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东南区的总督们运作“互保”的时候,袁世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急。
因为他在山东的局势要比东南难处理一百倍。
山东才是义和拳的热点难点问题,东南区基本上没有拳民,而山东正是义和拳的起源地。如果拳民不打压下去,即使与洋人签再多的“互保”也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引发骚乱和战争。而随着朝廷的开战,义和拳又“合法”了,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前打击义和拳的那些政策统统失效了,原本清静下来的山东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怎么办?
而作为袁世凯本人,他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在武卫军的前、后、中、左军都已经派上用场,唯独只剩下他的右军的情况下,慈禧明令他带兵驰援,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北上?
老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跟东南区的总督们事到临头才被动反应不同,老袁很早就在考虑自己的出路。自从1900年2月宣布山东局势稳定,不再实行“日报制”以后,他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一直在盯着朝廷,因为他知道山东是义和拳的发源地,一旦时机合适,是会有反扑的,而自己仕途上的危险期并没有过去。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袁世凯经常与他的领导荣禄保持密信联络。
到了5月份,袁世凯敏锐地注意到直隶的义和拳越来越失控,为了避免将来波及山东,袁世凯立即给荣禄写信:领导,我从小站带了近1万名新军过来,山东本省还有原来的驻军1万多名,我请求把他们都编入我的新军队中,作为右军的“先锋队”,扩大咱武卫军的队伍,如何?
老袁提出的要求总是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荣禄又同意了。就这样,袁世凯吞并了山东原有驻军,手下的军队已经达到2万人——请注意是“手下”,山东原有驻军自然也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手下,但此手下已非彼手下矣。
6月,义和拳进北京,正在北京打砸抢烧,袁世凯又“敏锐地”意识到慈禧很可能要命自己带兵进京,军队是自己“手下”的,无论是“剿匪”还是“灭洋”,老袁都不愿去折损兵力。于是,老袁又提前向荣禄大人打招呼:据我得到的情报,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的军舰也可能开到胶州湾,进攻山东,如果太后命我带兵进京,您一定要在太后面前帮我说明这个情况啊。
这就是6月15日,慈禧命令“袁世凯迅速来京”时,还要加上一句“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著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的缘由。三天后(6月18日),慈禧的上谕改了,不仅袁世凯不用来,他手下也不用带兵来(“惟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件亦恐不克分身,该抚著毋庸北上,并毋庸派令将弁带队来京!”)。慈禧这道上谕的发出,相信荣禄大人私底下起了关键作用。
接到这份新的上谕,袁世凯简直长出一口气,终于逃过一“劫”,不容易啊。不过,多年的官场“敏锐意识”也使他清楚“危险”并没有过去,还必须想个根本之法!
此时,盛宣怀大人正在积极运作“互保”,山东虽然不在东南区,但老袁手中有精锐重兵,老盛自然不能忘记老袁这个官场实力派。于是盛宣怀把消息也透露给了他,袁世凯大喜过望,立即与盛宣怀保持密电联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公请随时教我!”
6月25日,裕禄、聂士成在天津苦战,慈禧再次发布上谕,令袁世凯“派军星夜赴津”,增援裕禄和聂士成。
这道明确的军令,要是在平时,借袁世凯一百个胆他也是不敢违抗的,但此时袁世凯已经明确知道东南区的“互保”即将签约。李鸿章还发电报说慈禧的战争动员令是“矫诏”,有了这些定心丸,袁世凯也有底气了,他当机立断:决定山东也要“互保”,“不派一兵一卒北上”(怕影响“互保”),虽然就官场级别来说,袁世凯不像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他们是多年的总督,官场的参天大树,而袁世凯刚刚当上山东巡抚,军事实力突出而政治根基未稳,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慈禧的命令也不敢不从,但有了这三位大佬集体撑腰,还怕啥?
当然,老袁还是老袁,他的特色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虽然明明是抗旨不遵,但他要给慈禧一个面子。袁世凯同志开始不停地写奏折,反正想各种原因拖延啊,什么“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什么军队染病了,无法行军,什么从山东到天津的路上到处是义和拳,军队路过都要受盘查,难保不生事端。最后,居然连“他很热爱山东,舍不得擅离的”这个理由都搬出来了(“臣守山东,如不顾山东安危,贪功驰援外地,臣实在是不敢!”——《袁世凯奏议》)。
老袁,你真行!
而袁世凯也小看慈禧了,在危难面前,她老人家是不讲面子的,东南区的协议已签,与洋人的“互保”成定局,慈禧的救命稻草就只剩袁世凯了。7月1日,慈禧再发上谕,7月3日,慈禧又发上谕,催来催去,居然有要撕破脸面的意思。
袁世凯再不“表示表示”,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其实袁世凯最担心的倒不是派些兵北上损兵折将,而是从此与洋人结怨而把右军整体拖入战争的危险。既然慈禧不顾体面一催再催,他也只有明从暗抗,只说不做了。
袁世凯高调地宣布山东将“组军北上”,当然小站新军的精锐他是不会动的,就从“先锋队”里挑选了6营共3000人。7月7日,这3000人奉袁世凯之命“北上”了,不过不要以为他们是“驰援前线”的,老袁的命令就是要“北上”,但不要与洋人交战。7月19日——在出发12天之后,该部到达沧州,平均每天行军约40里,离到天津还有240里,而此时的天津是一个什么状况,还在不在大清的手里,我们以后就会了解。
不过,虽然在事实上和洋人“互保”了,但袁世凯一直没有在“互保”协议上签字,对于签这个字,袁世凯不得不慎重。
他的官场实力无法跟李、刘、张三人相比,他们都是总督,只有他是新晋巡抚,所以这个字才不能签。万一将来慈禧追究,按照官场上官小倒大霉的原则,他不仅要被开刀,还是那些总督的替罪羊,这一点袁世凯不得不防。
所以在“互保”问题上,老袁的做法既和两江、湖广不同,也和闽浙不同:他先是动用新军将山东本省所有的洋人全部护送到当时的通商口岸——烟台,派兵保护,然后让烟台地方官府出面和各国驻烟台领事签了一个类似“互保”的条约。
看来,老袁同志是在山东设了一个“政治特区”啊,既保护了洋人,其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戒备了洋人——这才是真正更好的“互保”。比起后来日本人在福建、英国人在上海违背“互保”协议的状况,山东的洋人始终比较老实,而袁世凯自己又没有出面,规避了朝廷问责的政治风险,如此高屋建瓴之手段,剑走偏锋之奇招,实在是高啊。
如果说盛宣怀的上海电报局是“东南互保”的中心,那么他老袁的山东巡抚衙门就是“东南互保”的另外一个中心。由于各地与朝廷的往来电报只能通过他的巡抚衙门电报房中转,袁世凯就一直注意地方官中是否有攻击“东南互保”的电文奏折,一经发现,及时截住。比如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奏就被袁世凯及时截住了,袁世凯及时通知李鸿章,李鸿章及时把黄槐森大骂了一通——虽然他不在东南区,但“东南互保”也不能少了他老袁啊。
而袁世凯的工作并没有完,接下来他要对付义和拳和教民。
在慈禧宣布“合法”之后,山东地区原本沉寂下去的义和拳组织自然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已经准备大闹一场,出一口几个月前被“袁鼋蛋”打压的恶气。而袁世凯比较难办的是,之前他对付义和拳的清剿主要是依靠地方官府的力量,而现在即使他能和慈禧顶着干,地方官府也不会听他的命令去“剿匪”。
袁世凯手中有一支绝对听他命令的队伍——新军。
他先派人在各州县张贴给义和拳的告示:朝廷已经承认你们合法了,让你们杀洋人,那么你们都应该奉命“北上助战”,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去了京津,山东境内已经没有了,留在山东的都是“伪团”、乱匪,杀无赦!
老袁就是以这个连慈禧都无法反驳的理由,在山东开始了对拳民大规模的清剿。山东各地到处血流成河,人头满地,山东的拳民别说出来闹事,逃命还来不及。杀到最后,彪悍的新军甚至越过边界,进入直隶去杀!袁世凯就派人在直东边界石壁上大书“山东地界”几个大字,在直隶横行无忌的“义和团”硬是不敢回山东!
就是从这时候起,老袁有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外号——人屠。他这一时期到底屠杀了多少拳民,这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根据9月袁世凯给张之洞的电报,“先后诛戮四千人”,这个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事实吧。
对付完拳民,袁世凯接着就对付教民。为什么还要对付教民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不了解老袁了。在袁世凯看来,教民并不等于洋人,教民说到底也是清国的百姓,只要是清国的百姓,只要是在山东境内的清国的百姓,都必须服从他老袁的领导!洋人不好对付,本国的百姓还不好对付?
于是在袁世凯的密令下,新军大规模地屠杀拳民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去恐吓一下教民:现在朝廷都宣布“义和团”合法了,我们不能再保护你们,你们还不退教,等着被杀啊?于是大批的教民乖乖地退教了,重拳下来,山东地区不仅拳民的数量急剧减少,连教民数量也急剧减少——当然,“良民”的数量是成倍增加。
难怪就连李鸿章后来对山东的局势也赞叹不已——“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世凯作为一个“空降型”的领导,竟然在短短几个月里将先后换过四任巡抚的山东“收服”,又将慈禧三番五次的调军命令轻轻化解,保存了武卫军中唯一剩下的精锐军队,大家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西方各国也纷纷赞赏和肯定,仕途从此有了洋人的支持,但大家都知道:
此人才不限一省,志恐怕也不在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