属，与丈夫的亲属通奸，或者夫妻双方的亲属互相杀害，此时不仅当事人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夫妻必须解除婚姻关系。即使夫妻一方或双方不愿离婚，官府仍强制执行并施以刑罚，比如对不肯离异的一方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对于违法结成的婚姻，比如重婚、骗婚或者强娶，官府也要判离并予以处罚。

中国离婚法律制度发展到唐朝已基本定型，后来历朝虽有一些改动或补充，但主体仍是“七出”“三不去”“和离”“义绝”“违律为婚”等唐律已有的那套东西。其中最人性化的“和离”，却随着程朱理学的盛行而窒息，离婚日益被道德绑架，尤其是女性宁愿困死围城，也不愿走出去遭人冷眼和唾骂。以前离异女子即使无过错，也会受到道德上的审判，“刑余之人”的痛苦甚至大于不幸福婚姻的苦涩。

这种将离婚与道德挂钩的传统观念，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在离婚问题上首先要突围的堡垒：“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国对于两性的道德总没有同一的标准，同样的关系于性欲的事，男子犯了不为不道德，女子犯了便为大不道德……现在的离婚大多都是根据了这个偏颇的两性道德观产生出来的……必须先解决两性间标准道德问题，然后离婚问题有正当解决法。”在1922年《妇女杂志》推出的“离婚问题专号”上，观点鲜明地指出：“离婚这件事，决不是不道德的。只有一对毫无爱情的夫妻，社会上用了旧礼教来压迫、束缚，不准他俩离婚，这才是不道德。”在新思潮的洗涤下，20世纪20年代有些地方出现了“离婚潮”，其中由女方提出离婚的比例往往高于男方。

要实现男女平等、自由的离婚权，光有知识分子疾呼还不行，还得有国家法律的支持才行。辛亥革命虽然一夜催生了中华民国，然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却很难产，很长一段时间大量沿用清末律例。民国民法典一直迟迟未能出台，婚姻法规便主要沿用前清刑律中民事部分相关内容，其间北洋政府制定过含有“亲属编”的民律草案，却未正式颁行，仅由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例援用。直到1930年1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从属于《中华民国民法》的“亲属编”，并于1931年5月5日起施行，这才结束了将近20年的“新国民，旧婚姻”之尴尬。这部修正后至今仍在台湾地区施行的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赋予夫妻双方同等的离婚权利。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刚施行三个多月，就被末代皇妃文绣拿来闹“妃子革命”。虽然法律赋予了女性“休夫”的权利，然而一介妃子敢跟皇帝闹离婚，还是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溥仪这出后院起火的戏，想来颇有韵味。妃子离家出走并提出法庭相见，这种千古未有的奇事竟让溥仪赶上了，末代皇帝只能慨叹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那么，淑妃文绣到底是受了什么委屈非离婚不可呢？这还得从她当年入宫说起。

赵继敏 ：溥仪当年在选皇后的时候，由于年少，就随意地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选定了文绣。但端康太妃 和敬懿太妃分别看好婉容和文绣，端康太妃就力推婉容，而婉容当时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是百里挑一的才女，才貌双全。最后在遗老遗少的斡旋下，溥仪不得不把婉容立为后，而他已经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圈，皇帝的御笔不可更改，所以就立了一后一妃。

额尔德特·文绣选秀照片

郭布罗·婉容选秀照片

1921年年初，溥仪刚满15周岁，太妃们就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大婚事宜。然而，结婚一事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溥仪说他如果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他像个孩子似的管束了。虽然溥仪不把结婚当回事，旁人却被私心点燃了热情，当时参选女孩的照片可以装订成册。按清朝旧制，皇后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当中挑选，徐世昌、张作霖推荐的人选就都被婉言谢绝了。

逊清皇室经过反复筛选，最终有四个女孩入围，成为皇后候选人。当这四张照片送到养心殿让溥仪钦定时，溥仪后来回忆说：“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就是这个漫不经心的圆圈，让逊清小朝廷卷入历朝都有的后位之争。太妃们为了自己将来在宫中的地位，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人当皇后，因此互不相让。同治帝的遗妃敬懿太妃中意文绣，但光绪帝的遗妃端康太妃反对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又不好，而婉容出身富户，又长得很美。溥仪的生母也附和说，文绣家贫，恐进宫之后有小家气，建议此婚可缓议。当王公们受端康太妃之命前来劝溥仪时，溥仪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儿。敬懿太妃当然不乐意，最后同治帝的遗妃荣惠太妃提议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溥仪本来觉得连娶一个老婆都没多大必要，但在王公大臣搬出祖制“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劝说下，最终于1922年3月10日下旨立婉容为皇后，封文绣为淑妃。

两个漫不经心的圆圈，让两个本不相干的女子从此生命有了交集，不由自主地从民国退回宫廷斗争的老路。时年13岁的文绣是个蒙古族女孩，生长在一个没落的满洲贵族家庭，丧父后与寡母、姊妹艰难度日，后被一心想光宗耀祖的五叔额尔德特·华堪送去选秀。时年16岁的婉容是个达斡尔族女孩，家境富裕，民间传说是父亲花了20万两黄金为她买来皇后凤冠。不管这两个妙龄少女当初情不情愿嫁给溥仪，她们对婚姻的想象应该比婚后的现实幸福些吧。溥仪晚年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尽管妻妾在溥仪眼里都只是摆设而已，溥仪当年为了撑皇家的脸面，还是举办了一场隆重而浮华的婚礼。逊清小朝廷专门成立了“大婚礼筹备处”，查阅了《大清会典》和历代清帝大婚的档案，决定按照花费较少的同治帝婚礼规模来办。当时报纸上说婚礼费用核定为40万元，按行情可以购买20万袋洋面。逊清皇室一时难以筹措那么多钱，只好从深宫大库内挑出1000多件金、银、玉、瓷器等珍贵物品，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贷款。民国政府财政部写信致歉说，政府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清室的岁费不能发足，现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其中2万算作民国的贺礼。当时给溥仪送贺礼的人，不仅有前清遗老旧臣，有康有为等社会名流和外国使节，还有徐世昌、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等民国要人。

贾英华 ：1922年12月1日是溥仪大婚的日子，按照清宫规矩，妃子必须提前一天进宫去跪接皇后。文绣不但一夜之间从皇后被调成妃子，还要去坤宁宫跪接后来居上的婉容，自然憋了一肚子气，和婉容的矛盾从此开始。

王庆祥 ：毕竟时代和过去不一样了，溥仪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觉得在逊清时代好像不应该再那么严格地按照清朝的先例办事，所以就下令免除了淑妃文绣的跪迎之礼。皇后婉容则觉得溥仪虽然保留有皇帝尊号，但应该按照新时代的一些方式来办事，根本就不应该再一夫多妻。洞房花烛夜，溥仪本应该在婉容那儿度过，当时他把皇后的盖头拽了一下，一看确实长得挺漂亮，可他坐一会儿就出去了，回养心殿他自己的卧室去了。很快这件事传出去了，有报纸甚至登出来了，说是皇后对皇帝采取了闭门措施，以此来报复一下溥仪。其实，从溥仪的本意来看，从开始选立后妃到大婚，这些都不是他非常喜欢做和愿意做的。溥仪经常都是自己独身住，到谁那儿都是坐一会儿就走，一般不在婉容那儿过夜，也不在文绣那儿过夜，可是两个女人因为这件事情，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文绣结婚时朝服像

婉容大婚时朝服像

两个豆蔻年华的女人不知道溥仪患有性功能障碍，对哪个女人都没有兴趣，她们只能把猜忌的怨气撒到情敌身上。溥仪用一场盛大的皇家礼仪迎娶来的一后一妃，在给他带来一点家庭之乐的同时，也给他增添了不少烦恼。溥仪很快就被卷入后妃矛盾的旋涡之中，有时不得不充当调解员，努力扮演好一个年轻丈夫的角色。虽然大婚那天他免去了文绣跪迎婉容之礼，但这并不能消除后妃之间注定的不平等待遇。初入紫禁城，文绣就清晰地感受到后妃地位悬殊，她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在宫中永远不可能与皇后平起平坐。

王庆祥 ：例如吃饭，虽然她们各有各的御膳房，婉容在储秀宫里有皇后专用的御膳房，文绣在长春宫里有她作为妃子的御膳房，但至于有几个厨师、用什么级别的厨师，那都有着严格的区分。逊清的时候继承了清朝历代的规矩，比如溥仪一顿饭百十样菜，婉容大概有三四十样菜，文绣可能也就十样八样菜。她们二人在穿衣上的花费可能相差四五倍，应该说差距是很大的，比如说这方面的花销要是给婉容800块钱的话，文绣很可能也就给200块钱。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是，给她们配备的师傅也有区别。皇后也好，皇妃也好，进宫以后干什么呢？她们每天做什么呢？当时都给她们安排好了，她们的任务就是读书，这就要给她们配备师傅。婉容小时候就接受过一些西式教育，英语也学了一点，入宫后溥仪又给她请了两个美国教师，她原先那个英语教师也被召进宫来。这样的话，婉容的英语师傅就有三位，汉文师傅可能也还有几位。据我所知，文绣的英文师傅只有一位，汉文师傅也只有一位。

赵继敏 ：当时婉容和溥仪都分别有自己的英文老师，溥仪受英文老师的影响之后思想开始西化，生活方式也渐渐西化。

溥仪13岁时身边就来了个“洋帝师”庄士敦爵士 ，而婉容婚前曾在天津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读过书，夫妻可谓有共同语言。在宫中的时候，溥仪给自己起了个外国名字叫Henry（亨利），给婉容取名Elizabeth（伊丽莎白）。这个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婉容很是喜欢，自己音译为“衣里萨伯”。据说当年婉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在那些情意绵绵的短笺下方，都以这个英文名落款。夫妻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可谓是两情相投，溥仪一度把婉容引为知己。

与端庄秀美、仪态不凡的皇后相比，淑妃文绣显得有点黯然，日子也就有点寂然。文绣被迎娶入宫那天，所受到的冷遇比婉容更甚。当时溥仪坐在养心殿的宝座上，在身着婚服的文绣恭行三拜九叩之礼后，只冷淡地说了一句话：“下去歇息罢！”然后，文绣被人带往长春宫，新婚之夜终不见溥仪踏进洞房半步。据清宫太监回忆，溥仪初见文绣似感平常，自此与她疏远，而她也很自爱，除了去溥仪和太妃们那儿请安之外，一般是闭门教宫女读书，也做些针线活，得了个贤惠的美名。

梅毅 ：文绣和溥仪刚结婚的时候，二人关系还不错。溥仪请来汉文老师和英文老师教她，二人还经常去景山游玩，比如放风筝。可能因为当时二人都很年轻，关系一度不错。

王庆祥 ：婉容当时也很小，跟溥仪同岁，所以他们都还是想着玩。总让宫里的大墙把他们的目光遮挡住，这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在这方面，他们尤其是溥仪受到很多限制，后来他觉得既然我是皇帝，许多事情得由我说了算，我不能总是被圈在四面高墙里，所以他总是找借口出宫。

贾英华 ：溥仪尽量哄着两位后妃，说带你们玩行了吧，咱们别惹闲气。他们今天上景山，明天在宫中转悠，一块儿学自行车，一块儿照相，到处游玩。在溥仪的尽量协调下，这段时间两个女人相安无事。

王庆祥 ：从气质、思想深度、性格来讲，文绣有比婉容强的地方，但婉容也有她自己的特点和能力，再加上长得比较漂亮，眼睛、脸蛋、身形都比文绣高一截。到了1924年以后，溥仪的态度有点变化，开始偏向婉容，对文绣逐渐有点冷淡。

后妃矛盾在宫廷中历来就有，有时甚至演变成血腥的斗争。如今时代不同了，婉容和文绣之间虽有分歧，但并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婉容自幼娇生惯养，处处争强好胜，再加上反对一夫多妻，不时排挤文绣是难免的。在宫中的时候，恃宠而骄的婉容会写信挖苦文绣，比如问她：娇病好点了吗？进得好拉得香吗？还顾影自怜吗？婉容在信中甚至嘲弄说：“余今甚思构［购］一明镜，以备顾君之影。”婉容的中文功底不如文绣，信中经常出现错别字，受辱的文绣有时也会回击，在错别字下方加括号嵌入正字，回信说“来函笔误甚多，兹特更正还回”。寂寞深宫里，两个年轻女人时而打打笔仗，也算是一种打发无聊的消遣吧。

紫禁城像是一座鸟笼，被关在里面的小鸟们虽然不自由，但起码衣食无忧，也不用东躲西藏。然而，终于有一天笼门被撞开了，小鸟们被黑洞洞的猎枪吓坏了，仓皇逃出笼外才发现天不一定总是蓝的，阴晴不定的气候让它们无所适从，到处乱撞的结果是头破血流。风云突变，溥仪不得不过起寄人篱下的日子，渐渐走上傀儡的歧路。躲在他羽翼下的两个女人，因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潜伏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最终走上不同的人生轨道。

赵继敏 ：溥仪被逐出宫之后去了天津，应该说他那个时期政治上失意，所以精神上也很空虚，经常带着婉容出入一些高级舞场，参加一些宴请，一度和婉容的夫妻关系还是挺和睦的。

婉容虽然出生在北京，但却是在天津长大的，现在随溥仪再度回到这座城市，简直是如鱼得水。这位末代皇后一改清宫装束，换上时装旗袍和高跟皮鞋，还烫了头发，成为一位摩登女郎，经常与溥仪在公开场合出双入对。溥仪以前在宫中不得不顾“龙颜”，穿着打扮不能太随心所欲，现在想穿长袍马褂就穿长袍马褂，想穿时尚西装就穿时尚西装。当然，每逢外出，溥仪还是很注重形象，“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外国贵族的模样。他和婉容经常坐汽车到处游览，一起去溜冰、打网球、看电影、上咖啡馆、进夜总会、出入赛马会、参加跳舞比赛等，日子过得惬意而风光。

婉容时装照

溥仪与婉容合影

梅毅 ：到天津之后，文绣和婉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婉容多才多艺，性格非常外向，为人又比较霸道。当然，文绣也可以说是秀外慧中，但她比较内向，属于闷葫芦性格，在跟溥仪沟通方面就输婉容一成。

贾英华 ：文绣越来越气不平。溥仪每月会给她们一点钱，到天津之后还是照老规矩，后就是后，妃就是妃，二人有一定的差距。文绣心里本来就不满，就在钱的问题上爆发了，但她说了也没用，皇上就是皇上。

方兆麟 ：婉容也在不断地离间溥仪和文绣的关系，溥仪慢慢也就疏远了文绣。

梅毅 ：特别是有一次，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回英国前跟他们告别，说临别前跟你们照张相吧。文绣特别高兴，赶紧进屋里换衣服，结果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庄士敦、溥仪和婉容已经合完影。为什么呢？当时肯定是婉容催促庄士敦赶紧照相，说你等一个妾干吗？这让文绣受到很大的刺激。

根据1924年11月5日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即日起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也就是说，寓居天津的溥仪已不再是皇帝，婉容和文绣也不再是后妃，他们都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公民，从法律层面来讲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然而，延续数千年的“君权”观念不可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何况溥仪一直没有放弃复辟的行动，在张园和静园里始终自称皇上，而婉容和文绣也默认原有的身份。尽管他们的衣着站在时代最前沿，思想却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时代，封建等级观念依然在这个小圈子中延续。

如果不再承认溥仪是皇帝，他只是一介平民，那么文绣就沦为妾了，而妾历来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张园的时候，溥仪和婉容的卧室都在二楼，而文绣住在楼下会客大厅南侧的一间屋子。他们虽然住在同一栋楼房里，但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好像马路上的陌生人一般。搬到静园后，溥仪和婉容住主楼，而文绣独居西楼。溥仪重后轻妃，由此可略窥一二。溥仪几乎从不去文绣的房间，甚至写打油诗嘲笑她，其中一首《蕊珠女士自述》很是尖酸刻薄：“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想起来，我的脸，好不惨然；长得像，母螃蟹，黑暗如烟；我好比，卵中黄，腥臭硬坚；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文绣后来回忆说：“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我被他们两人冷眼相待。我和溥仪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坏了。”

贾英华 ：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后妃矛盾的爆发还是得有个引子，而这个引子很小。有一次文绣路过院子，随便吐了口唾沫，当时婉容正好在旁边，马上就不干了，说好啊你，冲我吐唾沫！婉容马上就去禀告溥仪。

王庆祥 ：我们现在想来，因为她们之间有矛盾，有可能文绣是故意的，也可能并不是故意的。无论如何，文绣这种举动引得婉容非常不满，要求溥仪为她声明态度。

贾英华 ：溥仪心里正烦着呢，就命令一个老太监当面训斥文绣，说你这么做不对，视皇后如何如何，你心里还有没有皇上！

梅毅 ：文绣说，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文绣特别恼怒，从此动了寻短见的念头，总想自杀。

贾英华 ：这件事发生以后，文绣更加不满了，和婉容越闹越僵。有一年大年三十，文绣独自待在屋里，心想你不拿我当人看，过年还不理我。当时文绣跟溥仪、婉容没住在一起，文绣多次提出改变的要求，但是没用。闹矛盾以后，有时候文绣就不去吃饭，心里有气。溥仪干脆说，既然闹气，那就别在一桌吃饭了！所以文绣跟溥仪既不同桌，也不同床，夫妻关系已将近跌至冰点。据有些书籍记载，大年三十那天，楼上欢声笑语，而文绣独自一人没人搭理，连吃饭都没人叫她，于是就拿起剪刀准备自杀。

王庆祥 ：因为这种事情文绣已经做过几次了，每次都没有成功，溥仪已经交代她身边的下人要特别注意，所以下人已经在注意防备她这一手。

梅毅 ：旁边有个太监看淑妃脸色不对，又看她没事去够剪刀，就一下抓住她，等于是救了她一命。文绣自杀未遂这件事传到溥仪耳朵里以后，他不仅没有惊，也没有转化为爱怜，反而更加恼怒，就说她不是想死嘛，谁知道是真死还是假死，让她死看看，死了也就死了！这话传到文绣耳朵里以后，她更加灰心丧气，非常绝望。

溥仪之所以对文绣如此绝情，除了令他恼火的后妃矛盾之外，还因为他俩存在政治分歧。心怀复辟之梦的溥仪，在罗振玉 、郑孝胥 等人的献策下，决定以日本为外援图谋大业。文绣虽然比婉容小三岁，但她似乎更有政治头脑，早在醇亲王府暂住时就劝溥仪：“皇上千万不能轻易相信郑孝胥的话啊！否则引狼入室，后果不堪设想！”1925年大年初一，溥仪被文绣公开顶撞后抄起鸡毛掸子，第一次亲手打了她，伤透了她的心。

王庆祥 ：文绣与婉容、溥仪之间当然有一些感情方面的纠葛，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分野越来越大。张园也好，静园也好，都位于天津日租界，文绣看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她看到什么呢？就是溥仪在天津期间，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复辟清朝。为了这个目的，溥仪广泛地联络当时的军阀和各国驻天津领事，尤其是日本驻天津领事和英国驻天津领事，其实就是在选择到底应该依靠谁。在这个过程中，溥仪的观点逐渐成熟、明朗，走向一个固定的趋势，说到底就是对日本这边越来越重，要依靠和利用日本的力量来为自己的复辟服务。这一点溥仪越来越相信，也越来越坚定，而文绣恰恰在这一点上非常反对，觉得她的丈夫走这条道路，很可能最终会把他自己葬送了。因此，文绣在此期间以多种方式劝导溥仪，希望他放弃这些想法。

在天津那几年，正是溥仪复辟梦想最为疯狂的时候。他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广结有望助他一臂之力的各方人士，挥金如土也在所不惜。文绣其实并不怎么反对复辟活动，只是她看到日本人残暴无比，而溥仪在投靠日本人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不禁从心底升起阵阵悲凉。然而，文绣泼的冷水浇不灭溥仪复辟的欲望，却浇灭了溥仪对她本就不多的感情。

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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