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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1953年生，福州人。1986年赴美留学，放弃了攻读七年的计算机专业，转学经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著有《金融的逻辑》《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等。
“国富民穷”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大瓶颈。
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增长速度差不多只有官方公布的一半左右，因为资产升值对民间消费带来影响的渠道被国有制堵死了。
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
王鲁湘：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公布了十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人民币。这种大手笔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帮助中国渡过金融难关？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有关这些问题，请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为我们解答。
陈教授，您对这次4万亿的投资怎么看？
陈志武： 4万亿的投资，我个人觉得尽管用意是很好的，但从效果上说可能不会像我们预期或希望的那么好。
王鲁湘： 前不久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您一篇文章，您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就是把一批本来应该还给老百姓的钱拿出来建立基金。您怎么会提出这个设想呢？
陈志武： 我那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说，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有化一直到现在，都是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来做的。把所有的私人财产包括楼房，全部归为公有，然后归为国有，最终建立起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几年下来，真正全民所有制之下大家都应该有的那一部分好处，老百姓是不怎么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
王鲁湘： 我活了五十多岁，就从来没感觉到全民所有，我觉得那就是国有，跟全民没关系。
陈志武： 按照我收集的数据计算，你应该有差不多5万到6万人民币的财富。但是这6万块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没有到老百姓手上，所以并没有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产生实质性后果。全民所有制必须通过民有化改革，把这些财产最终的产权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身上。否则，大家现在都希望发生的所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很难实现的。
王鲁湘： 政府这一次仍然采取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考虑？比如我听到一些解释，说这些大型项目的投资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能形成一个更长的产业链，是这样的吗？
陈志武： 不是这样子。从绝对角度讲，我花4万亿，多少都会给GDP带来贡献，肯定不会等于零。但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我现在提的一个建议，给全国所有中小企业免税一年——中小企业给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46%左右，同时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免税一年，这两项加一起大概会节省3万亿左右的税钱。这3万亿如果由中小企业去做投资——不是由政府官员去投，中小企业站在行业的前线，更知道拿没交税的钱去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由此产生的就业效果、产业结构优化效果、GDP新增效果是非常巨大的，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型消费，也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帮助。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这个话题有点太大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定义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模式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喜欢消费，不太敢消费，所以中国国内的民间消费总是上不去。
第二，国家是花钱和投资的主体。换句话说，老百姓一般是不花钱的，更多是把钱存进银行。而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通过银行对金融资源的控制，通过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生产——尽管从数量上不一定像原来那么多，特别是通过国有制让几乎所有的土地直接或间接地都属于国家，由此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资产，这就为所谓的投资驱动模式提供了基础。
第三，产品消费主要依赖出口市场。一方面民间消费不足，老百姓都不愿意花钱，另一方面国家在大的工业基地方面不断投入，使得工业产能越来越高，由此带来供需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实际上这种不平衡在过去三十年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儿卖呢？好就好在有出口市场。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越来越高，没问题，靠出口！国外的出口市场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最核心也最必要的条件。不过金融危机一来，这个条件就变成了一个大问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对于进一步经济增长要想那么多办法，想让中国突破这个局面。
目前这个情况可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一次挑战。我想谈的是为什么7%-8%的GDP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来说好像显得不够。对于西方人，对于那些习惯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人来说，他们抓破脑袋也不能理解，7%-8%的 GDP增长速度还不够吗？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GDP增长速度降到了6%或5%，就会出问题。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制度架构安排，使得它的GDP增长速度不能够跟其他私有制经济做直接的比较。
接着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年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原因大致来说有两个：一是经过二百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不管是交通运输技术也好，电脑技术也好，其他的运输容量、生产容量也好，都等在了中国的大门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中国只要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所谓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第二个成功原因是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贡献。比如我们把中国、印度和美国做一个比较，美国是自由市场国家，是私有制国家，它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尽管没有国家拥有的资产，总统没有办法通过签署一个命令把老百姓的私人财产调动起来，比如调动4万个亿去盖大楼、建奥运场馆、盖国家大剧院或者修更多的高速公路，但是没关系，美国在私有制之下可以把民间的资源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调配到一起，做一些大项目、大企业，比如GE、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发达的资本市场，但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土地、生产性资源及资本储蓄，只要国家发改委或当年的计委，或者国务院哪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把这些资源重新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去调配，而不需要支付其他司法方面的成本或者要经过国会长时间的听证，所以资源调配起来可以非常快。
印度正好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印度是私有制国家，政府要做大的形象工程或者工业基地，像武钢、宝钢、三峡这样大的工程，是很难调配资源的。因为政府不能够命令老百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放弃掉，把属于他们的钱、他们的房子奉献给国家，政府没有这种权力。同时印度又没有一个很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在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确确实实赶不上中国。
但我要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从基础制度层面做进一步的改革，最后要走出来也是很难的。简单来说，今天这种基础性经济制度或者说上层建筑，决定了一个根本局面，那就是“国富民穷”。“国富民穷”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这个紧箍咒如果不打破，即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每天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也没办法。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数字。我们把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和政府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当做两个指标来看，过去五十多年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什么变化呢？1952年建国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改革开放第一期结束，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42%；2008年则下降到35.5%。也就是说，民间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952年到现在总体上是直线下降的（见图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期间，从五十年代初到1978年，大幅度下滑。而政府消费从1952年占GDP的16.5%上升到现在差不多30%。两条曲线，民间消费直线下降，政府消费直线上升，为什么这两个趋势越来越强？
图一：1952年-2008年民间消费与政府消费占中国GDP比重
第一个原因跟政治改革不足有关。民主宪政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做实质性的制约，对政府收到税拿到国库以后怎么花这个钱做实质性的监督。
第二个原因可以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把日本、俄罗斯、美国、巴西、印度的情况跟中国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过去五十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越来越低，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的国家。
美国在1952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5%，现在上升到71%。其财政开支在1952年相当于GDP的16%，到2008年下降到10%左右。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总体在下降，而民间消费总体是上升的。日本和巴西的情况也是这样，巴西1952年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51%，到2008年，相对于前两年稍微降了一点，但也有61%；而政府开支在1952年占GDP的22%，现在占到20%。
所以民主宪政的建立不是什么抽象的权利诉求，而是非常实际的，涉及我们每个人到底一天可以花多少钱，赚到一百块钱之后有多少要交给政府，有多少可以留在自己口袋里去花。
另外，“国富民穷”局面的恶化跟整个所有制的安排关系非常大。尽管通过三十年的改革，特别是民营化改革，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好像国家不再拥有那么多财富和资产了。但实际上根据我找到的，包括政府一些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还有差不多50万亿人民币。
根据国资委主任在《求是》杂志一篇文章中透露的数据，到2006年年底，全国还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了，因为央企才150家左右，但是除了央企，还有很多地方性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就是11.9万家——总账面资产在29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50万亿的国有土地加29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由国家控制的财富和资产总额有79万亿人民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和鲁湘讲，他和每一个人一样，在国有资产里差不多有6万块钱的份额。只不过这一份钱，可能每天都在升值，在产生一些利润，但最后都沉淀到国库里头去了，并不能被转换成任何意义上的民间消费需求。
国家垄断生产性财富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可以做一个学理上的解释。比如在美国，几乎98%的财富属于私人，如果GDP增长，这个增长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对个人财富和消费产生影响：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劳动收入，工资的增长，这一块可能跟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影响是资产的升值，像股票、房地产、土地的升值等，美国3亿公民和企业都能感觉到这个增值的好处，资产的升值最终可以反映到各个家庭的财富数字上去。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尽管过去这些年大家看到土地的升值、国有资产的升值这么多，像中石油2007年在A股上市的时候，一个公司的股票市值就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7万亿人民币。这种升值谁看到最高兴？当然是中石油的人看到最高兴。但是按理说，这么大数额的国有资产升值，我们13亿中国老百姓每个人都有一份啊，大家都应该第二天上街多买一件好衣服，多吃一顿好饭，或者到另一个地方旅游一下啊。因为既然是公有制，那国有资产升值以后，分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那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个人的，不是我们每天可以去花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之下，中国的GDP增长需要保持8%以上，才能相当于美国4%左右的GDP增长速度。因为资产的升值在中国对老百姓不会产生消费性影响，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大致要先被除以2，才能跟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做比较。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增长速度差不多只有官方公布的一半左右，因为资产升值对民间消费带来影响的渠道被国有制堵死了。
实际上我不只可以从学理上这么分析，从经验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大概是6000亿，相当于GDP的2.4%。如果分摊到13亿老百姓身上，当年政府给每一个人做的转移支付大概是461块钱，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
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福利三大项目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GDP的11.5%，分到每个美国人身上是5000美元，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当然我们可以说，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把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现在还处于要继续做更多的生产建设的时期。那巴西怎么样呢？巴西是发展中国家，是民主国家，也是私有制国家。巴西政府2007年在公共卫生支出这一项上花掉的钱，差不多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方面加在一起才花了相当于GDP的2.4%的钱。
从这些数字来看，从其他国家的经历来看，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哪个主义，政府收了这么多税，掌握了这么多社会财富，如果最后真正反映到老百姓生活上，反映到跟民生有关的项目开支上这么少，我们是不是应该意识到有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必须加以改变？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型，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不在基础制度上做一些根本性调整，我不觉得中国能够成功地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转移到消费驱动型模式。
具体来讲，除了要进行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对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进行实质性制约之外，还要考虑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做一个真正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土地当然应该分给农民，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不能够再以其他任何名义让农民继续作出牺牲。
剩下的国有资产，除了划拨出一些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运作以外，还应该进行我所说的民有化改革。比如把150家央企的股权注入到一个“国民权益基金”里，然后把这个基金分成股份，让13亿中国公民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同样多的一份，这些股份最好也可以进行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设立地方性“国民权益基金”，把地方的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其中，当地人分到的股份应该要比这个省、市之外的其他中国公民多一些。
要以这种方式真正地把全民所有制给落实一下。我不是提私有化，我说的是全民所有制要通过民有改革落实到个人，要被具体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享受股东的权利，包括分红的权利、股份升值等，这样一来才能从根本上把国有资产的升值和财产性收入还给老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十七大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个理念非常好，只不过如果不把国有资产真正地、具体地民有化到个人，老百姓增加收入的愿望怎么实现呢？
王鲁湘： 您谈的是经济模式，但它背后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它带来的结果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陈志武： 其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学者包括发改委的研究员已经提出来，要改变原来那种依靠投资、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如果过度依赖出口，万一国外市场发生危机——就像我们目前经历的，中国的经济不是要被拖垮吗？但是直到现在，十几年下来，实际的结果是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直线下降。这次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也还是回到过去习惯的思维模式上去。要我看，这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制度上的原因。只要制度架构不改变，愿望再好也很难做到。
王鲁湘： 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和美国都感到要肩负起一种责任。有人说，这次是“天将降大任于中国也”，中国可以充当一把救世主啦。也有人提醒，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的金融陷阱，中国政府千万不要往里头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 我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这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中国的制度架构是不是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次机遇还是问题。有时候我想起来是很有信心的，另一些时候又觉得很难。我觉得：第一，中国不要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想都不要这么想，要把中国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如果要救市，应该把中国现在的主要出口市场和未来有良好出口市场前景的国家作为优先帮助对象；第三，从国际政治利益的角度对一些政治盟友给予帮助。
我看新闻上次巴基斯坦总统到中国来，希望中国救，中国没有作出明确的响应。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每次见到巴基斯坦人，他们都特别热情、特别友好。我觉得巴基斯坦可能是我见过的对中国最有好感的一个国家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盟友，在这种时候应该给予帮助。当然这种帮助也要考虑我们资源的安全、现在和未来出口市场的保障，以及国际政治利益等。另外除了美元和其他外汇，可以更多地用人民币提供援助。
王鲁湘：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利用这次非常有利的时机，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布局。
陈志武： 但更重要的前提是经济模式转型所需要的体制转型必须到位。如果这些不进行，后院没有管好，在国外的进一步运作也很难带来长久的、稳定的国力的上升。
提问一： 您提到把全民所有制资产划分给民众，乍一听跟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很相似。我想问，在原有城乡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样的举措会不会加大贫富差距，或者说有所改善？
陈志武：
其实大家对休克疗法起到的作用有误解。俄罗斯通过“私有化券
”做的人均一份的改革，实际上并不是形成后来寡头局面的根本原因。俄罗斯在1992年私有化券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把每一个国有企业百分之百地分下去。像Gazprom，俄罗斯最大的油气公司，40%的股权按照当地的西伯利亚人多分、其他地方的俄罗斯人少分的原则分下去了，但是国家所掌握的股权仍然占到40%。到了1993年左右，很多公司财务状况亏损，逼得政府没办法，只能安排以债券换股权，让国有或者半国有企业从私人手里借钱，而且签约如果钱还不了，就用国有股份和资产做抵押，这样一来就为内幕交易创造了前提。有钱人把钱借给国有企业，最后企业还不了钱，剩下的国有资产就变成个人的了，导致后来出现寡头局面。
另外我还想强调，俄罗斯在1992年把国有股份分给老百姓的时候，民众还很少有证券交易的经验。而今天的中国有1亿多“基民”，几千万“股民”，股票市场从1990到现在有二十来年的运作经验。这些证券市场的经验为我讲到的“国民权益基金”的建立和“民有化”的改革提供了当年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更何况我们还有监管体系、司法体系、律师行业、审计行业等，支持基金运作的操作体系已经基本具备。
总评
中国历经三十年经验式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但这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制度上的矛盾。中国目前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金融危机也许提供了一个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最好时机。只有变“国富民穷”为“民富国强”，才能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华丽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