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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节过后，中国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统区，蒋介石迫于国际和国内形势，于1月21日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他自己则退隐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桂系的代表人物，人称“李白”，桂系是当时中国地方势力当中最大的一个派系，拥有大批能征善战的军队，现在又有李宗仁做副总统。当时他们雄心勃勃，想抛开蒋介石划江而治，即长江以南由桂系统治，长江以北可以由中共统治，这个意图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
但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就做了周密布置，实际上所有大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他首先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总司令部，任命其得意门生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任命自己的忠实门徒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自己留学日本的老同学、政治盟友张群主政西南，出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控制川康滇黔四省。此时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已全面控制了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1月30日，蒋介石又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3.7亿多美元）运往台湾，将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攫取一空；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和大量军火也移往台湾。从这些军事和人事部署来看，蒋介石下野后的全部战略可以概括为：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这些部署对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的致命打击。
于是，李宗仁把希望都寄托在与中共谈判上，他代行总统职权之后，马上向北平方面表示，南京政府愿与北平谈判。中共方面本来是不想和谈的，因为以当时的军队实力而言，共产党完全可以直接打过长江去，但是当时主要考虑到民众们的和平愿望，而且蒋介石名义上也已经下野了，所以中共方面也同意了南京政府的要求。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谈判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周恩来很明确地提出，有两点是中共一定要坚持的：第一是必须改编国军；第二中共一定要过江，到南京接收南京国民政府。经过十五天的谈判，张治中代表团最终接受了这些条件。
但是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被李宗仁拒绝了，在他看来，这个和平协定无异于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一种处置。而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则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于是和谈破裂，4月20日，中共方面下达了命令，解放军要横渡长江，准备用武力来解放全中国。
虽然国民党方面的有识之士，像张治中等人，都为这次和平谈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实不管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他们其实并不希望也不相信能够通过和平谈判来挽救国民党政权，谈判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在国共北平谈判中，“长江”依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共认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而国民党则利用《中央日报》，撰文鼓吹说：历史上的南北朝多以淮河为国界。如果让敌人渡过长江，而又不能在江南给予重大的打击，只能退守岭南。就历史上的先例来看，退守岭南已失立国规模，只能苟延时日，不足言复兴。
这充分暴露出了国民党对谈判缺乏诚意，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都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这才是谈判注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谈判之前，国共两党还举行过几次很重要的谈判。
第一次是1923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从大局出发，与国民党举行政治谈判，以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孙中山提出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则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次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北伐革命的进程，使中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便以“清党”为名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多起惨案。十年内战随之爆发。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开启了第二次国共谈判。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的存亡在一息之间。在国民党左派的斡旋之下，“西安事变”通过谈判得到了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第二次合作。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是为第三次谈判。但此次谈判分歧较大，中共方面意图和平建国，但国民党却决意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国民党借谈判为幌子，秘密进行军事部署，等到准备妥当，悍然发动了内战。当时国民党有正规军队430万，是共产党军队的3倍，兼有收缴的日军战略物资和美国提供的美式装备，比共产党军队的“小米加步枪”精良得多。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双方力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应了民间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不得不向共产党屈“尊”求和，进行了第四次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