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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慈禧发布战争总动员令的同时，命令武卫军中军进攻使馆区，并由荣禄亲自指挥。面对使馆区这个烫手的山芋，慈禧是绝对不能让荣禄再请“病假”了，慈禧无人可用，只好将荣禄大人推到一线。
而荣禄大人就面临真正的难题了：荣禄一直都是私下里的“反战派”，他是不愿意与洋人开战的。更加严重的是，此时如果真正放手让中军进攻，一旦结果掉使馆区里那些公使的性命，将来洋人清算，他荣禄岂不是在劫难逃？
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放手让中军进攻，暗中监视的端王集团肯定不会放过他，慈禧一开战，端王集团的权势和声势就已经达到了顶峰。6月25日，他们连带领团民闯入皇宫企图谋杀光绪的事情都做出来了，还怕拿不下一个要跟他们作对的荣禄？更何况，即使荣禄自己不下令让中军放手去攻，端王等人肯定也是要插手的，毕竟进攻使馆是太后亲自下的令嘛，王爷插插手也天经地义。
果然不出所料，端王以“太后上谕”的名义调天津总兵张怀芝率开花炮队进京，炮轰使馆区。张怀芝自然觉得这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也没多想就在使馆区外布炮。这时候荣禄大人也来到现场了，他亲自巡视、亲自视察，并且还告诉张怀芝，城墙上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如果要炮轰使馆，将军你是可以将大炮布置在那里的。
视察完毕，荣禄离开了。张怀芝便带领大家把开花炮抬上城墙，将炮口对准使馆区，想到就要炸平所有的使馆，一举歼灭使馆区里所有的洋人，士兵们都很兴奋，跃跃欲试，大家就等着张怀芝一声令下，就要万炮齐发了。
“等一等！”张怀芝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然后他才突然发现：奉太后之命进攻使馆区的是荣禄，而荣禄虽然来“视察”了前线，却自始至终没有对他下达过炮轰使馆的命令。如果自己一声令下，炮兵开炮，使馆区被夷为平地，不说将来遭到洋人清算的就是自己，即使是在朝廷这边，自己也可能是替罪羊——谁叫你当初擅自开炮的啊？
张怀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赶紧命令炮兵暂停发炮，自己一路小跑，跑到荣禄府上请示，到底要不要发炮，请荣禄给他一道手谕。
荣禄很客气地接待了张怀芝：“张将军，来来来，看座，看茶。”
做完这些，荣禄就微闭双目，无论张怀芝如何请示、如何请求，荣禄就是不开口，就像是入定的高僧。
不过张怀芝也不傻，他一边喝茶一边说：“大人您今天要不给我一明确指示，我就睡您这儿了。”（“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
荣禄怕的就是这种人啊，看来是一物降一物，高深莫测的碰上了泼皮无赖。见装睡对付不了张怀芝，此时的荣禄睁开双眼，徐徐说道：
“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明白了，荣禄大人要的只是“炮声一出”，只是皇城“里边”能够听见炮声。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使馆区外百炮齐发，炮声隆隆，但使馆区内基本无恙，因为那些炮都是朝天炮，相当于放礼花——“很奇怪，清军总是很喜欢在晚上发动进攻，而那些炮弹基本都打向了月亮。”（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戈尔：《北京信札》）
如此一来，除了不能出去遛弯，公使们的生活还是蛮滋润的，其实和以往也并没有多少区别。月光之下，法国公使一边享受着牛排，一边咕咕哝哝：“Nous sommes perdus！”（“我们完了！”）公使们喝着事先储存的香槟，吃着牛排和鱼子酱，晴天打打板球，雨天去划划船，而夫人们以弹钢琴、唱歌剧、在遮阳伞下野餐来打发时光，在使馆区中央的钟楼底座，成了一面诗墙，各种格言、打油诗贴在上面。
只有跟洋人真的有仇的董福祥是真心进攻的，不过，正是因为他真的要攻，荣禄给董军的枪炮是有限的，董福祥向荣禄申请给董军开花炮，荣禄说没有，以土炮对付之。
也就是说，荣禄已经成功地将“进攻使馆”转换为“隔离使馆”，这叫围而佯攻，或者叫实围虚打。但“围攻使馆”毕竟是慈禧亲自下达的命令，荣禄大人难道就不怕慈禧追究吗？
对于这一点，荣禄也是很有自信的。
之所以能够成为慈禧最信任的心腹，荣禄靠的就是“善于揣摩上意”——请注意“善于揣摩上意”和“揣摩上意”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能够不留痕迹，一切自然而然，不仅能让领导放心，还能让领导舒心，而后者会死得很惨，比如著名的杨修先生。
经过多年的历练，荣禄已经不仅对慈禧的思想意识把握准确，对慈禧的潜意识都把握很准确！别的大臣在“紧跟慈禧”，对慈禧的上谕不折不扣地执行，而荣禄大人还要思考的问题是：慈禧为什么发这样的上谕？在上谕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就需要对慈禧的真实想法和下一步行动做出正确的预判！总之，对于慈禧想做而一时不能做的，荣禄可以先替她做了再说；而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荣禄有限度地去做，以便不将慈禧推向火坑，给领导留个转圜的余地。
“围攻使馆”，就是慈禧不想做而又一时不得不做的事情。
虽说她的战争动员令慷慨激昂，誓死抵抗到底，但荣禄同志很清楚，那是慈禧拿给别人看的，去鼓动“天下军民”的，在她老人家的骨子里，真正要与洋人拼个鱼死网破，她可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和谈，比如签条约，比如其他什么办法，只要能保证洋人不再对她的权力安全构成威胁，与洋人的战争就会结束。慈禧也并不是想要几炮轰掉那些公使，“进攻使馆”也只是在已经开战的大背景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慈禧对公使们还是那个老想法——做人质。
根据萨拉·康戈尔等人的记录，我们来看“围攻”使馆区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6月21至25日：使馆区遭到猛烈的炮击，巨大的炮响整日整夜在持续。“但奇怪的是，那些炮都打得很高，炮声隆隆，但没什么威力，只能打落使馆里的旗杆，他们也没有连续开炮，一旦炮打中建筑物，就停止炮击。”
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慈禧的命令刚刚下达，端王集团也都在盯着荣禄，荣禄大人只好先响两炮。
6月25日至7月13日：只有漫无目标地零星开火。但是7月13日，清军对使馆防区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攻破了使馆前沿总共九道防线里的七道防线，几乎将法、德使馆全部占领。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攻势明显减弱，真令人费解”。
7月13日正是八国联军总攻天津城的日子，荣禄第一次真正猛攻使馆，这不是对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报复，而是仍然执行慈禧“人质牌”的计划，企图将使馆里的公使和其他洋人挟持去救天津。因而，等到第二天天津城已经被占领，荣禄大军的行动反而停止了，并没有更加猛烈的“报复”。
而在7月14日，总理衙门给使馆区送去了荣禄大军“围攻”以来的第一封信，说的是现在使馆被围攻，外面也到处是义和团民，使馆区“很不安全”，请公使们离开使馆区这个危险地带，暂时去总理衙门“避祸”，朝廷将派大军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一招我们很熟悉，慈禧老人家之前也用过——哼哼，只要先把你们骗出使馆区，那还不是“人质”？
自然，公使们也并没有上当。
禄的安排下，一批新鲜的蔬菜、西瓜和其他水果，还有十几大车的面粉和冰冻着的食品送进了使馆区。公使们简直受宠若惊，还以为这又是慈禧和荣禄搞什么花招，一开始还以为有毒而不敢食之。
此时天津已经沦陷，慈禧当然希望向洋人“示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八国联军见好就收，留在天津算了，不要进攻北京，于是趁着武卫军中军的围困和警戒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区派出密使将信送到了天津，告知使馆区里的一切，八国联军才放心大胆地在天津停留了20天——而在这20天里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接下来就知道。
其实按照荣禄的计划，送点西瓜青菜什么的还是小儿科，他原本是打算在使馆区围墙周边建一个菜市场的，派一批小贩进去，卖点鸡蛋、牛肉、黄瓜什么的。只不过后来考虑到这个行动对端王集团刺激太大，不得不放弃。此时的荣禄也不像刚开战时那样顾忌端王集团了，因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坏，端王集团的权势也大大受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再有利于他们，王公大臣们只有这样的想法——谁叫你们惹来与洋人的“战祸”，让我们在京城的安宁生活也受影响啊。
“菜市场”虽然最终没有建起来，但“黑市”却是形成了，成天包围着使馆区但又不真正进攻的武卫军中军士兵百无聊赖，他们和“使馆卫队”的洋兵搭讪——准确地来说是做点小生意。有的把鸡蛋藏在袖子里带过来卖给他们，有的是想办法给他们去弄洋烟，后来干脆是“卫队”的士兵先出钱，想要什么请中军的士兵“代购”，生意很火。
荣禄对这一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除了慈禧希望向洋人“示好”，他个人更加希望中军士兵和使馆区搞好关系。因为和慈禧一样，荣禄从来不会相信这场战争朝廷会取得胜利，一旦将来战败，肯定是议和，一旦议和，洋人肯定要追究“开战元凶”，而他不仅亲自率领过中军“围攻使馆”，还是八国联军主要战斗对象武卫军的统帅，这是绝对会上洋人“黑名单”的，必须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8月10日，武卫军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攻击，而这一天也是八国联军攻进通州之前，为了“保”北京，荣禄做了最后一次挟持“人质”努力，仍然失败。
在这近两个月的围攻时间里，使馆区共有66名洋人死亡，看上去伤亡也不小了，而了解一下清军发射的弹药就能说明问题了——清军总共发射了4000枚以上的炮弹，以及100万发以上的子弹！也就是说，在使馆四面被围、清军可以居高临下进攻的情况下，平均每发射60发炮弹再加上1.5万发子弹才能造成洋人方面一人死亡，既需要装作“围攻”的样子不断打炮，又要保持如此之低的命中率，荣禄大人也实在不容易啊。事实证明中军的炮弹基本上都是“打向月亮”，只有两个时候，荣禄动了真格。
一是当“使馆卫队”试图发起反攻，想冲出包围圈，这就没的商量了，出来一个杀一个，格杀勿论，那66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么被击毙身亡的。荣禄大人保证整个“围攻”期间，使馆区内没有任何人走出他的包围圈（给天津送信的密使是走的另外一条通道），当然，荣禄大人的军队也没有攻进使馆。
另外就是试图实施慈禧“人质”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军是有限度地进攻。
而除了这两种时候，平时的那些朝天炮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好打的，它首先必须打在使馆区范围之内，但如果流弹落到各国使馆，同样可能误伤洋人，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亡——也就是说，即使是“打月亮”，也需要有角度地去打。
中军打出的那些大炮，其实大部分都落在了同一个方向，一个很少有洋人的地方——肃王府。
在6月义和拳进北京时，北京城里5000名左右的教民紧急避难，其中大约3000名教民去了北京最大的教堂——北堂。而2000人左右在使馆区外打地铺，希望能够得到使馆的保护。
一开始，使馆区方面想赶走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因为使馆区里也需要很多的苦力的，于是这2000人最终被允许进入使馆区。
肃亲王善耆的家正好位于使馆区四面围墙之内（英国公使馆对面），当时在使馆方面的逼迫下，善耆乖乖地搬了家，于是肃王府就成了2000名教民的“避难之地”。使馆区外武卫军中军的炮火就集中于此。
在“围攻使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2000名左右的清国教民就承受了围墙外自己国家的军队——武卫军中军大部分的炮火，他们的死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洋人（具体数字在史料上没有记录），而除了要躲避炮火，这些教民还要忍受其他的死亡威胁——饥饿和惊恐。
粮食被洋人拿走了，教民们挖壕沟、灌沙袋、修工事、灭火、背尸体、搬运枪支大炮，每天必须干各种繁重的体力活，才能领到一小块食物，当公使们享受西式美餐的时候，教民们常常饿得两眼发晕，马肉归洋人，马皮就被教民捡起来吃掉。臭水沟里的死尸引来了乌鸦，被他们捉来吃掉。教民们吃遍肃王府里的树皮、树根和树叶，最后开始吃泥土。
在使馆区外的围困有所放松之际，“使馆卫队”的士兵们就很喜欢在夜晚来肃王府游荡，他们当然不是来送粮食的，也不是来王府的花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而是来搜寻教民中是否有容易上钩的女子，一些女教民被侵害的事件就在夜色下发生和被掩盖了。
教民们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跟他们有同样信仰的洋人，也同样保护不了他们！
这就是“使馆之围”的真相，虽然就连当时的洋人也对“清国一万御林军围攻近两月，竟然连一座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表示十分吃惊，但我们知道，这只不过又说明了那个在大清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清国的军事问题，往往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这次只不过是“政治”的成分占得多了点，让人无法从军事的角度理解。正如慈禧后来说的：“我若是真正由他们（指端王集团）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那么，既然慈禧一直有打“人质牌”的想法，荣禄指挥武卫军中军也尝试过好几次，为什么一万大军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成功？
这就是真正的军事问题了，答案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特种兵。
对于挟持人质这种高技术含量的活，并不是兵力越多越好的，它要求的是质量——既不能造成对方的伤亡，又要成功地限制对方的自由，这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特种兵才能做到。而武卫军中军虽然有一万大军，但他们总不能带着一个大炮去“挟持”人质吧？
使馆区就这样“炮口余生”了。洋人们虽然损失了66名弟兄，但这绝对是他们最好的结果了，因为他们原本有可能全军覆灭的，而对于北京城的义和团民来说，他们就是另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