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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23日，在回到京城后，载泽给慈禧上了一道密折，希望朝廷能够学习日本模式，推动立宪。所谓日本模式，可以说是“有日本特色的宪政”，它组内阁（ 行政权独立 ），开国会（ 立法权独立 ），设大理院（ 司法权独立 ），国会可以逼内阁下台，大理院可以不听内阁的，这一点和西方宪政国家并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它在上面又加了一个“盖子”，规定天皇拥有最后的权力，也就是“天皇领导一切”，载泽总结朝廷学习日本模式立宪有以下三大好处：
首先，皇位永固。天皇的权力并没有因立宪受多大影响，但对官员的权力做出了限制，朝廷学习日本之后，自然也不会例外。
然后，能瓦解革命党。这一点不用多说，从五大臣出洋之前就已经证明了。
最后，能减少外患。载泽认为，现在洋人侵略我们，固然是由于我国国力弱小，但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原因：我朝的政治制度比较特殊，用洋人的话来说就是专制，洋人并没有把我们看作与他们同等的国家，而是看作半开化的国家，只要立宪，就能够融入世界，能够获得对方的认可和尊重。国与国之间正如人与人之间一样，价值观差不多了，安全感也就差不多，最起码大家都能对对方比较放心，洋人对大清的侵略政策自然会改成和平邦交的政策。
所以，载泽总结，学习日本模式立宪“利于国，利于民，最不利于官”，由于立宪之后，官员们的权力会受到限制，立宪自然会受到一些官员明里暗里的阻挠。正是因为如此，请太后排除杂念，从速宣布立宪，越快越好，而且现在宣布立宪，并不是马上就要实施宪政——实际上这也做不到，根据明治维新的经验，日本在正式实施宪政之前还有一段准备时期（ 预备立宪期 ），现在，朝廷也只不过是进入预备立宪的阶段。
慈禧被打动了，第三天（ 25日 ），慈禧召袁世凯立即进京，就是否立即开始预备立宪征询一下这位改革“第一人”的意见。在如此关键时刻，老袁自然不会退缩了，他表示“坚决拥护泽公的意见”（ 两人私底下早就达成共识了 ），预备立宪必须立即开始。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袁世凯甚至还简要提出了预备立宪的总方案。看来是早有准备，成竹在胸。
慈禧心里基本有数了，但她也并不着急宣布，她有她的做事方法——她还要形成“集体决策”。
慈禧下令，包括老袁这个唯一的地方官在内，朝廷所有的高级大臣连续召开两次闭门会议，就载泽的密折展开讨论。载泽出于避嫌，两次会议都不参加，慈禧派出了另外一位皇族亲贵——23岁的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主持会议。
不出所料，这会上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老袁这些“快派”，认为预备立宪可以马上开始，越快越好；另一派可以叫“慢派”，以内阁大学士荣庆等人为代表。荣庆是朝廷有名的清廉之人，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他一两银子都不贪，被人称为“纯臣”，当然，背地里叫他“蠢臣”也说不定。荣庆大人的意见是：大清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纲纪松弛、官员腐败，因此立宪改革并不是最紧迫的，应该首先从整顿朝纲入手，树立和运用朝廷的权威，强力肃贪反腐，使得官员们不敢有二心，想贪不敢贪，如此才能为将来的立宪改革扫清障碍和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个改革。
荣庆大人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老袁的眼睛更是已经望着窗外去了，只有一个人随声附和。没错，他就是朝廷另外一个清廉的大臣——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瞿鸿禨。
不过这两派虽然有时间上的争论，但对于朝廷最终要立宪是没有异议的，毕竟势比人强，立宪已势在必行，无可倒转。事实上就连慈禧也很清楚，正是因为朝廷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才立宪，如走回头路，恐怕革命党人的队伍又会越来越壮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最终还是老袁这些“快派”占据了上风，而年轻的王爷载沣似乎只是来客串的，只是带了耳朵来而忘了带嘴来，在会上基本没有表态，之后就把会议情况如实向慈禧上奏。
决定了。1906年9月1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慈禧颁布上谕：从即日起，大清正式开始预备立宪！宗旨是仿照明治维新的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天皇领导一切的“大权政治”模式。慈禧为此还颁布了两个原则——“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第二天，9月2日，慈禧颁布上谕，在大清进行全国政府机构改革——也就是官制改革，这其实也是对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日本在预备立宪时期，曾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官制改革（ 废藩置县、废刀令 ），从这一天起大清正式进入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轨道。作为亚洲两个历史悠久的封闭国家，大清的国门要比日本更早打开，洋务运动也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开始几年，而在大清扭扭捏捏地进行了“只学技艺，不涉文武制度”的几十年改革，最后又不得不掉过头去学习后来者日本，这一天实在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厘定官制馆随即成立，决定就从朝廷的机构改革入手，自上而下逐渐推行到地方。在这个馆里具体负责的是14位大臣，称作“编纂官制大臣”，他们要带领一帮办事员编一部特别的“书”——也就是朝廷机构改革具体的方案。这部书关系到朝廷多少人的饭碗，还关系到大清的前途，虽然它没有定价，但它一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书，14位大臣就相当于“编辑”了。
他们上面是3位总核官制大臣，以奕劻为首，相当于“总编”，只有先通过他们的审核，最后才能交到慈禧这个“出版人”的手里，然后由慈禧决定是否“公开出版”（ 颁布实施 ）。很显然，这个“出版人”虽然不参加具体工作，只是最后看一下方案，但没有她的点头，不论你编得多漂亮，那也是非法出版物，作不得数的，因为她老人家是开出版社的。
现在，14位“编辑”非常关键，他们都是慈禧指定的，当中有皇室子弟载泽、载振（ 奕劻的儿子 ），而那位刚刚客串过的载沣王爷又被排除在外了，他并没有参与此事，剩下的人就是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等等，总之，都是朝廷里权势最大的大臣，随便拉出一个来，品级都吓死人。
京官中的高级大臣都来了，那么地方大员怎么办呢？有一位总督已经加入了这支队伍，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没错，他就是老袁，他进入了14人大名单，光荣地排在第14位。
而所有人都知道，老袁的排名只是受他不是京官的影响，至于如何编这部书，还得听他的，毕竟人家在改革领域的地位和成绩都摆在那儿，还是目前慈禧面前的第一号红人，14人中的“主编”非他莫属。而来到北京之后，袁主编也一反常态，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叫嚣：“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
现在，摆在袁主编面前的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要对慈禧这个“出版人”负责，另外他也要对这部书的读者负责，也就是对“改革”负责。从接下来的内容看，袁世凯似乎更偏向后者，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慈禧无比震惊的方案：对于大清的立宪改革，一向学习日本的袁世凯竟然从根本上反对学习明治维新，具体到官制改革，那就是——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