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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中山、黄兴活跃于海内外，准备以革命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时候，1911年5月初，刚刚成立不久的皇族内阁，又做了一件激起民愤的事情，这件事和铁路有关。在1911年修铁路是一件很先进的事，但是清政府财政匮乏，主要是靠民间集资。修铁路是一门生意，但是生意人最怕的就是政策变动。1911年5月，清政府刚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就给弄出了事儿来。他宣布今后集资的事儿政府不做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里面就包括以前民间集资修建的铁路。
盛宣怀是清末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是李鸿章的红人，洋务运动的干将，当时最著名的实业家，一辈子搞成了无数的大企业。但是这一道铁路国有的命令，彻底激起了全国的民愤。根据盛宣怀的命令，以前民间修铁路的投资，湖南、湖北的照本发还，广东的发还六成，其余四成算作是没有利息的股票。而四川商人的投资，因为已经亏空了不少，所以只退还七百万两。这道命令是典型的挡人财路，就好比有人要买套房子，付了定金，开始做梦发财，但是没过几天，卖家却说，因为这房子涨价了，有人出了更多的钱买，所以不卖给你了，而且定金不退。
换到现在，法院会管这些经济纠纷，可在当时，老百姓的冤枉清政府无暇管理。因为政府觉得它也冤枉着呢。怎么冤枉呢？政府的说法是，当时集资办这个铁路，是相信这些民间商人的能力的，结果怎么样，粤汉铁路修了这么些年，投资只到了五分之一，川汉铁路更惨，资金到位只有六分之一，这还不算，民间管理也成问题，事情还没办成，弄出了好些商业腐败窝案来，只四川一地，铁路没修一寸，钱已经花出了一千来万，政府都丧失了信心。
清政府说的这些问题在当时确实存在，然而清廷不重视发展和保护民间资本，重官商轻民商也是事实。政府要与民夺利，也要讲究时机的选择。在1911年官家和民间关于铁路的纷争，最初是经济领域的官民之争，后来却成为民间对抗政府的抗争，最后争出了一个民国来。清廷意在打压民间的铁路资本，结果却是为渊驱鱼，为民国催生。晚清统治者的很多决策都是为了保持政权的独享，最后却彻底失去了政权。
1911年5月20日，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其条约的基本内容是：
一、清政府向德、法、英、美四国银行借款1000万英镑，年利息为5厘。用于建造铁路以及车辆设备，铁路将在3年内完工，贷款则须在40年内还清。
二、受贷款方则以两省的百货厘金、盐厘金等合计520万两白银作为抵押。此项贷款本利，如能按期偿还，则贷款方不得干预各省之厘捐。
三、条约还明确规定，铁路建造与管理的全部权力归中方所有，并由中方自行选派三名洋人总工程师，外国银行对所聘总工程师有否决权，但须说明否决理由。总工程师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其委任、辞退有关人员须经中方总办同意，如有分歧，由中国邮传部作最终裁决，对此裁决，不得提出异议。
四、所用铁轨，必须使用中国汉阳铁工厂自行制造的产品。
盛宣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声称，为了使借款合同尽可能对中国有利，在谈判中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上各节，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
相比较于张之洞在1909年与三国银行所签订的草约相比，盛宣怀所签订的这份合同，其条件对中国而言确实更为有利。盛宣怀作为一个成功的精明的商人，在与四国银行所进行的艰苦谈判中，确实发挥了自己的经商谈判才能。盛宣怀相信，只要采取上述办法，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3年内接通，而在10年之内可偿还贷款。而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参与利益分成。
如果把这项铁路贷款合同和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所签订的“善后大借款”相比，就可以看出，后者加之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更为苛刻，西方从这项“善后大借款”所获得的监督权力与措施，已经“近乎侵犯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