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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五六月间，清政府决定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此举彻底激怒了各地民间人士。政府事先放风修铁路的钱以后要靠外国借款，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士绅民众纷纷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必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
湖广民众公然威胁政府，说明清廷在毫无威望的情况下还企图与民争利，老百姓被逼急了。不过说到与民争利这个问题，又很有意思，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在盛世搞大工程是文韬武略，而到乱世搞大工程往往变成与民争利呢？
其中有经济上增长红利的这个概念，盛世必然经过前一段时间的韬光养晦，国力储备足，国家经得起折腾，修个运河、打几次仗，再加上官员贪污腐败，也不会动摇根本。但是到了经济衰退期，像清王朝从1840年开始，几次败仗打下来国库被掏空了不算，百姓也搞穷了，国弱民穷，清廷的经济举措往往是与民争利，这就必然导致民变。
其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料，先是湖南、湖北和广东的民间人士又是请愿又是示威，狠狠地闹了一场，但是朝廷不为所动。有人认为是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睿澄对付闹事有一套好办法，或打或拉起到了成效，但根本上还是利益在作祟。在清廷的铁路国有办法里，对湖广两地是比较宽厚的，民间资本有的退钱，有的换成了股票。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大省四川来说可就太不公平了。因为四川之前修铁路花销太大，账目又糊涂，为了表示惩戒，清廷对四川的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娄子捅大了，川人的火暴性格岂容官方这样明火执仗的抢夺呢？
1911年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会上几位川籍的首领当众大哭，超过了20分钟，直哭得山河泪下，日月无光，还有人更是高声喊出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这样非常有煽动性的口号。
一时间群情激愤，数千人临时决议到总督府衙门去向父母官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一场民变已经在所难免。
清政府将川汉商办铁路收为国有，这道上谕于5月初到达成都。当时，在商办铁路公司内部，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两派意见不一，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温和派以在京的资政院川籍议员萧湘为代表。他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商办铁路实际上已经破产。但他们认为，通过反对国有的态度和立场，可以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要价，以争取更多的补偿金。这一实际利益才是驱使保路运动的内在原因。温和派“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
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罗纶。由罗纶等2400余人共同签名并由王人文代奏的奏折，反映了激进派人士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铁路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即使铁路收回国有，也不能借外债筑路，因为外债会让外人干预中国的财政。即使不得不借外债，也不能让外人拥有抵押权，因为外人一旦拥有抵押权，铁路就等于送给外人了。“外人占人干路，扼我财权，足招亡国之祸。”
构成保路运动中的激进派，主要是一些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的士绅人士。他们并不是腰缠万贯的大股东，他们对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还款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另外，他们也不了解商办铁路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内情。说他们反对铁路国有政策，更多的原因是不相信外债。在他们看来，任何与外国商人与银行相联系的经济合同，都是不公平的。
从激进派身上可以看到到清议派的影子。自两宋以来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清议。清议指的是公正不阿的舆论力量。它有两重意义，一是遵循并效忠于刚正的道义原则而形成的议论；二是指在野的时望人士对权贵的抗争态势。清议对政治权贵的抗争，主要通过社交集会、发表文章以及地方舆论形成的压力来影响政策，并不走达官贵人路线。
保路运动中激进派的清流遗风，同样是“陈义甚高”，并热衷于不切实际的大言高论。不过，保路派中的清流士绅，则以经济排外的民族主义封闭原则，以无条件地排斥外国贷款，以及“路亡国亡”的激进口号，作为他们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的信念支柱。
当温和派意识到朝廷的举措无法让他们得利时，激进派最终取得上风，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此在川地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