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评述

一、国内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问题研究

在国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监管的研究主要从培育和构建食品安全社会监管力量的角度出发，包括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的建立、新的社会监管力量的开发、群众力量的动员、监管制度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如蒋晓青（2012）认为正确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是食品企业和个人的根本，且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管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李灿熊、段双妮等（2009）认为应对食品安全，国家要积极培育社会监管机构，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机构、风险评估、检验检测、信用评估、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分析、披露等机构；王志刚等（2012）认为食品安全需要第三方监管和社会综合治理，需要充分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胡颖廉（2011）提出应从加快食品安全顶层设计、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大力发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组织、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管理，以及畅通消费者食品安全诉求表达渠道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由于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社会监管力量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关于食品安全社会监管机制的文献多数停留在呼吁发展社会监管力量以及讨论社会监管力量的主体、制度框架等层面，少有文献对社会监管力量如何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机制做出细致的研究。

二、国外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问题研究

与我国不同的是，国外的第三方力量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且在公共问题和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外学者对社会力量的监管机制已经做出了相关研究，得出了诸多成果。

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就社会监管力量对企业的影响机制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组织行为理论还是制度学派，都试图厘清社会监管力量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机制。组织理论通常会关注社会监管力量在建立一个新的市场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Carroll，Swaminathan，2000；Ruef，2000；Sine，Lee，2009），制度理论则关注社会组织的集体行动如何在制度范围内将其特殊诉求合法化（Lounsbury，Ventresca，Hirsch，2003；Sine，Haveman，Tolbert，2005）。企业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理论认为：不同的利益攸关者组织都有其正规途径向企业管理层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包括投资者的撤资，消费者和职员的“用脚投票”，以及通过“呼吁”（voice）来表达自身态度，为管理层提供“信号”（Donaldson，Preston，1995；Jones，1995；Frooman，1999）。另一方面，学者们总结了社会监管力量发挥作用的三种主要渠道。其一，通过各种来自组织之外的行为和策略（tactics），如抗议、抵制等，社会监管力量作为一种“第三方”力量向问题企业施加强制性的影响（Gamson，1990；Cress，Snow，2000；Rojas，2006），这种影响具有非常规性，形成一种外在的“冲击”或者“压力”，来对企业行为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包括影响企业投资人的收益、影响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声誉以及影响企业大股东、董事会成员、管理者等人的社会道德评价等。其中，道德评价上的影响可能与企业管理者的职业前景和企业绩效无关，却使他们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交往中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并由此促使他们对于社会监管行动做出积极回应（King，Bentele，Soule，2007；King，Soule，2007）。其二，社会监管力量不直接发挥作用，而是与一国的外部政策环境或社会环境相结合，利用所谓的“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来实现其目标。如Tarrow（1996）和Schurman（2004）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力量更容易发现公众倾向的变化，或者更敏锐地发现政策环境的改变，这些成为其提出某项要求或者倡议的“机遇”，而企业则通过关注社会监管力量的行动，将其作为“信号”，来判断自身的政策方向，Amenta，Carruthers，Zylan（2002）和Cress，Snow（2000）在其建立的political mediation model模型中特别强调：社会监管力量对企业发挥作用的大小和显著性程度是不同的，在某些外部环境下，社会监管力量更能够实现其既定的目标，迫使企业更改决策和行为方式。其三，学者们还发现，第三方力量还能够通过文化创新的力量实现突破，强调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建立新的产业体系（Rao，Giorgi，2006；Fourcade-Gourinchas，Healy，2007）。通过教育和改变消费者认知、创造新的消费文化等方式，在已有的市场之外建立新的市场，从而另起炉灶，吸引生产厂商生产新产品，最后带来文化上的新变化（Melucci，1996；Campbell，2005）。值得一提的是，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草食运动”（Grass-fed movement）通过倡导农业可持续、乡村社区发展、健康和安全消费关怀等理念，反对工业化养殖模式生产的牛肉，并推行传统的“吃草”的牛肉和奶制品，成功开创了新的市场份额，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草食运动”的发展。Klaus Weber，Kathryn L Heinze，Michaela DeSoucey（2008）运用记号语言法研究了“吃草的牛肉和奶制品”运动的动员机制，认为文化价值观的导向和激励在“草食运动”的生产者集体身份的建立、产品价值认同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易渠道的建立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第三方监管理论指明了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三种机制和渠道，主要包括抗议抵制、借用“外部机会”以及以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力量。 xZGrnze6JWGkR49xfOR35XmnrI6DE5UgI+GtyNqzXJUFLjrCYp+obTqcU7lEA1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