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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了一上午没吃饭，十分钟前刚在路边买了几个类似肉夹馍的汉堡。正狼吞虎咽之际，刺耳的警报声就划破了阿什克隆这座距离加沙边境不到二十公里的小城镇。
自抵达之日起，我们已经不下N次听到这种声音了。
“妈的！”我们的光头司机猛一踩刹车，扭头冲我们大喊：“快下车，跟我走！”随后一推车门，麻利地跳出车外，二百多磅的身躯此时显得格外灵活。
战地记者何润锋在
我随手抓起身边的背包，跟着跳下了车。坐在后排的摄像师阿Dee和工程家进也左右开弓，推门而出。在司机大佬的率领下，我们强行穿过马路中间的灌木丛，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路边的一栋居民楼。空袭警报仍在上空抑扬顿挫地盘旋。
这就是以色列南部人的生活——在火箭弹阴影下的思考逻辑和行为习惯。过去八年间，哈马斯武装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超过一半落在像阿什克隆和斯代罗特这样的南部地区，谁也不知道死亡的阴影会在什么时候突然降临。采访期间，每当警报声戛然而止，远处传来爆炸声之后，不消几分钟，媒体就会迅速报道哪儿哪儿又受到袭击了。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有着普遍的逃生设施和良好的逃生习惯，这么多年来，死亡数字倒并不多。
只是这次，逃生的方向有些尴尬。当我们连跑带跳地爬上居民楼外围的石阶，气喘吁吁地冲进大楼后定神一看，赫然发现一楼的楼梯背面，几个皮肤黝黑的小孩儿，正惊恐地看着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孩子们大多蓬头垢面，衣衫不整。
“苏丹人。”
哦，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就是新闻曾经报道过的，穿过苏丹和埃及边境逃到埃及，再由埃及偷渡进入以色列的苏丹难民。记忆中埃及边境的警察对这些难民经常采取直接射杀的政策，那么他们——我眼前的这些孩子，还算是幸运的。
在以色列和苏丹难民一起躲炸弹？这跨时空的采访体验还真奇特。只是，历尽艰辛远道而来的苏丹孩子，恐怕从未想过，在以色列求生也会如此困难吧？
那么，二十公里外的加沙，正在遭受以军狂轰滥炸的一百四十万巴勒斯坦人呢？土地和安全，他们会选择哪一个？如果，他们能选择的话。
站在加沙边境一个荒凉的土坡上，我们用摄像机真实地记录着几公里外加沙城的伤痕。透过摄像机，我们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城市边缘那几栋建筑，如何在炮声过后从地平线缓缓消失。
但我们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哭声。
想起自己在某条新闻中的结尾词：
当加沙的孩子为了一杯干净的饮用水而发愁的时候，当斯代罗特的孩子在恐惧中等待着下一声炮响的时候，以色列和哈马斯的领导人却还在为停火的条件讨价还价。政治家的谈判总是旷日持久，无辜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擦干眼泪？
何润锋
2006年12月，记
谁能想象，就在三个星期之前，大街上人头涌动，很多人彻夜狂欢，甚至载歌载舞，整个德黑兰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市民的露天聚会。伊朗人投票期间的那种希望、热情，仿佛也感染了忙于采访的自己。
大选结果宣布当天晚上，内贾德获胜，气氛陡变。人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我安排伊朗摄影师待在附近的大街等候拍摄，但他看到警察向民众开枪后，吓得跑了回来。当我打算再次出去进行采访时，出租车司机断然拒绝送我们去现场。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自驾车去拍摄。
只见身着平民服装的民兵头戴钢盔、手拿警棍，正在驱散越来越多的示威者。这是我到德黑兰以来，第一次看到民兵替警察执法。只要看到有人在拍画面，他们就会冲过来用警棍乱打。看到我们手中的摄像机，他们就冲了过来，有的人跳到车前阻挠我们前进，有的人拿着警棍敲打着车窗玻璃，喝令我们交出机器和录影带。幸好其中一个人头脑还略微冷静，他看过带子，让我们抹去十秒钟他们的画面，就让我们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有很多外国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被砸坏或没收，两名德国记者被打伤。
我们只好将摄像机藏在包里偷偷拍摄。情况最危急的时候，蒋晓峰和摄影师阿德都蹲守在楼房顶上的黑暗处熄灯拍摄。
记得一位资深伊朗老记对我说：“如果你在伊朗能做记者，那么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做一名好记者。”我深以为是。
李睿
2009年的8月份开始，缅甸军政府以北部特区果敢制毒和贩毒为由，拥兵而入，经过激战后全面控制果敢。这一行动让其它三个缅甸特区高度戒备，尤其是第二特区佤邦兵力最强，与缅甸军政府发生军事对峙。千钧一发，凤凰摄制组进入最核心的佤邦，大量采访了特区政府、军队、民众，让更多的目光聚集到这个边陲。据说缅甸军政府每天都收录凤凰的相关新闻并翻译成缅语，最终，当凤凰摄制组离开之时，传来缅甸国防部长邀请特区进行谈判的好消息。
这天我在佤邦离缅军最近的阵地上，用望远镜看缅军阵地，旁边的军人对我说，今天还好，挺平静，前几天我们一个营长就是这样观察时被对方冷枪打死的。
令狐列
我对战乱充满了厌恶，但我厌恶的方式不是躲开不看，而是冲上去，用摄影机说话，“看吧，愚蠢的人类，你们就是在这样疯狂地找着各种丑陋的借口互相屠杀。”
去了巴勒斯坦加沙两次。第一次是2007年2月哈马斯和法塔赫内讧的时候，哈马斯领导人同意接受阮次山先生专访。可惜我们进去的时候，战火正浓，两派在我们酒店门口打得乱七八糟，领导人爽约，年过六旬的阮先生只能穿着防弹衣在美丽的地中海边进行现场时事评论。
后来运气好，我们趁停火间隙出门拍摄，进到一个非常奇异的巴勒斯坦家庭，哥哥是哈马斯，弟弟是法塔赫——那是两个决然对立的政治派别，并因此爆发了武装冲突。白天两兄弟在家门外带着各自的兵对打，夜晚回到家，却又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哄孩子孝顺父母。
出了加沙，在西岸访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然后提着五件死沉的防弹衣，准备去伊拉克。卖防弹衣给我们的以色列人听说了，没说话，用力吞了口水，把衣服上的made in Israel拆下，贴上made in USA，知道伊拉克人视以色列人为天敌，他替我们省点麻烦。
巴勒斯坦人听说我们要去伊拉克，脸白惊呼：“你们疯了？”
到了伊拉克，伊拉克总统办公室新闻官听说我们从加沙过来，也脸白惊呼：“你们疯了？”
第二次去加沙，是在2009年6月，以色列刚刚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媒体封锁。我们冲进去，直闯两兄弟家，知道一家人还安然活着的时候，心才突然落了地。那时哥哥还在加沙，弟弟已经逃难去了埃及。我一进门，兄弟俩的妈妈见到我就扑上来，抱我亲我，又哭又笑，像家人一样说着知心话。
张晓文
严明和林平在以黎战争
2006年7月，平静了六年多的黎巴嫩南部再度硝烟弥漫。在黎以冲突爆发当天，凤凰卫视驻埃及记者温爽，只身从塞浦路斯乘坐邮轮进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陈晓楠、吴建明小组取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进入贝鲁特；严明、林平小组跟随以色列地面部队行动；记者鲁涛在叙利亚关注叙利亚与伊朗的动向。当别的电视台还在发电做准备时，严明、林平已经在现场通过海事卫星开始联机直播了。他们还英勇地拍到了导弹从他们头顶飞过的镜头。事后，这两个身高马大的记者说，当时心里还真是使劲哆嗦了一下。
5月13日，已经持续两个多月的泰国红衫军示威活动突然升级，政府军与示威者的直接对抗一触即发。
14日，闾丘露薇启程赶赴曼谷，在现场开始发回大量报道。18日，由周延等三人组成的报道团队也抵达曼谷。19日清晨，泰国政府宣布清场，凤凰记者立刻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战场。
双方枪战的现场，又是在封锁区最中心的地方，周围是红衫军筑起的路障，再往外则是政府的装甲车和军人，要近距离拍摄到枪战的画面，其实很难。
好在泰国对于媒体的开放程度还算高的，只要出示证件，都会放你进入封锁区。只是进去之后个人生命安危，就完全靠自己了。最考验人的，是从车可行至的地方走到双方交战地区的这一段路，除了得扛着摄像机、三脚架、海事卫星设备等众多死沉死沉的机器走一段绝对不算近的距离，更严峻的是路两旁的高楼里，随时可能有人放冷枪，之前那位牺牲的意大利记者和受伤的几位同行就是遭受了这样的待遇。
纷乱的战争现场，很多记者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有些外媒的记者没有安全装备，想买也买不到，在枪弹声声的现场，他们只能靠运气躲避横飞的子弹。相比之下，凤凰记者还算幸运，公司让他们带上特制的防弹头盔和防弹衣。网友评价，穿着防弹衣在现场报道的周延非常“帅气”，她却只有苦笑，“你不知道这防弹衣和防弹头盔有多重（分别重二十磅和六磅），穿戴着它们，在近四十度的高温下行走，汗流浃背，一天下来肩膀和手臂都已经酸到没有知觉。”
周延
凤凰卫视有了自己特制
大批红衫军示威包围了总理阿披实官邸和总理府，要求阿披实下台，军方直升机将阿披实撤到了曼谷郊外的十一步兵团军营内，并成立了紧急指挥部应对政治危机。我们第一时间赶到军营亮明身份，想进入军营采访。经过多次的交涉，凤凰的“疯子精神”再次奏效，我们的诚意和努力终于感动军方，我和摄影师独家进入军营，泰国军方首次透过媒体对外表明支持阿披实政府的态度。
周延
2006年8月16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战争结束。四十年来，第一支黎巴嫩军队进入自己国家的南部。而我，第一次为凤凰报道。
战地并不陌生，战后情形却总令人唏嘘。士兵们兴奋、忐忑，必须用夸张的号角，稳定自己的阵脚。
为了把话筒伸进一些，我们爬上一辆坦克，年轻的黎巴嫩士兵，脸上的雀斑在阳光下变浅。他期待，他更紧张，驻扎在真主党的阵地，有多光荣就有多危险。
黎巴嫩实在是个奇怪的国家。我在那个不足一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马不停蹄跑了十天，仍没看清这个国家到底是何面目。
但回来后，所有人都在期待你描绘。他们用最简单的句式问：“那边怎么样？”有次我终于憋出一个回答：“很蒙太奇。”
譬如，一个豪华宾馆旁边就是一栋二十多层高的废墟。房主可能早在战争中身亡，但房子是私有财产，政府拆不得。不过，当地也有人说房产属于政府，但政府建设规划不力，至今未拆。
贝鲁特西区，此番黎以冲突中挨炸的一个区域，十几层高的公寓整栋整栋不见了。剩下的那栋，临街一面墙倒了，全楼的客厅暴露在眼前，有吊灯还在随风摇摆，背后是一面粉红墙壁。
好像一幕话剧布景。人家生活中的一瞬间就暴露在你面前。那一瞬间里有惊愕？逃离？哭嚎？之前他们有怎样的生活？现在他们在哪里？你可以想很多，也可能什么都想不起，只呆呆张大了嘴。
更精彩的是，你右手边废楼里传出动静，八楼阳台上全是弹孔，九楼却有人探出脑袋晒衣服，整栋大楼有一两间还亮出灯火！
当地记者Nabil像某个古迹公园导游，带着自信满满的微笑拍拍我们说，走吧，还有更精彩的。
新伤旧痕。不是很容易分出，哪栋是内战时期打烂的，哪栋是这次以色列人炸毁的。街头一幅银行贷款广告颇有意思，改动阿拉伯单词第一个字母，“Damal”（摧毁）就成了“Aamal”（建设）。
我意识到，这里无所谓“重建”，他们在不断建设与摧毁中活着。
周轶君
2007年2月，巴格达。任务只有一个，访问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总统府很重视，车接车送住小楼，保障你安全的同时，只有一个要求，不准出去。即便是步行五分钟到小楼外萨达姆旧宫殿（现在的总统府新闻中心）上网、传片，也必须提前申请，专人陪同。一是安全，二是哨所的人不接命令不让你通过，宫殿的门也不开。
我们居住的总统府区域平静得诡异，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巴格达。一天早晨，我竟被鸟鸣唤醒，后来又听到了重型机关枪的声音，才确认自己身在何处。唯一闻声见物的是美军直升机，飞得不高，腹下空门大露。
来时路上的炸弹展示了巴格达的面貌，我们被禁止上街。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跟周围人交谈，成为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途径。
什叶派，库尔德人，美军，都接触到了。逊尼派武装，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属于萨达姆旧部的电视台整天反复播放爆炸镜头。通常是摄像机等候在一个地方，跟拍靠近的美军坦克，准确捕捉触发地雷的一刻。显然，埋地雷的和拍片子的是一拨人。总统秘书马茂德说，这些人试图号召伊拉克年轻人加入。
三天来，马茂德一直陪同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大概是最后一段车程了，马茂德放下了官气。他问，可不可以传些图片和视频给他，他想寄给在英国的妈妈看。他全家都在国外，儿子们都从政，妈妈每天担心。“不过，她很骄傲我在总统身边，塔拉巴尼，那是我们的爸爸。”“如果有一天，总统不在位了，我还会追随他。”英俊高大的马茂德说。
周轶君
2007年8月，二十三名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遭绑架。塔利班处决了其中两名男子。
韩国，阿富汗，同属亚洲，都在凤凰的视线内。
决定要走了。离开公司时，总编再次问我：“真的能行吗？”
落地喀布尔。第一印象，风很大，土很大，男人的眼神很剽悍。即便我用蓝色“波尔卡”把自己从头盖到脚，还是会被当地人一眼识破——只要瞄一眼我的大头鞋！（当地妇女赤脚或穿黑色拖鞋）
喀布尔街头，乐意同外国女人交谈的，是喀布尔警察。
周轶君
在耶路撒冷的西墙广场，男女被分成两边，头戴“卡巴”的犹太男人抚摸着千疮百孔的石壁，遥想着三千年来流离失所的悲苦而恸哭。女人则以脸面墙，离开时倒着走出祈祷区，以示对墙的敬意。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信仰的中心和永恒的圣城，同时也是以色列最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广场上密集巡逻的以色列士兵，彰显着以色列立此为都的政治主权。
在等待采访西墙管理区首席犹太拉比Shmuel Rabinovitch的空档，一群以色列士兵走过来，我热情地伸出手，邀请他们一起合影。这些二十出头的犹太男人摇手示意并连连退后，正统的犹太人不允许触摸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于是我入乡随俗，躲在镜头后面，捕捉到了放下戒备的以色列大兵与我们摄影师德基“勾肩搭背”的完美瞬间。
左屹桐
2009年7月，我们在佩雷斯的官邸等待这位外表温和的以色列总统。摄影师依照《风云对话》的惯例，布置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光影背景。采访前二十分钟，新闻官走了进来，打量一番，要求将室内的顶灯、墙围灯全部打开，理由是：我们以色列人不习惯在“阴影”下接受采访。摄影组交换了一下眼神，真正领会了以色列国民口中的“不安全感”，哪怕是在警卫森严的总统官邸也不例外。
被白炽灯过度曝光的采访，画面当然是差强人意，但这位外柔内刚的总统先生却没有让我们失望，一个小时的时间，面对巴以之间的历史纠葛，他娓娓道来，亦振振有词。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颇为深刻，“只要可以选择的话，我们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是从生存出发，我们必须有一支战斗的力量。整个国家就是一支军队，整个土地都是我们的前线。”
左屹桐
2009年7月，当我们一行四人进入加沙时，距离上次巴以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已有半年。二十多日的空袭，七千余人的伤亡，战争给加沙地带留下的，是夷为平地的医院、政府、学校，是在垃圾堆旁你追我赶的孤儿，是高高挂起一家十三口全部遇难的血书，是凤凰镜头前巴勒斯坦的母亲在难民营里无力的申诉……
就在之前的十天里，受以色列外交部的邀请，我们的摄制组一路穿越以色列的南北，访问了以色列最精英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每一个犹太人，似乎都有一段最复杂最惨烈，娓娓道来时却又最平常的人生故事。
“你爱的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以色列最伟大的作家奥兹对我们说，巴以之间的问题，其实无关政治，这是一场关于“这是谁的家”的战争。是啊，我们在以色列听到了一段《爱与黑暗》的故事。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这片土地何尝不是他们的家呢？
左屹桐
记者们苦等卡扎菲
在卡扎菲官邸内拍
利比亚的局势持续动荡，周轶君和她的两个同伴从香港到土耳其，从土耳其再到突尼斯，经历了谎言、敲诈、多方联络、长途奔波之后，终于进入了利比亚境内。周轶君说，这是多年采访最不自由的一次，仅仅是为了等待签证就耗掉了一个星期。从边境到的黎波里的路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有军人进行搜查，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入境，会被直接抓进监狱。一波三折入境之后的兴奋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破，所有的记者都被关在一家酒店里，出入受到严格的限制。
舍不得新闻阵地的记者们，只能留下来，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大家开玩笑说那个地方就像严格的寄宿学校，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像是上课下课，大家每天早餐、午餐、晚餐全部都在一起。由于不允许私自上街，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主要媒体的一百多名原本素不相识的记者，在这里相互之间的关系除了同行又多了一层，那就是每天吃住在一起天天见面的学校“同学”。
这一帮四海为家、生性乐观开朗的“同学们”变着法子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乐趣。半夜经常会听到铃声大作，通知记者们去召开新闻发布会，常常搞得大家作息混乱，于是大家就商量也在酒店里面召开一个示威游行，通知所有监视和陪同去开会。此外，大家还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步调和外界同步，4月29日，恰逢威廉王子大婚，记者们在酒店里面也布置了一间房间，在里面挂上威廉王子和凯特的照片，由所有的英国记者出钱，送给大家每人一个酸黄瓜的三明治，以示庆祝。
在寄宿学校的记者们当中，轶君算是最年轻的之一，许多记者都已经是五六十岁还在跑战地，这一点令轶君敬佩不已。记者无论是男女大家都是差不多对家庭会照顾的比较少一点，在外面跑的多一些，四海为家，大家志趣相投，真的是同一类人。
曾经有人问过轶君，选择去炮火纷飞的战地，是公司的决定还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想起BBC一位记者的回答，身为记者你至少知道你是有选择，你知道你是在干什么，你知道你要来战地，你知道你会深处险境，那么你也会想办法出去。但是对生活在战火当中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所以相比之下，记者还是很幸运的。
“做战地记者的人，他首先对自己的职业他有一个热情，他本身性格中有这种成份，他喜欢去接受挑战，但我觉得还有一点，真正要做一个好的战地记者，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你一定要有判断，有知识，可能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要带偏见。”
卢曦
报道利比亚成品油
米苏拉塔外围 |
扎维耶，政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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