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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上海滩的著名大亨黄金荣
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同时发表了一份《自白书》，主要内容是说，现在正值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和我的门徒，只要犯下了罪行，都要向政府当局坦白自首。
1950年7月，政务院和最高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政务院又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金荣写出了他的坦白自首书。
黄金荣在这篇坦白书中间还谈到过杜月笙，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看了第一稿之后，觉得不妥。杜月笙当时在香港，但是他一直没有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没有到台湾去。潘汉年出于统战的考虑，便把杜月笙的名字删掉了。当然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是特殊人物，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在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当中被镇压了。
解放初期有三大政治运动：一是抗美援朝，那是对外针对美帝国主义，还有两个国内的就是土改运动和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在当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知道，凡是革命之后一定会有反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都有过严厉的镇压反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地都有一些对中共政权不满意的人员，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对于新政府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同时稳定社会治安，都有着非常必要的作用。当然任何镇压运动也不可避免会有扩大化和打击过宽的情况。
1951年年初，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上海大亨黄金荣迫于压力，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17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20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5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26岁，后升探长，到50岁时升督察长，60岁退休，这长长的34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84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60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另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的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公元195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