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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酝酿铁路收归国有，终于激起四川民变，四川成立了一个政治团体“保路同志会”。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后，现场推选出了一位85岁的翰林院编修伍肇林，前往四川总督府提出请愿要求。其实不同意铁路国有的岂止是一个老翰林，就连接见这位民意代表的四川总督也很有意见。这位总督王人文也是进士出身，他接见了老翰林之后，当即表态，“诸君不畏死，吾又何惜一官，愿与川人同进退”。这位总督说到做到，立即上书朝廷弹劾提出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理由是“愚笨的施政造成民怨沸腾”。
当时四川保路同志会最主要的几类人群，第一类是知识分子，称为清流，一听说要向外国人借钱，马上想起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和甲午海战，国恨家仇油然而生。第二类是商绅，在川汉铁路里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家不赔不退，当然不乐意了。第三类是百姓，地方的乡绅巨股投资铁路，老百姓也凑了小钱，跟着投资，铁路国有等于没收了他们的投资，他们只能拿着扁担锄头上街跟政府玩命了。还有第四类人被政府视为“乱党”，这里面包含了革命党和愤青，希望趁乱弄出反清共和的大业来，当然也有一些是街头混混，想借机打砸抢。后三类里面都有不少会党分子。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每逢动荡，无非都是理想和利益交织，思考与盲从并存，而且这四个因素缺一不可，否则就难以成事。
1911年8月，川汉铁路一个路段的修建工作被强行接收了，保路同志会一发动，成都就开始了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了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需商办”。成都的罢课罢市之后，很快发展到了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局势失控。清廷于是将四川总督王人文罢免，调了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入川。面对“严重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街头民众头顶的先帝牌位，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朝廷也失去了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任命带兵前往四川，一场屠杀已经是箭在弦上。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注定失败，表面上看这是保路运动所致，其深层次原因乃是经济排外主义思潮、地方主义势力与谘议局的抗争。保路运动是这三个因素的产物。
首先，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经济排外主义。经济排外主义已经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所采取的是文明排外。它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激发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与爱国良知，中国实业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金、技术与管理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种思维方法与价值观，源于中国传统的“人心正，则天下无不正”的思维价值模式。他们幼稚地认为，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就会把“商办”等同于“爱国”，把“借款国有”和“卖国”挂钩，从而占领道德的高度，对其进行指责和抨击。
其次，经济排外主义被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保守势力所利用，也为保路运动提供了动力和支持。这些地方势力以“爱国主义”的口号，来抵制清朝政府要求铁路建设中央集权化的努力，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理由，来抵制铁路国有，维护地方集团的利益。他们利用民众中的朴素爱国主义情绪，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这些地方势力与经济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地方谘议局的力量。谘议局成为他们发起保路运动的大本营。
更为重要的是，各省报刊均掌握在立宪派手中。他们深受经济排外主义与地方主义思潮的影响，与谘议局互通声息。清朝政府的任何中央集权的政策行为，都会引发地方谘议局与报刊的猛烈抨击与一致抵制。
在这种形势下，大众受到报纸杂志和社会舆论煽情性的“话语轰炸”，一点也不想站在政府一方来考虑铁路国有的动机和诉求目的。在政治分歧日益扩大的危急时期，保路运动引发了反对派与政府更为激烈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