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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重心，从建国之初就是这样。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毛泽东还是很重视农民自己的想法的，为此他希望那些农村出身的作家能够向他反映情况。当时很有名的“山药蛋派”
代表作家赵树理就来到太行山区一个小山村蹲点，准备了解实际情况。根据赵树理的观察，农民当时还没有强烈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多还是希望自己种地。为了照顾这些情况，中央有关会议希望不要过急地把农民推向合作化，还是要支持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同时积极推动农民的互助合作。
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传统，“土改”之后，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一方面有了翻身的感觉，另一方面一些小农经济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所以在中央的政策鼓励和推动下，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己也开始产生互助合作的要求。到了1952年年底，全国已经有了八百三十多万个农村互助组，这种小型的互助组仅由几户人家组成，同时也成立了几万个初级合作社。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商业、手工业改造一起被称为“三大改造”，对当时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后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个序曲。
一方面不伤害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保护和支持农村当中已经出现的合作化愿望和要求，当时中央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处理还是比较妥善的。
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永贵担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期间，在环境非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
1952年年底，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陈永贵的眼界变得更开阔了，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念头鼓舞着他。开完会后，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筹办合作社。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小麻烦，陈永贵所在的互助组有49户，但是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合作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可是尝到合作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陈永贵灵机一动，他想做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49户，谁来也不给看，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在大寨村，有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也有其他三个互助组，还有几个单干户。这几方势力大家都憋着劲，要把对方比下去。
初级合作社与互助组最大的差别在于：互助组各家地还是各家管，但是在合作社，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分多分少大家都会有意见。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大家的积极性也难以维持下去，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开始增加。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有说他“不民主”的，有说他“主观主义的包办”的，有说他“营生混乱”的。
为此，陈永贵专门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并向大家推荐了一份其他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社员的积极性又上来了。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多，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