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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是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从而揭开了新中国第一次思想文化大批判的序幕。但是如果没有江青的话，毛泽东则未必会发起对《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日理万机，本来没有注意到《武训传》，是江青先向他作了反映。江青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非常了解，她的这一举动也不免有挟私报复之嫌。30年代她在上海还是一个二流明星的时候，曾经和陶行知有过节。江青善于公报私仇，这一点后来在“文革”当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青当时挂名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实际上是个不管事的闲职，但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她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一番作为，以便获得更大的政治上的权力。江青向毛泽东推荐了《武训传》之后，毛泽东果然很不满意，还写了社论进行批判。7月，江青化名为李进，率《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的12名干部，到武训的故乡山东堂邑县做了长时间的调查，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连续6天连载了4万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其实是很不严谨的，报告当中把武训描绘成一个“大地主”、“大流氓”。之后全国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高潮。导演孙瑜、演员赵丹以及相关数十人都为这部电影写了自我批评的文章。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模式，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批判取代正常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此后我们可以看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直到“文革”前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都是这个模式。可以说江青是这个模式的重要发明者，这种意识形态上展开的严厉批判从此在新中国开展起来。
《武训传》的审查过程中一直没有遇到问题，也顺利在全国放映，怎么到了毛泽东那里，却被当做“反动宣传”展开了批判？
夏衍作为当事人，曾在其回忆文章中解释道：“《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被‘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首当其冲的是电影界，就是郑君里和赵丹。这些具体情况在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黄晨（郑君里夫人）揭露得很详细。”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难免牵强，显然不能服众。另外一个当事人影片导演孙瑜说，毛泽东早在1951年2月底之前就看过《武训传》，距离5月20日社论的发表有近三个月的时间。要说反对，当时就可以禁止影片的上映，怎么要等到影片公映之后才提出？从观看电影到发表意见，时间间隔如此之长，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批判《武训传》是深思熟虑的，不可能是受到江青影响的心血来潮之举。
王善中写了《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一文，对毛泽东为何要发起批判《武训传》，提供了一种更为可信的解释。王善中写道：“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历史上的武训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如果电影不把农民起义作为背景去表现武训，只把其作为当时中国人民文化上的一个启蒙运动去表现，影片的问题并不是很大。然而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不仅仅是凭空造出了一个要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来作为武训的反衬，而且把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同当时的农民战争也联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本来还属正常的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突出地成为了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了。”
王善中接着总结说：“电影《武训传》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袁晞在《武训传批判纪事》中写了一个细节，毛泽东看完影片之后，曾对江青和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武训办学是改良主义的，和革命主义是对着来的。毛泽东本人是坚信革命主义的正确性的。所以，毛泽东决心狠批《武训传》的改良主义，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