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引起政府和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由于食品安全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单纯由政府进行监管显得力不从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媒体在食品安全事件的披露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纵观最近几年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问题，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从“双汇事件”到“皮革奶”，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媒体曝光而大白于天下的。

在西方国家，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已经成为社会监管的一种最为核心的力量。在我国，媒体的作用日益增强，在食品安全报道、反腐等方面已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层面，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监管中的作用研究还是一个空白。所以，要发挥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监管中的作用，指导政府部门出台合理有效的关于媒体监管方面的公共政策，需要对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背景下媒体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

本书首先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实背景，阐述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剖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第三监管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然后，集中分析了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影响。基于不同省份的食品安全曝光事件的样本，研究发现，政府对媒体管制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目前食品安全曝光事件增多的主要原因。然后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分别从委托方和代理方的角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媒体监管的存在在我国现有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下意义非凡。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规避被曝光的风险，将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力量的加入分担了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使得实际的平均监管投入反而变小，监管效率变高。而针对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媒体偏见，可以采取措施加以回避，如对记者进行食品专业知识培训；政府应当对食品相关信息及时、主动公布。通过构建一个包括五方利益主体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模型，研究发现：①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会提高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的均衡概率；②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会提高消费者投诉的概率；③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监管者与企业合谋的概率；④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会提高监管者与食品企业各自的努力程度；⑤如果从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越大，上级督察部门介入督察的概率就应该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如果上级督察部门在确定督察概率时，仅从节约成本和维持稳定的目标出发，只有在媒体曝光以后才介入督察，则会令整个制度体系的运行陷入逻辑悖论。即：社会越是需要上级部门介入督察的时候，上级督察部门并不会介入督察，而企业和监管者则会设法增大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最终使消费者成为沉默的受害者。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是解决上述逻辑悖论的有效方法。

最后，分析了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作用机制。本书以双汇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体关于双汇集团报道数量和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导致企业经营风险的上升，但是这种影响是有时限的，只影响了本期和下期的企业经营状况。同时，通过对企业财务途径进行分析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没有减弱债权人对企业的信任，企业的财务成本没有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接下来，考虑了媒体负面报道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通过对双汇瘦肉精事件后股票价格走势和股权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股权集中的市场上，通过投资者的“用脚投票”和“恶意收购”来影响企业控制者行为的机制没有效果。最后，通过双汇瘦肉精自然实验，进一步分析了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研究结果没有发现企业采取亲社会的措施，而是通过加大广告投放量来达到终止负面报道、提升企业声誉的目的。

本书由郑风田拟定编写大纲，第一章由乔慧负责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由张曼负责编写，第三章第一节、第四章由薛岩龙负责编写，第三章第三节由倪国华负责编写。全书由郑风田、陈思宇负责统稿。

限于作者水平以及国内外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书中不可避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