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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要去大学代一门课，最忐忑的，不是讲课内容，而是自己的普通话。
身边一众好友，数娟的普通话说得最好，赶紧向她请教，怎么练好普通话。
她笑着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卷舌音和平舌音不分。
我知道，我的家乡话就是如此，基本上卷舌音很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加以改正，却又矫枉过正，很多不该念卷舌音的，被我念成了卷舌音。
“其实，你把几个你常常读错的重点的字改正就好了。”她一一给我指出：“词，自己，死，苍，孙，申，森，僧，十，四……”
可真不是几个，而是几十个几百个的问题啊。
我跟着她，努力发出正确的读音，旁边的伙伴们就笑。此时在他们的眼里，我是如此笨拙如此认真。
笑就笑吧，我也笑，但一边笑一边憋出正确的发音来，反正要与自己的习惯作战是需要一点笨拙精神的。
娟也很认真地给我指导。
我很羡慕娟的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与她认识二十余年，同事、好友，一路走来，彼此见证了生命的成长与历练，在我的眼里，她是天生靠头脑靠嘴巴吃饭的人。
我问她，“娟，你的普通话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她笑眯眯地说：“来，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原来，她的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当年，乡里的小学语文老师绝大多数是民办老师，教育组要定期给他们进行普通话培训，娟的妈妈就是培训老师。
“妈妈在教那些老师之前，先教我呀。”娟说，“你想想看，我从小就在妈妈的课堂上旁听，听着听着也学会了。”
后来她上了初中，参加全县的中学生普通话比赛，得奖的几乎全部是县城的孩子，只有她是唯一一个从乡镇来的学生。
“我一开口别人脸上的表情就亮了。”娟说，“而且，这不仅仅有妈妈的功劳，还有我爸爸的。”
娟的爸爸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戏剧文学，跟余秋雨是同窗。
她说：“当时我去参加比赛的台本就是我的爸爸帮我写的。他自己创作了一个情景小品，里面有四个角色，黑板、粉笔头、黑板擦，还有讲台，讲的是它们之间的故事。”
“我爸爸不是在发音上指导我，而是教我怎么表演。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爸爸要我说到粉笔头时，一定要在后面加儿化音，粉笔头儿，非常活泼，拟人化。”
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叹：“难怪我的普通说不好的，原来是输在起跑线上了。”
人都善于为自己找理由呀。
其实，也是为自己找借口。那个说着蹩脚的普通话的人仍然是我，二三十年前如此，十年前亦如此。
五六年前开始在电视台做评论员，对我的能力和形象都是很大的锻炼和提升，我也强烈地意识到说好普通话的重要性。但是，那些错误的发音依然是我的死结，我也常常因此而被制片主任和娟提点，虽然有所改进，但仍差强人意。
有一天，主持人魏老师鼓励我，你要相信自己会讲好普通话的。
她讲了台里一个摄像大哥的故事。摄像大哥的孩子在家里做作业，他过去想要指导一下孩子，结果被孩子无情拒绝。孩子一脸不屑地对自己的父亲说，你一口的武汉话，还来教我。这番刺激下，摄像大哥发奋要学好普通话。在电视工作倒是有条件，因为成天面对的都是说着标准普通话的主持人，他就跟着学习，揣摩，有拿不准的发音就去请教，坚持一年之后，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由此而获了儿子的认可与赞赏。他很开心，因为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孩子的认可就是至高的嘉奖。
听她一说，我也有信心了，又承蒙另一位名字也叫娟的美女送了我一本《普通话培训测试指要》，我有时间就拿起来看看，但多数时候它就在书架上沉睡，封面上已经落灰。
现在，又多了一重压力，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学生在讲台下面喃咕，老师的普通话都说不好，还来教我们。
如此一想，如芒刺在背，我是真的真的要正视自己的发音了。
赶紧起身，先把那本书中的《zh\ch\sh和z\c\s辨音字表》复印下来，随身携带，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读读，背背。
人生奔五，我还在和我的舌头作战，让它们能正确地发出卷舌音以及平舌音。
其实也挺好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