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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一解放所面临的形势就非常严峻。
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威胁，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上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十几次来自台湾国民党方面的空袭。其中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台湾方面派出了十几架轰炸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炸毁了发电厂和很多民房，导致1500多平民伤亡，史称“二六大轰炸”。后来北京向莫斯科紧急求援，苏联派出空军和高炮部队驻守在上海周边地区，半年之后基本控制了上海的制空，台湾国民党方面再也不敢到上海空袭了。
另一方面，上海的经济也一度出现困难。上海解放之后，证券交易所成为投机倒把的中心，整个上海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的情况都很严重。中央为了稳定上海，由陈云亲自坐镇，从各地调派了大量物资运到上海，供应上海的300万市民。
1950年，上海的经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困难，由于银根紧缩，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的情况又出现了。当时很多私营企业都相继关闭了，资本家纷纷逃往香港，上海市面一度非常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市长陈毅连续给中央发去6封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请求中央帮助。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向上海提供紧急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的建议。黄炎培认为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也就是说，要充分重视私营企业的作用，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上海的私营企业稳定下来，国营企业也迅速开始运转。到了1951年，上海的市面物资供应逐渐丰富，物价下跌，上海开始了一次新的复兴。
蒋介石虽然退守台湾一隅，但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由于国民党拥有海军和空军的优势，而新中国的空军力量相对薄弱，因此，利用空军远程轰炸中国的沿海城市，就成了蒋介石“骚扰”新中国的一种手段。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从台湾出动了各种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B-25型2架、P-51型2架、P-38型1架，分四个批次轮番轰炸了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地，共投弹60余枚，炸死炸伤居民1500余人，炸毁房屋2000余间，发电厂遭受严重破坏，发电量由15万千瓦降至4000千瓦，工厂大部分停产。”
这一惨案举国震惊。然而上海上空的飞机轰鸣声还没有消失，广州等地的防空警报又已拉响。3月3日，国民党空军再次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同时展开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国民党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地派飞机轰炸新中国的重要城市，是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空军，只能望空兴叹，积极防御了。然而这样的被动显然只能助长台湾方面的嚣张气焰，必须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此，新中国领导人都作出了重要的批示。毛泽东在访问苏联归来后，即刻指示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我们的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空军。周恩来则对创办航空学校作了具体指示，要求越快越好，哪怕是提早一个月。朱德也对学员提出殷切希望：人民都盼望我们很快学会飞行，学会了就打。
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师部12个、团部49个，以及其他部队和单位。1950年4月11日，各航校速成班的空、地勤学员即将毕业，空军领导向中央军委建议：成立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包括1个轰炸机团、2个歼击机团，后来又增加了1个强击机团。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聂凤智亲任旅长，团长、政委全是清一色的师旅级干部。这是新中国空军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其后，第4混成旅移驻上海，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换装训练。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农业歉收，工厂困顿，交通瘫痪，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随着蒋介石的退守台湾，无数的物资和美元也流向了台湾。
1949年的特大洪水，让情况变得越发的糟糕。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 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农业总产值大约下降25％。能否尽快渡过经济难关，是新生政权面临的“大考”。社会各界对共产党管理经济能力的怀疑，有增无减。有的人甚至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迅速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在平抑物价方面，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投机资本这只“拦路虎”，为此委员会打了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其次是“粮棉之战”。
针对当时非常猖獗的银元投机，各地政府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使用人民币。以上海为例，有的投机商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陈云意识到，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1949年6月10日，200多个投机商被逮捕，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
“银元之战”以后，利欲熏心的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这就是“两白一黑”，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希望大发“民难财”。人民政府当即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粮棉战役”，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棉纱和煤炭都集中到了上海。12月10日，“粮棉之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投机的商人大多自食恶果，纷纷破产。
6月的银元风潮，政府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11月份的囤积物资，政府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资本家敢兴风作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