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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年生，浙江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香港《信报》专栏作家。对中国民主转型、政治改革等诸问题建言献策，影响广泛。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
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提倡的人和反对把民主看成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把民主看成是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现实。
民主一国一个模式，我找不到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是假命题。
中国目前这个阶段还要继续为政治民主化打下一个制度基础。如果民主化提前到来，并不见得是好事。
王鲁湘： 中国政治的民主化问题已经困扰了数代人。中国社会可能发展出什么样的民主？如何理解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西方国家及亚洲各国的民主实践又该如何观察？有关这些问题，请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为我们解答。
郑先生，我看过您很多文章，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我觉得您写得都非常持平、公允、中正。很多人把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归咎于传统的政治文化，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郑永年： 不太同意。因为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跟我们都是同一个儒家文化圈，他们都有政治民主。尤其日本，是把儒家文化跟西方民主形式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国家，新加坡也是如此。所以问题不是我们的政治文化阻碍民主，而要看我们怎么去发掘传统资源。
王鲁湘： 这几十年来，亚洲各国都在寻找一条既能使自己具有现代性，同时又能保留传统文化精华的民主路径。您觉得亚洲这些民主国家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郑永年： 亚洲国家有一类民主是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结果，比如印度就非常典型。也有一些民主是受美国的影响，像菲律宾。日本在二战以后因为被美国占领，也受到影响。但我要强调日本在此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就经历过民主化运动。新加坡拥有的是英国传统，同时又继承了华人文化。泰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的民主也是仿照美国的。
我觉得亚洲民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内生型的，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主的要求自然而然就发展出来了；还有一类是外生型的，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催生出民主，印度就是这样。内生型民主的品质远远好于外生型民主，它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动荡。
王鲁湘：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人权、平等、自由这些东西现在成了西方国家挟制中国的一种政治工具。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郑永年：这里面其实有好几个问题，首先是西方民主本身，第二是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方法，第三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本身要不要民主化。我觉得三个问题应当分开来看，不要因为这种外交上的斗争而去怀疑民主本身。
这些年国内学者对民主有很多反思，譬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具不具有普遍性？我个人以为，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提倡的人和反对把民主看成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把民主看成是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现实。
民主发生在西方，后来被西方的学术界、政治人物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西方的价值观和软实力向世界其他国家推销。但是无论民主的发生过程也好，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的过程也好，民主主要还是一种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民主不光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它更是一种政治实践。把民主看成是政治实践比把它理解成一种价值观更具科学性，所以我们看民主的时候，一定要从经验层面来观察。
从经验来看，我们会发现有些国家的民主有很好的经验，但另一些国家的民主有很不好的经验。也就是说，有好的民主，也有坏的民主。好的民主，比如欧洲和北美，它们有许多正面的社会现象都与民主有关。比如它的经济比较发达，社会比较稳定，腐败也比较少。但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它们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无序”的代名词，经济不发展，掌权者陷于政治斗争，表现出非常负面的经验。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民主在西方发达国家有那么大的政治优势，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又会表现为强大的政治劣势？这两种现象为什么会并存？在我看来，并非西方民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出了问题。我们不应当把民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本身。
较之其他一些政治形式，民主政治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在欧洲和北美，冷战以后新的政治环境来了，经济全球化来了，民主也在经受很大的挑战。比如政党政治，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加入任何政党，欧洲有些政党被说成是“老年俱乐部”。年轻人不加入，怎么办？NGO
就产生了。我觉得NGO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会慢慢超过政党。
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样，像Green Party（绿党）什么的，关心的是环保问题。传统的所谓“人权”问题他们已经不关心了，因为他们已经争取到了，环保问题现在变得更重要。所以，在西方民主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本身一直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西方各个民主国家的发展也不是同步的。有法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过程都不一样。从来没有说民主先在英国发生，法国后来民主了，它就英国化了，不是这样的。民主并不专属于哪个国家和地区，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形象地说，民主没有正版，却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山寨版。山寨版的民主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本身不具备民主的一些条件，比如比较健全的基本国家制度、相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些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为了政治斗争而引入民主，结果使整个社会提前民主化、过早民主化，由此发生很多问题。这种事情在亚洲和非洲搞得特别多，民主在构架上十全十美，在现实中却不能良好运作。
我觉得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把民主化看成是“西化”，而“西化”其实是一个假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主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和发展，主要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的。从世界历史上看，还是那些具有了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化发生的几率更大，成功的机会更多。民主和市场经济、法治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根据自己的逻辑实施民主化。民主化不是西化的结果。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很容易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比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把民主看成是简单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因为这些只是民主的表达方式，而非民主的本质。
很多人把民主看成是美国的两党制，但我到了欧洲，很多欧洲人就告诉我，美国不是民主啊，两个党轮流执政哪里是民主？两个党都往中间靠，共和党靠右一点，民主党靠左一点，但两党基本没什么区别啊！他们认为，美国是一党，因为不管哪个党上来，政策都差不多。
欧洲的许多国家实行多党制，像英国主要政党有三个，德国有六七个。我们知道，根据Game Theory（游戏理论），两个党的竞争跟三个党、六个党的竞争，游戏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过程和结果也不一样。有很多小党的国家的民主代表性更强，各种利益都能反映出来。美国的两党，很多利益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许多后发国家简单模仿美国是一大误区。
随便举个例子，台湾原来有很多小党，后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选区划分想变成两党制，你说这是不是民主呢？我认为是违背民主的。因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数量，政党只是组织民主的一种形式。民主可以有政党政治的组织，也可以有派系政治的组织。日本的民主很长时间就一直是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民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党内民主要远远重要于党外民主。所以，民主一国一个模式，我找不到西方模式，西方模式是假命题。
民主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讲，民主是普世的；但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因此民主又是特殊的。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实施民主政治，我觉得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建设一整套基础的国家制度。
基础的国家制度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制度是最重要的，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如果不建立，民主化以后就很难有机会建立。比如一个国家的国防、外交、司法、财税、金融，包括像中国这种大的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现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很多国家搞民主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就发生了。
第二类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已经建立，在民主化发生之后会随之转型的制度，如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
执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随着德国的进一步民主化，它也得到了转型。
第三类制度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建立的，比如具体的选举制度等等。总之，民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国家制度不是利益妥协，往往是通过流血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如果要实行民主化，必须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这是我自己这些年观察民主发展的一个经验。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从近代以来，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毛泽东的革命与建设，再到目前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做的都是国家制度的建设。
改革开放据我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改革，第二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三阶段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并不是说不要政治改革——我说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指政治民主化。从1978年到2002年十七大，这段时间的改革主体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但它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
从本世纪初开始，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把社会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在社会改革没有做好的时候，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我估计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好处。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十七大很重要，因为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表明发展很重要，同时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的核心就是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为什么重要？第一，前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必须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比如教育、医疗、社保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
第二，通过社会改革为未来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就是中国人生产、西方人消费的模式。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它的弊端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我认为下一个阶段要建立一个内需型消费社会，怎么建立？社会改革是核心。世界银行报告说，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不敢花钱？因为是precautious，预防性的。上学要自己付钱，看病也要自己付钱，他怎么敢不给自己腰包里留点钱？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这样才能给内需型消费社会打下一个制度基础。
第三，社会改革要为将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我们看到泰国的民主为什么不稳定，因为这个社会的阶级分化太严重了，城市居民选出来的领袖农民不承认，农民选出来的领袖城市居民不承认。在民众收入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民主成为了一种分化的力量，而不是整合的力量。尤其跟两党制再结合起来，会出现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刚好把一个国家分成两半。这样的例子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太多了，到最后没办法只能请军人出来维持秩序。
所以我说发展民主政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光经济基础还不够，一定要有比较好的收入分配机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下，民主才可能运转良好。相反，在社会分化巨大的情况下实行民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民主解决不了分配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说，民主可以解决分配问题，但其实很难，要看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如果是西方那种选举民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他形式的民主也许会有一些正面作用。
怎么来推行社会改革？在中国，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是要搞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前我们的政治是皇帝吊在上面“统而不治”，中央权力很难到达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权力能够达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正因为地方差距很大，像毛泽东说的，中国不能用一刀切的政策，中央政府制定的任何一项政策到了每一个省都有它的具体情况。
中国从宪法上说是单一制国家，实际上却是一种联邦主义。我写了一本书叫《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中国事实上的联邦制。如果把中国各个省的权力跟美国各个州的权力或印度各个邦的权力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地方的权力要大得多得多。
八十年代有个说法，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现在不谈了，但问题仍然存在。我觉得要推行改革就要实行两种分权。第一种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对中央政府非常关键的权力一定要不惜一切成本地集中起来。其实大的国家都是这样，像美国的联邦政府，它的税收权力死活都不放，如果有人侵犯它这个权力，它会不惜老本跟你拼的。
中央分权给地方之后，怎么来监督地方政府呢？这就涉及第二种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我觉得有些权力政府必须向社会开放，以前我们对这一块总是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以为赋权社会了，政府的权力就削弱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唐朝的柳宗元就说过，传统社会是三个群体，一个皇权，一个大户——就是有钱人和官僚集团，一个民。当皇权控制不了大户的时候，皇权要跟民结合起来才能制约大户。我觉得中国历史的逻辑跑不出这个圈子，中央政府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除了赋权于社会，没有其他办法。这也是以后民主化的动力。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为什么它联邦政府的权力就可以盖过州政府？因为联邦政府的官员是全体选民选出来的，而州的领导集团是一个州的老百姓选出来的。美国是赋权社会，赋权于民，所以才赋予民众选出来的联邦政府这么大的权力。我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走美国道路，但必须赋权于社会才能制约地方权力。
怎么赋权于社会呢？一是要把社会制度改革做好，二是要在经济上赋权。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好。为什么不好？垄断太多了。中央政府搞垄断还有话可说，因为好多垄断是有战略意义的。但省政府也有垄断，市政府也有垄断，县政府也有垄断，每一级政府都有垄断，垄断越到了下面越“与民争利”，民间的经济怎么发展？我觉得垄断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必须保证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要有一个平等的竞争机制。国企也好，民企也好；中央企业也好，地方企业也好，大家一起平等竞争，这是经济赋权必须做到的。
最后谈谈中国渐进民主化的问题。总体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还面临很大问题，学术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但我认为从经验层面来看，中国的民主模式基本上已经在形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事实：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在那儿了；二、中国基本上找到了比较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
首先，中国的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的经济是最开放的。假如看看印度，甚至比较一下日本，尤其是他们的农业部分，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是最开放的。开放的经济造成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各种争论、意见很多，但基本上大家还都抱持着一种比较理性的心态，不会盲目去崇拜哪一种主义，也不会盲目去反对哪一种主义。这种开放的心态我认为对民主政治非常重要。尤其是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多元化了，社会利益多元化了，而多元化恰恰是民主化的最大推动力。
至于民主化的途径，我觉得要回到十七大报告。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面有两个民主形式，一是党内民主，二是社会民主。尽管没有用“宪政民主”这个字眼，但我觉得宪政民主的“idea”已经在那儿了。所以，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宪政民主三者的结合就是中国民主的模式。
党内民主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一种反映。西方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是多党制。中国不想走西方道路，反对走西方道路，但又要消化利益多元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就要把外面的许多利益吸纳到党内，把多元利益内藏化、内部化，在党内通过协调机制来解决。党内民主是自上而下实现民主化非常重要的一步。
归根结底，党内民主也好，社会民主也好，或者党内民主跟社会民主互动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框架作为前提，所以法治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想怎么样在宪政构架里把党内民主跟社会民主慢慢结合起来，这样中国的民主化才会实现。但总体来说，中国目前这个阶段还要继续为政治民主化打下一个制度基础。如果民主化提前到来，并不见得是好事。
我这些年一直在想，到底中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对现代民主有什么样的贡献？后来我发现是有的，这就是“选拔”。西方的民主是Election，选举；中国古代的Meritocracy（精英领导体制）是Selection，选拔。我觉得中国的民主一定要把Selection跟Election结合起来，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最好的民主。
这些年我在西方观察到，为什么现在选民的投票率这么低呢？为什么老百姓不去关心谁当选呢？因为Election是产生不了好的领导人的，希特勒是选举出来的，陈水扁也是选举出来的。像台湾老百姓说的，你推出两个烂苹果让我选一个，我的投票就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时候选拔制度就很重要了，先通过选拔制度选出两三个好苹果，然后再推出去让老百姓选举，这样的选举会变得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不要刻意去模仿那些在西方仅仅表达为一种民主现象的东西，而是要看到民主的本质，根据自己的文化因素来做。中国的很多民主因素和民主动力已经在那儿了，就看我们怎么去想，怎么去研究和实践。
现在有个问题，我觉得有些国内学者看问题的方式可能太西化了，或者说太美国化了，老是用西方的概念来套中国的问题。如果把西方看作苹果，把中国看作橘子，他们看中国社会时老是用苹果理论套橘子，希望这个橘子变成苹果，这是不太现实的。
马克思说我们要解释世界、改造世界，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太想改造世界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坐下来好好思考，把我们的现实情况解释清楚了以后，再去改造比较好。我们做学者的最好在解释世界方面多做一点努力。
王鲁湘： 如果从古希腊算起，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了。但是在前二千三百年，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是饱受诟病的，它被扶正也不过是二三百年的事情。您认为西方民主能够确立起来的一些主要条件是什么？
郑永年： 民主我们想着好像有几千年了，实际上发展历史并不长。你说把民主看成一个正面的东西只有二三百年时间，我觉得时间还要更短。因为早期的民主要么是贵族的民主，要么是几个商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今天的大众民主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大众民主，在美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才起来的，时间更短。
西方的大众民主有很多问题，比如英国为什么现在议会出现那么多丑闻、那么多腐败？以前英国当议员的都是贵族啊，贵族本身就很富裕，他从政是一种荣誉性的东西。结果现在变成大众民主了，平民都可以当议员了，他要用这个职位养家糊口，要赚钱啊，那就可能出现腐败。怎么办呢？我觉得精英之间的互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民主的价值就是一些精英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的规则。
还有，对大众民主来说，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像印度的民主，一人一票当然很理想，但问题是一投票，几千票、几万票都跑到庄园主、跑到等级高的人那儿去了。所以看民主不要看形式，一定要看实质性的东西。西方的民主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开始是商人跟贵族之间的游戏，后来是大众跟资本之间的游戏，都有实质性意义。我还是非常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社会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的quality（质量）是不高的。
王鲁湘： 在这样一个国情之下，如果按照您的理论，贸然提前实现政治民主，很可能我们就永远失去了建设那些国家基础制度的机会。
郑永年： 当然从理论上也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但从现实经验看就是会这样。台湾社会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南部的人跟北部的人选的不一样？北部的人富裕，南部的人穷啊，阶级这个东西还是在那里啊。韩国也是如此，为什么卢武铉要自杀？菲律宾是这样，泰国也是这样，我所看到的例子都是这样。我想如果今天中国选举民主化了，很多制度恐怕再也建立不起来了。因为民主是分配利益，不是去创造利益，我们现在要把利益做得更大。
王鲁湘： 但是有一个情况大家都觉得很难理解，就是中国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经济、文化、制度都不发达的乡村社会开始的，而相对发达一点的城市却反而没有民主实践的机会。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郑永年： 我去乡下看过，现在的乡村民主是越穷的地方质量越高，越富裕的地方质量越差。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种民主其实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并不真的是客观需要。以前毛泽东时代生产队搞选举，每个人都投票，就这么简单。这说明什么呢？选举政治发生之前，一定有一整套其他制度已经准备在那儿了。
乡村政治毕竟规模不大，是可控的。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在其他制度还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发生在县、发生在市、发生在省，中国会怎么样？所以我一直强调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每一个人不为了一包香烟、一块肥皂而去出卖自己权利的时候，这个民主才有意义。
王鲁湘： 一位凤凰网友提问，台湾在形式上具备了现代民主的所有要素，但是从陈水扁弊案中我们看到台湾政坛有着惊人的混乱。请问民主在台湾为什么会如此疯狂？
郑永年： 台湾的民主设计受美国影响太大，完全是那帮书生用美国民主的版本设计出来的，不符合现实情况。其实蒋经国先生时代，已经有一个选拔制度在那儿了，但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完全废弃了选拔制度，完全实行西方的选举政治，结果变成了民粹政治、大众政治。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条件确实具备了，但是它的民主设计并不符合自己的文化，不符合华人的文化。
提问一： 您如何看待过去三十年中国民主治理的过程？
郑永年： 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民主的成分，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还没有实现，这是应当承认也应当面对的现实。我只能说中国正在发展各种民主要素，治理正在往民主方向发展。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民主政体也并不一定是最美好的政体。
提问二： 您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以及民主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怎么看？
郑永年： 俄罗斯的民主来得有点冤枉。戈尔巴乔夫早期改革的时候，其实也想走中国路线，但因为官僚体制的阻力太大了，怎么办呢？国际社会有经典的手法，就是领袖跟民众结合，启动民主，把权力开放给民众。这样一来，在许多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时候，民主化就发生了。
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受西方影响很大，不是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不像中国这样渐进地改革，而是按照西方的思想蓝图设计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呢？出现了西方人所说的mafia——黑社会的民主，寡头式瓜分的民主。
直到普京，又倒回过去了。西方对他批评很多，说是民主的大倒退。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俄罗斯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返回头去纠正一些问题。如果按照以前戈尔巴乔夫时代发生的民主走下去是死路一条，因为这个民主是激进化的，是不符合发生条件的，它必然会倒退。倒退反而是一种进步，因为只有把前面的阶段巩固了，你后面才能走下去。
提问三： 在西方，支撑民主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他们的民主理念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郑永年： “西方民主”是一个统称，我一直强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西方民主模式。你只能说法国民主的支撑是什么？美国民主的支撑是什么？德国民主的支撑是什么？每一个民主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支撑方式。
至于怎么体现民主的理念，我一直强调我从来不把民主当成是一种价值，因为价值是后来的哲学家、理论家总结出来的，而民主本身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价值依附于制度层面，没有制度就没有价值。像熊彼特
说的，“民主是精英竞争”，要竞争你就要给他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就出来了；要竞争必须有组织，组织的权利就出来了。
王鲁湘： 还要有充分的参与，人权概念就出来了。
郑永年： 对。所以民主制度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而是因为这些制度产生了，民主的价值依附在了上面，这是我的理解。
提问四： 什么是真实的民主和虚假的民主？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郑永年： 受殖民主义影响遗留下来的民主好多都是虚假的，没有实质性。你去看看好多发展中国家的选举，只有形式——就选举嘛，选举就是民主？如果只是把选举看成民主，它本身就是假的。
非洲、拉丁美洲，包括我们亚洲好多国家的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充满暴力的权力争斗，老百姓被动员起来去参与投票，并没有表达和实现老百姓的意愿和权利。
以前苏联的民主我觉得也是假的。一投票就98%通过，剩下2%干吗去了？像新加坡，每次选举差不多有60%-70%的投票率，因为按照正常分布，不会每一个人都来投票，肯定有反对的，有拒绝投票的，这是真的民主。很多国家说，你不可以不去投票。我觉得这也不好，我投票是我自愿的一种表达，而且选举只是一种方式，还应该有其他很多方式把我的意愿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
总评
民主是一种理想，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理想都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在实践中的困难之处。在宪政民主的保证之下，实现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良性互动或许是中国民主改革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