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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一次又一次地逼着清政府要尽快立宪，组织责任内阁。当时梁启超还在日本流亡，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国内推动他的政改主张。立宪派对清政府的要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立宪”、“开责任内阁”。立宪派为此已经请愿了两次，都被清政府敷衍过去了，但是第三次的情况大不一样。当时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梁启超在第三次请愿之前说，“现今的政治体制不改变，不出三年，国家大乱，接着就要亡国”。
在1910年11月，第三次请愿活动终于迫使清政府做出了让步，宣布将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这一次清政府虽然妥协了，但同时声明，这件事情“万不能再议更张”，有违者即以扰乱治安论处。清末，政府说到做到的时候不多，这可以算是一次。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13人当中，满洲贵族有9人，而汉族官员仅4人。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了5人，政权仍然牢固地控制在满洲皇族手中。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然是流于表面，换汤不换药。
以1911年为界限，在此前200年，如果讥笑皇族必然是死罪，而且会株连九族。在此前20年讥笑皇族，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了1911年，皇族被国人讥笑已是常事，显示皇族的权威已经崩溃。梁启超说，不可能有“宣统五年”。当时是宣统三年，梁启超的意思是最多再有一年多，清王朝就得下台。他还说，如果大家合力推翻这样的坏政府，并且弄出一个好政府，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连力主君主立宪的梁启超都持这样的观点，大清王朝的气数显然差不多就到头了。清朝最后十年是成也新政，败也新政。它举起“新政”的旗帜，决计与时俱进、改革图存时，就为自己争得了延续政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它既无法制止内部争权夺利的腐败，也不能有效地掌控“新政”的发展，使变法的初衷难以为继，因此便失去了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了。清王朝虽然又延续了十年，但其最后的崩溃已经无可避免。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13人组成，计有：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在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皇族5人，故人称“皇族内阁”。
立宪派意识到这样一来，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了君权的延伸。谘议局联合会立即向都察院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是互相矛盾的，要求朝廷于皇族之外选派大臣，重组责任内阁。这份名单甚至在皇族内部也有争议，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率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两次请辞。
1911年5月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强调宗室不应该参与内阁。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近20省谘议局议长及议员40多人一再联名或单独向朝廷请愿，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
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针锋相对，先是严肃驳斥孙宝琦的建议，紧接着发布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按照朝廷的解释，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皇权，议员并没有监督干预权。
其实，皇族成员多为骄奢淫逸不知世务者，并不能胜任内阁的职务，当时对皇族内阁成员的评价是：“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为严嵩父子”。奕劻任内阁总理后，英国媒体认为他“乃一昏庸老耄，诡谲而贪婪，其为官之历史，终难免祸患之将及”。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兄弟，都才20岁出头，没有参政的能力，但载沣却让他们掌握军事大权，这种做法“不仅为当时汉官所反对，即属满人，亦多侧目”。载泽从未经管过财政，却担任了度支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对待立宪的态度虽然较为积极，不过是想在立宪以后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国家大权。总之，他们的目的仍然是想维护封建的皇权思想，与立宪思想完全格格不入。
这样一来，皇族内阁之不得人心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