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凤凰开办《李敖有话说》节目之前，我曾问过李敖先生愿不愿意回大陆走一走，李敖的态度非常坚决，说是“没有可能”。

我分析，李敖拒绝回乡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李敖曾夸下海口，一辈子不离开台湾。这似乎是一种爱台湾的清白，这种清白，能够使得他的言论更有攻击力，更可信。第二，李敖怕坐飞机。他小时候曾经坐过一次飞机，差点出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坐过飞机。第三个原因，李敖坐了五年多的牢，出狱以后，又过了两年多的隐居生活。至今，他还是经常一个人在阳明山上写作，一待个把月，可以不跟任何人见面。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不愿意“动”。最后，还有一个“寻梦说”。李敖很怕回乡后会破坏脑海中存留下来的那种旧梦，很怕梦会破碎。

后来，李敖做《李敖有话说》，正式与凤凰结缘。这个节目在大陆引起关注，收视率节节攀升。李敖经常让人帮他从网上搜集观众回馈意见，有时也会在节目中回答网友的提问，直接与大陆观众进行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心和大陆民众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

2005年3月，我再次向李敖谈起回乡问题。开始，他还比较固执，说要不然我八十岁再回去吧。后来我说，你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人生易老天亦老，你到八十岁的时候身体可能就不好了，你的表达和行动都可能会有些不方便；另外，很多从大陆出去的知识分子，像张大千、于右任、钱穆、胡适、林语堂等，他们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但最后都没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大陆；这些人没能回来，你回来了能了却自己的心愿，也能帮他们寻梦、圆梦。李敖陷入了沉思。

最终，李敖定下决心，去北京，“向党中央报到！”“一仙过海，八仙失色。”“我高兴地看到了北京，北京也高兴地看到了我。”

潜意识里浓浓的乡情是按捺不住的。

李敖来到小时候读过六年书的北京新鲜胡同小学时，我一直在近距离观察李敖的表情，透过墨镜发现李敖的泪水其实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儿了，他与小学生们挨个握手时，有一个扭头动作，半天没回头。他在干吗呢？他在控制自己，他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真的一弹，泪水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李敖最后还是用他刚烈的一面战胜他柔软的一面，这柔软埋在心底，充满温情。

后来，鲁豫向李敖提到这个细节，李敖笑说戴墨镜还是管用的。我觉得，李敖戴墨镜技术上是因为“怕光”，也可能是他觉得眼睛流露的信息太多，不愿意让人家发现。他是喜欢批判、骂人的人，不愿意也不习惯把他自己一些赞赏、欣赏之类的感情流露出来。他站在天安门上，喃喃自语地说“真是大国气象”。这趟回乡之旅，他有相当的震撼，又是相当的冷静，他有时候还很兴奋，但在须臾之间又赶紧控制住自己，怕流露出来。他离开新鲜胡同小学时，记者问他给学校留点什么？他说：“我把爱留下了。”说完这句，就把车窗关上了。然后，他就长时间地看着窗外。

李敖外表那么阳刚，不流泪，不伤感，内心却柔软，温情，细腻；他有时候不拘小节，讲粗话，骂大街，私下里对人却彬彬有礼，非常老派。李敖的右腿在出发前，突然发病疼痛，特地让医生打了两针稳定病情，而且还拄了陈文茜送的一根拐杖。可是，他看到自己的小学老师鲁老师时，这条不能受寒的右腿，却“扑通”一下跪倒在水泥地上。在此之前，在去看望老师的路上，他尽管眼睛有点花，还是亲自拿出秘书给他准备的美金，一张一张点，然后装到红包里，亲手交给老师。离开时，他走出去好几米，回头一看，老师的一条腿从轮椅上耷拉出来了，他马上又跑回去，把老师的腿放好。

对自己的家人，李敖也表现出相当深情、细腻的一面。在北大演讲时，李敖提到了女儿李文的名字，没提另外两个孩子李戡和李谌。在清华演讲时，他专门把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写在纸条上，贴在讲桌上。在学生提问时，他抓住机会，把儿子和女儿的名字用两个非常贴切的例子引了出来，让这两个孩子也感受到父爱的温暖。看到李敖这些举动，觉得他虽然是一头雄狮，一只猛虎，但也有舐犊之情，其用心之细，用情之深，让人感动。

李敖大陆行就是一次崭新的电视行动。这个行动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多角度的，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一次突破，在影响力上更是一次突破。

李敖这次文化行动的魂魄在于它有非常好的亲和力，把两岸血脉相通的这种同根、同族的感情纽带连接在一起。当然李敖还有悬念、有故事、又是明星，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要素全都具备。

李敖，一个发誓不离开台湾的“台湾人”，一个永生难忘大陆的“大陆人”，一路行来，在两岸包括全球海外华人中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产生的效应也是非常深远的。这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原乡”所表现出的强烈认同感。无论你身在何方，这片土地、这种文化对你的吸引力将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政治体制，超越地理，超越一切。

刘长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