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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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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用惨痛的代价为儿女铺筑大学之路。一个商人自费开展调查，五年走访四百农户，直面农民父母的爱与痛。
党宪宗，陕西省合阳县人，1943年生。中专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师。
1985年下海经商，任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总经理。由于每年接待高考学生和家长住宿，引发了对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问题的思考。
2003年至2007年，五年间走访上百个村庄数百余户供养大学生家庭，并据此完成报告文学《沉重的母爱》，引起轰动。
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关雎诗社社长。
2007年，一个人口仅十几万，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完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小县城陕西省合阳县，突然掀起了一股读书的热潮。有一本书在这个小小县城，短短几个月就卖出了上万本，县里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几度脱销。走在大街上，不论你问出租车司机，还是商店店员，甚至你去问看公厕的老大爷，没有不知道这本书的，并且都说读了不止一遍。
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为这本书专门写了主题歌，编了舞剧，主题歌在县电视台不断地热播，舞剧由县宣传队下乡巡演，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其实这本书的主题完全不跟流行时尚、戏剧传奇什么的沾边，也绝非出自什么大家手笔，它不过是一本体裁有点过时的报告文学，书的作者也不过是小县城里的一名商人。
党宪宗：有一次我坐车到渭南去，车主给我卖票的时候，看着我说，我为什么看你面熟得很，咋想想不起来？我顺口说了句，我是党宪宗。结果那人马上说，啊，你就是写《沉重的母爱》的那个党宪宗，好，你说到我们群众的心里去了，今天你这个票钱，我一分都不收。我说那还能行？但是他硬把那十二元塞到我包里。
不仅普通的民众耳熟能详，贾平凹等诸多知名人物也对这本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党宪宗：我在西安开了一次座谈会，当时像贾平凹这些大家都到了，大家对这本书评价也非常高，把这本书称为当代的“新史”。渭南市的政协主席说他看这本书，看一篇哭一篇，他看上一两篇，要哭上几天，然后才能继续看。
本书的作者党宪宗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爱好者，而他所写的这部调查报告文笔很朴素，但感情真切且视角独特，是一部能对这个时代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的作品。
——贾平凹
这本感动了无数人的书的作者党宪宗，是个地道的陕西汉子。他做过知青，当过中学教员，1985年下海后又承包了合阳县政府招待所。而正是做招待所老板的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今后的生活。
合阳县是陕西著名的“大学生县”，在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每年都要向高等院校输送大概三千多名大学生。1990年之后，党宪宗的招待所开始接揽高考、中考考生的生意。于是每年六七月份，他都会目睹一批批的考生和家长们，在炎炎夏日里度过炼狱般的几天。而这些陪着孩子参加考试的家长们，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让党宪宗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次，他看到一个中年汉子蹲在考场外的墙角，一只手拿着一个冷馍在啃，而另一只手则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肚子。
党宪宗：（我问他）是不是肚子疼嘛？他“嘿嘿”笑了，我说了害怕你笑话，我这包装的是娃的五千元学费，我害怕丢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想，哎呀，就是为了娃上一个高中，自费班交五千学费，还不算正式的交费，自己却在那儿啃一个冷馍吃。当时买一碗面是一块五毛钱，他都舍不得花，但是却给娃这样五千元五千元地交学费。
还有一次，党宪宗在考场外见到了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因为儿子病故，儿媳病重，老奶奶靠捡垃圾的微薄收入供养两个孙女考大学。实在凑不够钱的时候，老人还得厚着脸皮四处求人借钱。
党宪宗：（她说）你不知道，为这娃上学，可以说我脸皮厚了几十层，身上掉肉掉了几十层，整个感觉到说，世界上啥是最不要脸的？因娃要上学到处借债是叫人感觉到最不要脸的，除了天和地没借以外，我把人借遍了。哎呀，老婆婆说这个事情，眼泪“哗哗”流下来，说得我当时也眼泪“哗哗”。但是老婆婆说到她娃的学习情况，把眼泪一擦，眼睛马上明亮起来，说你看我这两个娃，虽然她爸她妈现在是这情况，但我娃娃很争气，学习非常好。我一定要把娃从大学供出来，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儿子。
2003年夏天，党宪宗在招待所又偶遇了一个多年未谋面的老同学。这位父亲已经供出了两个大学生，如今他又陪着小儿子来参加高考了。多年未见，老同学的变化让党宪宗大吃一惊。
党宪宗：当时他见了我，那个眼睛，可以说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我就问他，你现在为什么显得这样苍老？他说，老同学，这一言难尽，大的两个娃上学花了好多钱，现在都在外边工作了，这个小儿子学习也不错，因此不管怎么样我还要送这个娃上大学。我说，哎呀，老同学，你要供三个娃上大学，现在还享不上娃娃的福。他说老同学，你也是做父亲的，做父亲和做母亲的是没办法，自古以来人都是为了啥？为了娃娃，对不对？你说娃娃能上前去，我要是不管不顾的话，我对不起祖先，对不起世上的人，对不起我娃，因此我不管怎样，就算把我这把骨头挣碎，把我挣死，我都要供娃娃上学。农村的情况现在你也知道嘛，这么苦，当了一辈子农民，你说落下个啥？就落下这一身病，因此我不能再叫我娃像我一样当农民。老同学，你愿意叫你娃当农民吗？不愿意吧！一句话把我给问死了，我没啥说的。
合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一年才两千多万元。而如果把读高中的费用加在一起的话，合阳县老百姓一年支付的钱就要达到三个亿，这还不包括大学的费用。一旦家里有大学生，单单一年的学费，对人均纯收入只有一千余元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而合阳县每年考入高校的学生中，80%都是农家子弟。
党宪宗：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大约要一万两千元，四年近五万元。而最近五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一千二百八十七元，最高一千五百八十元，这还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劳奋斗十年，也未必能支撑起一个孩子读四年大学，何况有的农民家庭还要供养两三个。
为了凑够给娃们读书上学的钱，农民父母们可说节省到了极点。到2007年，合阳县还有不少农民家庭一个月的日常开销不到十块钱。
党宪宗以前当过中学老师，自己也曾经是两个大学生的父亲，对合阳当地的教育现状可以说相当了解。但即便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8年国家的教育收费骤增之后，他在招待所里所目睹的这一幕又一幕农村家长们苦痛的情状，还是让他震撼不已。尤其是老同学那罕见的苍老，还有那一句反问，让他的心感到锥刺般的疼痛。
彻夜难眠之后，已经是合阳县一名小有名气的商人的党宪宗做了一个当时谁都没办法理解的决定：他自费购买了录像机还有录音笔，跑到合阳的乡下，开始去打探每一家供养学生的农户，他成了一个民间独立调查者。党宪宗说，他就是想搞清楚，供养高中生、大学生的农民，到底有多苦，有多难？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这么苦这么难当中，能够拼命地撑下去？
经乡亲介绍，党宪宗首先来到一户已经把儿子供到博士后的农家。在这里，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十块钱”的故事。
党宪宗：他儿子1978年考上西北农业大学，给他来了一封信，叫给他寄上十元钱。但他家里一分钱都没有，这十元钱咋办呢？他和老伴商量了半夜。这已经到了寒冬腊月，第二天早晨他和老伴就到棉花地里边去，当时人家把棉花都拾完了，他就从棉花粑粑里边剥那个黄棉花。棉花籽把两个老人手都全部划烂了，剥了啥？十斤棉花卖了五元钱。这离娃那十元钱还差五元，咋办呀？连夜就到棉花地里，把一架子车——就是一人力车棉花秆拉回来，赶天明剁成尺把长的小秸秸，到四十里以外的纤维板厂卖了，得了四块九毛钱。这才凑够九元九，还差一毛钱。在邻居家借了两毛钱——当时的邮费是八分——最后把这十元钱存到信封里边，给儿子邮过去。这个十元钱故事当时老人是含着泪花说的，把我说得泣不成声。
怀着沉甸甸的心情，党宪宗又来到东雷村的马仲康家。老马三十年前在生产队干活时出了事故，残废了一条胳膊，但他愣是拖着残体到工地打工，供出了家里三个大学生。说起供儿女的那段苦日子，老马依然记忆犹新。
马仲康：我这个胳膊废了几十年了。那时候真是挺着犁浆耙磨，不管什么农事都得干，慢慢锻炼，就是这样。我还上过工队，在工队六七年，挣点学费钱，一天只有五块钱的工资。
离开马仲康家，党宪宗随后来到皇甫庄镇河西坡村，找到了农民严现仓的家。老严曾经也高中毕业，抱过上大学的梦想，但“文革”粉碎了一切，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五个孩子身上。倾家荡产好不容易把大儿子和小女儿供出了大学，却也负债累累。老两口至今还住在祖先留下的土窑洞里。
党宪宗：两个娃子上大学，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严现仓：先后两个娃上大学，我卖了匹马，付清以后是背了十一万块钱的账。先是老大毕业以后，拉了三万多块钱的账。关键是这个女子，到西安工业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交了一万一千六，还不包括生活费，生活费还是我每月给她寄。
陈晓楠：这真是欠下儿女的债了。图个什么呀？
严现仓：图的就是把娃娃供出去，叫娃娃摆脱这个落后的环境。古人有句话就是，父愁子妻，子愁父葬，我只求到了百年，有个幸福的归宿就满意了。
为了还债，老严四处打工，现在他靠每日打石头挣钱。但党宪宗说，以这样的方式挣钱，即便不吃不喝二十年，老严也还不清债务。
为债务发愁的同时，老严还特别放不下他那一双大学毕业的儿女。老严的儿子是一名医生，虽然已在城里工作多年，却一直买不起房，每年也只能寄给家里三四百元钱。而女儿毕业后则只能找到一份很不理想的工作。即使进了城，儿女们也没有过上老严想象的幸福生活。为此，老严一直特别内疚，他对党宪宗说，因为自己是农民，没有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有本事帮女儿找个好工作，觉得特别对不起孩子。
党宪宗：他儿子在宝鸡结婚的时候，他去参加。结果到那儿一看，同时那个饭店还有一家子结婚。他说，人家那是城市人结婚，车是几十辆，人一下子就坐几十桌，我们人少，只坐了三桌。当时好像要叫我讲话，我到那儿一站，别人介绍说这就是新郎的父亲，我自卑得在那儿无地自容，我感到给我娃丢人了。本来我儿子还说结婚后，叫我在宝鸡住上几天，好好转转，我当天下午就搭车回来了。我一路就思索这问题，为什么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别就这么大？为什么同样都是人，咱的娃就是这样，人家的娃就是那样？我实在想不通。我再给你说一个寡妇，供养她两个娃上大学。我采访的时候跟她说，你现在就好起来了，你看儿子女儿都毕业了，你可以享福了。她说，唉，人家当父母的给他娃留的有房子，留的有存款，我现在给我儿女留下十万元的账，你说我有什么脸去享我儿女的福？一句话把我说得，当时我是哑口无言。
在对1 1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中，大部分工作后的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不能令人满意。这些毕业了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庭回报一两千元，少的仅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回报。而这些大学生的农民父母们，没有一个人指责、怪怨自己的儿女，总是千方百计为儿女辩护开脱。
当我问起在外工作的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为什么这么少时，所有父母都用同样的语言说：“儿女有儿女的难处，虽然工作了，他们要结婚，要买房子，城市里费钱，我们在家里好对付，也不花钱，也不需要钱。”一个农民家庭六个月花了两元钱的零花钱，没买过一分钱的菜，母亲却为自己每月只能给上大学的儿子三百元的生活费而伤心地哭泣。一个靠拉煤球为三个儿女上学挣学费的老父亲，送儿子自费上高中时，一手捂着五千元学费，一手拿着冷馍靠在墙角啃。一对靠卖豆芽供了两个大学生的夫妇，不知道干吃面是啥味道，不知道一碗羊肉泡馍多少钱。为了儿女上大学，有的父母甚至付出了生命……这些大学生的父母处处想到的是儿女，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些母亲哪怕一字不识，谈到儿女上学的事却是滔滔不绝。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在一户农家的院里，党宪宗还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农妇。她和丈夫一年累死累活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以后，最多只能剩下三千元，根本不够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因此，她想尽各种办法挣钱。
党宪宗：老婆婆当时身上穿的裤子都还补着补丁。她说，我跟你说，我能干，我几个娃上大学我花了多少万？十一万。我能种地，我能种烤烟，我能种苹果，我能养鸡，我能养牛，我还能捉蝎子。
走进院子，宽大的院子里，五间快要倒塌的旧房显现得出这户人家生活上的捉襟见肘。与破败的房屋相比，院子里却热闹了许多，到处是觅食的羊、鸡、猪等。我简单说明来意后，没等男主人开口，女主人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能干，也能吃苦。我能养猪，能养牛、养羊、养鸡。我能种苹果，种烤烟，晚上还能逮蝎子……”
……
“白天做地里的活，晚上逮蝎子，家里的活晚上加班干，有时还要下黄河捞草卖钱。前年遇上发大水，险些丢了命。地里回来，饭没熟，赶紧提着笼拿着镬到沟里挖药材，挖一点是一点。”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
靠着这种几乎是拿命换钱的方式，这位母亲已经供出了两个大学生。不过，也数次和危险擦肩而过。有一年为了给孩子凑够学费，她半夜跑到山沟里捉蝎子，结果摔断了手臂。
党宪宗：胳膊摔坏了，娃娃哭着说，妈，我不上学了，你看你为了我们上学你累成这样子。他妈当时气炸啦，随手把俩娃一人扇了一个耳光，你说啥？叫你说！你不怕，只要有妈在，你们大学就要上。（她说）现在我大女儿已经工作了，第一年工作的时候回来，给我拿了三百元钱。我说以后再不要给妈钱了，你每年过年回来的时候，给妈买一身新衣服，再给妈买点饼干放在桌子上。新衣服妈穿上，到村里边一转，对人说你看我供大学生，娃给买的新衣服。饼干我放在那儿，一个是我爱吃饼干，再一个，村里人来，我把饼干给散散，（告诉别人）这是我娃给我买的。你看多荣耀，多光荣！你不要给妈钱，你给了妈钱还没人知道。
在2003年7月到9月间，党宪宗一共走访了110个农户，做了100个小时的录像，300个小时的录音，花了一共五万元。但总结下来的另外一些数字，让他感到更加触目惊心。110户农户当中，11个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供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
震惊之际，一个到处给儿子借学费借不到而意图自杀的母亲，在绝望之中奋起呼喊出的口号，也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党宪宗的耳边。
党宪宗：她回来已经晚了，走到乱坟岗那儿，她真想我就不如死了好，躺在这清净地儿，也没谁管，世上这事就了了。但是她转念一想，这不行呀，我娃还在上大学，还没毕业，媳妇还没娶，以后工作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我不能死，我当妈的责任还没尽完。她回来以后就咋办？拉着架子车，走村串户到处跑着卖西瓜。结果有一天下大雨，到了她村口的那坡上，她拉着架子车上不去。她最后咋办？她就一边拉着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咱们的儿子去争取胜利。你看她说的，为了儿子去争取胜利，结果硬把架子车拉上去了。
带着一身疲惫和感慨万千，党宪宗脚步沉重地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所有苦痛的父母们的面孔，一一涌上他的心头，让他无法释怀。
我每到一个村庄，只要有在高中或大学上学的学生，这些家庭都在喊：“学费再重，累死我们，也要供儿女上大学，让儿女走出农村去，再不要像我们受苦受累了！”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
于是，回到县城之后，家里人发现党宪宗好像变了一个人。他撇下繁忙的生意不管，每天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录像带，听那些录音。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泪流不止。
党宪宗：苦苦思索，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父母？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有这个神圣的念头？他们的想法，好像是任何刀剑斧头都砍不断砍不折的。最后经过我调查，所有的父母亲都是一个答复，我是穷怕了，苦怕了，再不能叫我的儿子女儿像我这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去当农民，去受累受苦。就让父亲和母亲把这个苦都背到阴间，即使我累死，即使儿女对我没有什么回报，我都毫无怨言。曾有一个母亲对我说了啥？为儿女奉献到死的母亲，才是最好的母亲。
不上学干啥，一辈子跟我和你爸这样过吗？谁要再说不上学的话，我就不认他！你们不要害怕，妈的骨头硬着哩，只要有妈在，你们的学就得上，欠下的债妈不要你们还。
……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娃好？因此，我穿得再破也不嫌，但要让娃穿好，到了学校不能叫城里娃看不起咱乡下娃。
——党宪宗《沉重的母爱》
感慨万千之余，党宪宗不禁又把目光转向了城镇里的底层，那些打工者、下岗职工和小商小贩。因此每天早上，他路过街上的一个烧饼摊时，总要停下来和摊主夫妇聊一聊。
戴德有夫妇下岗后开了这个小烧饼摊。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但自从几年前，儿子考上大学，女儿又读了高中后，家里的营生一下子紧张起来。
陈晓楠：有的时候也觉得累吧？
戴德有：累也不能说，只能不停地干活，因为孩子要学费，要生活费啊。你不干的话，哪来的钱给孩子？
陈晓楠：每年最难过的日子是哪段时间？
戴德有：娃娃要钱的时候是最难受的。而且我们卖烧饼嘛，每天收回来的钱都是一毛两毛的那种毛毛钱，一百、五十的根本没有。给娃娃拿钱的时候都是到银行换——现在学校里有些娃娃看不起咱，我娃娃交钱的时候拿出来一看是小钱，说你爸是卖烧饼的，好像丢面子。
为了给两个孩子凑学费，戴德有夫妇每天起早贪黑打烧饼。在了解了戴德有的家庭情况之后，党宪宗专门给他算过一笔账。
党宪宗：我说一个烧饼赚一毛钱，十万个烧饼才赚一万元。两个娃一共要上六年高中，八年大学，一分钱不多花，从高中到大学要八万元，两个娃就是十六万元。这就是说，你要打够160万个烧饼，赚的钱才够娃的高中和大学的学费，自己还要不花钱。一个烧饼从和面到最后取出来，要经过10道手续，一百六十万个烧饼就是1600万次手续，才能给娃把这学费凑够。他说是，哎，我从来就没有算过这账。我爷爷是靠放牛生活的，我爸爸当年靠卖饭，我也是靠卖饭，但是结果我们都没有啥文化。我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关键就是没文化。因此我现在就不能叫我儿子女儿再像我这样打烧饼。我儿子现在在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万一他以后成了个科学家，这就是打烧饼的父亲与科学家的儿子，我多荣耀呀！本来我有时候晚上都累得实在是没办法，但一想起儿子，马上劲头就来了，几乎浑身是劲。
戴德有的儿子当年以全县理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大学。一对卖烧饼的夫妇培养出了“探花郎”，这在当时的合阳县算是个挺大的新闻。从此以后戴德有的烧饼摊前人一下子就多了两三倍，可大家不是来买烧饼的，而是来取经的，来请教戴德有夫妇如何教子有方。人多了，戴德有出摊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但是他说他根本不在意，他甚至希望来的人更多一点，多跟他聊聊孩子，因为这样，他觉得脸上有光。
从戴德有的脸上，党宪宗看到的不仅仅是苦难，他还看到了巨大的骄傲。他调查的初衷也随着他的这些见闻几经改变。此后，党宪宗没有停止下乡的脚步，每年他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下乡调查。
很多人都说，党宪宗像是着了魔了，自讨苦吃。一个小县城里的富裕商人，本来商机如火，根本就应该分秒必争，但他就像上了瘾似的，成天往乡下跑。
随着党宪宗足迹的不断延伸，他调查过的人数增加到了400户，整整几大箱子书稿就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而其中的这些故事这些面孔，就像是党宪宗心里欠下的一笔债，时刻浮现在他的眼前，让他觉得自己一日不写出来，就一日不能安生。
于是，2006年党宪宗又消失了三个月，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埋头写书。他从这400户家庭里整理出了40个故事，40张让他永生难忘的面孔。在初稿完成之后，他发给了一些文友看，征求意见。作为县政协委员的他，甚至还打算把部分文稿作为提案上呈。此举引来了一些好心人的劝阻，他们认为党宪宗如果这么做的话，就是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会自毁前程。
党宪宗：大家有时会议论呀，很担心，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好好做生意，惹麻烦了咋办？这毕竟是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有些人还跟我说，哎呀，你这里边写得太苦了，可以说从头到尾全部都是眼泪。我就跟他说，这是一种真实，不但农民感觉到学费重于山，有薪阶层也感觉到了，家里边假如说有一两个大学生，可以说这就是你家当时最大的事。我就是要把这些苦难摆出来，叫大家认识这个问题，叫大家晓得我们的农民现在为了供娃娃上大学，受着怎样的苦，受着怎样的难。的确是学费重于山，学费猛于虎。
2007年元旦，党宪宗的书稿最终打动了出版社，《沉重的母爱》一书正式出版。令党宪宗始料未及的是，此书一出，竟引起了空前的轰动效果和热卖景象。书稿出版后不久的一天，党宪宗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电话来自一个遥远的大城市，打电话的人却自称是他的读者。
党宪宗：（他说）尽管你写的不是我，但我从里边看出我当年上大学的影子。看了你这本书以后，我就想起当年我父母供养我上大学的艰难困苦的情景，我母亲当年是如何起早贪黑，鸡叫就叫我起床——那个时候穷，我们家里没表，我母亲只能看着月亮叫我。你这本书教育了我，增加了我对父母亲的热爱，增加了我对故乡的热爱。
从2003年到2007年，党宪宗进过深山，到过黄河岸边，流连于县城的大街小巷。多少次彻夜不眠，又多少次泪流满面，像个艰辛的产妇，终于孕育出了他这部作品《沉重的母爱》。此书一出，轰动三秦。从此从这里走出的很多学子，他们行囊里都多了这本书。有些父母也会专门买来，自己读完了，再给远方的孩子寄去。作家贾平凹这样评论说，这是一部会对这个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书。而党宪宗自己说来颇为简单，他说其实几年以来，这么长的时间，每一天他都觉得有一种特别沉重的力量压在他心上让他喘不过气，只有看到书稿之后，他心里才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些许轻松。他觉得他终于还上了一笔内心的债，为他自己，也为了在这条求学路上埋头苦行的那些父母、儿女。
党宪宗：鲁迅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吗？让父亲扛着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我就想这些父母亲，他们身上压着重重大山，哪怕把他们压得趴下，但是他们总要用他们的脊梁往上拱一点，从里边透出一个隙缝，好让儿女从这个隙缝爬出去，到神圣的殿堂去。尽管我采访的这些父母亲，他们眼睛几乎要失明，但是他们从眼睛的深处透出一种希望之光和欣慰之光，就是说我终于把我的儿女送上了神圣的殿堂，送到了幸福的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