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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北京的局势恶化之后，从5月份开始，东南地区的汉人总督们就在做应急准备。刘坤一、张之洞纷纷上折子，请求慈禧立即“剿匪”，格杀勿论，否则一旦造成局势无法收拾，与洋人开战，朝廷将大祸临头。
总督们的意思是，既然和洋人的仗是打不赢的，那么就不能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避战。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慈禧核心的指导思想啊，避战，她老人家一直在避；“剿匪”，她一直在剿，只不过，这些都要为权力安全服务的。
6月15日，刘坤一和张之洞二人再次联名上奏，这一次他们是豁出去了，强烈警告朝廷：如果再不速速“剿匪”，祸在眉睫！
在这次警告之后，刘、张二人开始为自己也为东南区打算：既然朝廷无法避战，那么东南区只好避祸。
这时候，有一个人发电报给他们，他是——盛宣怀。
太常寺少卿盛宣怀虽然在官场上的职务不算很高，但他却是李鸿章的绝对心腹，替李鸿章掌管北洋产业（电报、铁路、矿山等），著名的“红顶商人”。所谓“红顶商人”，就是说他们的生意是时局的生意，时局好的时候他们利用时局来赚钱，而时局不好、影响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去影响政策和政治，保护能够赚钱的机会和环境。而对于盛宣怀来说，在李鸿章因签署《马关条约》而丢官的风头过去之后（大约从1899年起），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运作”李鸿章再次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在别人看来，盛宣怀是李鸿章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他是背靠着李鸿章这棵大树，才把生意做得那么大，银子赚得那么多。不过只有盛李二人清楚，他们两人就是唇齿相依、相互扶持的关系。简单地说吧，如果李鸿章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怀的生意肯定要受到重大打击。于是，当李鸿章在仕途上出了问题、丢掉顶戴的时候，为了保护生意和产业，盛宣怀和他的“北洋班底”也必须利用可怕的财富和力量，让李鸿章官复原职。
在大清，有时候财富就是力量。
直隶总督是必须由慈禧亲自任命的，盛宣怀是一个连慈禧的面都没什么机会见到的“商人”，如何能够影响这项人事安排？不过，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件事情也很平常，他并不需要去求见慈禧，并不需要等自己的官做到能被慈禧召见后再出手，他只需要去说动慈禧下面的心腹大臣。他也不需要去替李鸿章想什么新的施政纲领，“掌控北洋”就是他最大的资本，大清的经济体制既然是“官督商办、官商结合”的体制，官商官商，商离不开官，官也离不开商，政治可以影响经济，经济反过来也能够影响政治。
商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胆子也是最大的，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什么手段的。盛宣怀是大清电报局的实际控制人，官场上的很多电报其实都是盛宣怀第一个看到，借着这个有利条件，盛宣怀一直观察着北京的局势，观察着整个官场。义和拳进京后，他的机会来了。
6月10日，盛宣怀通过电报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西摩尔大军正向北京进发的消息，立即给刘坤一和张之洞发电，要他们上折子力荐“李傅相重回北洋”。
而刘坤一和张之洞虽然极力反对朝廷与洋人开战，但让李鸿章“重回北洋”、引起端王集团强烈反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也是不想掺和的，于是两个老狐狸把盛宣怀的请求轻轻给放一边了。
盛宣怀锲而不舍，转而给荣禄上书：中堂，洋兵进京，局势更加危急，看来目前只有让李鸿章大人回京，让他重镇北门，与洋人和谈，才能解决问题啊。
荣禄迅速上奏，6月15日慈禧发布上谕：着李鸿章迅速来京，袁世凯（带兵）迅速来京！这就是荣禄上奏的功劳（同日，荣禄还向慈禧报告有“张翼、杜士兰约定”，促使慈禧下定决心和谈）。
由于电报线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朝廷外发的所有电报必须先用快马送到袁世凯的山东巡抚衙门，再由袁世凯转发各地，在广州的李鸿章接到这道上谕时已经是6月18日。
李鸿章和他的幕僚紧急商量：我是去，还是不去？
很显然，虽然上谕只要求李鸿章“迅速来京”，并未说明来京原因和目的，不过大家都知道，“李傅相”一出马，那意味着就是和谈，看来慈禧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李大人此一去，看来必受重用，直隶总督的官位为囊中之物矣。
当然也有另外的担忧：朝廷现在是端王集团的天下，他们其实早就在防备李鸿章进京与洋人和谈，要不然拳民在北京也不会公开喊出“杀一龙二虎十三羊”了，李大人此去，如无政治风险，会不会有生命风险？虽然有盛宣怀的运作、荣禄的上奏，但端王集团权势冲天，会不会到时候连慈禧都无法保大人？
在乱局之中，这些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考虑良久，李鸿章还是认为机会比较大，于是李鸿章在他的两广总督衙门高调地宣布要立即进京（“君父急难，何敢延迟！”），不过此时，又有两封电报到了。
第一封是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发来的，他强烈反对父亲进京：父亲大人，召您进京是让您和洋人和谈，但此次和谈的难度比以往几次都要大（不仅端王集团还在把控朝廷，洋人此时也绝不会和谈），和谈不成，您的结果会更坏，所以建议您谨慎行事。
而另外一封电报让李鸿章彻底打消了进京的念头：盛宣怀向他报告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前面我们知道，慈禧是6月20日才接到裕禄报告知道炮台失陷的——也就是说，坐镇广州的李鸿章竟然比坐镇北京的慈禧还要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失陷的消息。而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消息是对他北上“和谈”的沉重打击：如果洋人攻不下大沽口炮台，还有和谈的可能，炮台都已经攻下了，洋人更加不会和谈了。
于是李鸿章大人在广州的说法又变了，这一次他强调了北上的路程不安全，而且广东人民也对他极力挽留（“津沪路梗，粤民呼吁攀留”），连总督府的大门都没有出，告诉左右：不要急，等等看！
在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17日），李鸿章最终离开两广总督衙门北上，而这时一切都已经万劫不复。这个故事我们以后再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盛宣怀。
此时的盛宣怀急坏了，他急的倒不是李鸿章复出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他急的是由于裕禄向慈禧报告“洋人尚有续去之兵”，慈禧突然又由“和谈”转向“主战”。这老人家变得可真快啊，北洋产业中最赚钱的航运、铁路、电报等都是经受不住战火的，而且也基本上是离不开洋人的，一旦开战，将遭受致命打击。
“和谈”看来无望了，只能转而求其次：把战事严格限定在京津区域，保住东南区不开战，把损失降到最小。
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盛宣怀是有把握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不是也有东南区“避祸”的想法么？盛宣怀坐镇上海电报局，为两位总督出主意、做策划，为他们和洋人牵线搭桥。
盛宣怀的主意是：刘张二人可以先和各国驻上海领事签署一项协议，双方承诺一旦将来朝廷和八国开战，洋人的军队不进入两位总督管辖的地方，而各国侨民和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由总督们负责保护——这就是所谓“我保洋人商务，洋人保我领土”，大家“互相保护”。
对于“互保”，英国人最积极，自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以来，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财产最多，做生意发财的人也最多。而英国人担心长江流域一旦发生战乱，很可能导致他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俄国人趁机南下，染指长江流域，所以他们很积极。
美、日基本上站在英国这一边。
俄国人很早就有对长江流域趁火打劫的打算，不过，老毛子一贯是极为狡猾的，他们暗中怂恿德国出面，希望能够破坏“互保”计划，在长江流域也烧起战火。
德国人本来也想行动，不料北京发生克林德被杀事件，这给了德国在北方领衔八国联军作战，让德军军官最终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绝好机会。而出任八国联军总司令，是会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当然，这绝对离不开英国的支持，于是英德互相支持的交易达成了，俄国人的盘算落空。
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一贯跟随德国行动，德国人跟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也和英国人交上了朋友。俄国只剩下一个不那么坚定的盟友——法国，孤掌难鸣，于是俄国人不再坚持反对“互保”，八国全部同意。
而“互保”对八国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只要东南区“互保”，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心在大清北方进行战争，这对攻陷天津、攻进北京极为有利。于是，“互保”的谈判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方面和西方国家谈判速度最快的一次。
6月20日，正当大家很快就要签约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到来了。
我们知道，这一天，慈禧给各督抚发了一道战争动员的紧急谕旨，宣布大清与列强进入战争状态，要求各督抚积极备战，“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第二天，慈禧在北京向全国发布战争总动员令。
这对于刘坤一和张之洞来说就悲剧了，慈禧已经要求开战，而他们却在这里和洋人握手签约，先不说这已经是“叛国”，自古以来，人臣无外交，挑战中央权威的大员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抗旨不遵的下场不是砍脑袋就是砍九族脑袋。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乐于躲在幕后，让盛宣怀这个“商人”去跟洋人谈判和运作，但与洋人“互保”协议的签字画押总要刘坤一和张之洞自己签的，这是明显抗旨，怎么办？
各国驻上海领事也在紧盯着刘张二人的态度，只要他们表现出丝毫的犹豫，签协议之事说不定就会泡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关键时刻，又是盛宣怀站了出来，他给两位总督打气：上谕不是要求你们“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你们联合起来和洋人“互保”，这正是“联络一气，共挽危局”啊！怕什么？
当然，光打打气还是不够的，大家又不是轮胎，“商人”的脑子果然很好使，盛宣怀的主意又来了：他建议刘坤一和张之洞先把慈禧那道给全国军民总动员令在各自的辖区里私自扣下来，并且严格控制在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看到的范围之内，先把与洋人“互保”协议签了，然后再把它公开，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也就自然没有“抗旨”的嫌疑了。
计划是不错，但这道总动员令是明发上谕，按规定，总督接到谕旨后要立即宣告，不然就是私扣圣旨的杀头大罪。想来想去，刘张二人想起了李鸿章大人：你李大人总不能老深居幕后啊，不能让所有的风险都让我们来承担，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老兄也应该发句话啊。
盛宣怀又及时给李鸿章送上了他的主意：大人，其实您只要说这份诏书是假的，不是太后的本来意思就可以了，大家又不是不遵守太后的旨意，只是不遵守这份“矫诏”嘛，将来还有谁敢追究责任？
这话简直说到李鸿章的心里去了，他对此深表赞同。6月25日，李鸿章当即向盛宣怀复电，一锤定音——“二十五诏（即6月21日），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
有了李大人这样的表态，刘张二人也就大胆干了，6月26日，两江和湖广总督衙门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团的《互保章程》终于签署，江苏、江西、安徽以及湖北、湖南进入“和平”状态。而在2天后（28日），慈禧的总动员令才在南清国的中心——上海公布。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天才知道朝廷已经与洋人开战了，不过《互保章程》已经在“事先”签署，大家不必惊慌。
接下来就是“互保”的连锁反应。
在上海的浙江商人很多，而且多是有钱有业的富商，他们有意见了：既然两江和湖广可以和洋人“互保”，为何浙江就不能“互保”？于是浙江巡抚刘树棠代表浙江加入了“互保”阵营。
浙江一加入，福建又成了关键。因为浙江是属于闽浙总督管的，闽浙总督许应骙虽然很想加入，但他又不想让朝廷认为他是和刘坤一和张之洞抱团的（这是朝廷大忌，总督抱团的严重性甚于与洋人“互保”），于是福建方面仿照“互保章程”，最终与上海领事团单独签署《福建互保协定》。
湖南、湖北已经加入，与它们相邻的四川又成了关键，四川总督奎俊原本是很想加入的，不过由于四川历来是“教案”大省，战前洋人和传教士害怕被报复，早已经纷纷离开了四川，以至于成都和重庆最后只剩下了几个洋人，再签一份协议就没有意义了，四川最终就没有签。
而两广也没有签，“互保”是与洋人的“互保”，而李鸿章大人就是洋人中的金字招牌，洋人绝对相信李鸿章，而李鸿章也相信洋人，有李鸿章这块招牌在，签不签字都无所谓的。当然，对于李鸿章来说能不签就不签，老大一般是要深居幕后的——两广实施的是没有签字的“互保”。
就这样，“互保”的阵营已经扩展至了大清整个东南地区——史称“东南互保”。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保障执行。
原本在正常修建的上海吴淞口炮台停工了，上海等地的清军原本正常的出操、阅操全部停止，不能让洋人认为有暗中备战的嫌疑啊。开战之后，慈禧原本要求各省停止向外国还款（各种条约欠下的借款），将该还的钱全部上交朝廷用作军饷，这一招狠，但也让总督们很难办。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带头下，大家拖了半个月，由李刘张三位总督联名上奏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东南区仍然有个别针对洋人的教案，但各地的处理也是十分迅速和坚决的。
在著名的浙江衢州教案中，浙江巡抚刘树棠负有领导责任被革职永不叙用，而他就是在浙江“互保”协议上签字的人。三位省级领导（按察使、道台、总兵）被发配极边充军永不释回，具体主管的都司（正四品武官）、巡捕被杀头，而在另外一个著名的湖南衡州教案中，副省级的衡永郴桂道被发配，衡州知府被革职。
而洋人对“互保”的执行似乎就没那么上心了，这主要是个别国家想额外捞点好处。在厦门的一间日本佛堂起火，日军就要进驻厦门，破坏“互保”，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清国人烧的，大清的反教人士会烧教堂但绝不会烧佛堂，很可能是消防措施没搞好或者干脆是日本人自己放的火。他们不过是在甲午战争后得到台湾的基础上，想进一步染指福建，后来在事实和其他国家的压力面前，日本人才没敢出兵。
而英国人在“互保”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对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中心——上海，还是不怎么放心，他们从香港调遣了近3000名印度兵进驻上海，既然老大有这一步，其他国家也纷纷派遣各自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所以，虽然签署了“互保”协议，但上海仍然是有洋兵的。
对于洋人们来说，“东南互保”本来就只是拿来救急的合同，后来，当八国在北方的战局已占绝对优势时，他们对“互保”就没那么热情了。再后来战争结束，总督们都想再和洋人“续约”，以便让洋人的军队再也不能进入领土，不过各国政府也不傻，他们断然拒绝。
很显然，“东南互保”虽然是一群总督在前台唱戏，但它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推进者都是盛宣怀，无论是签协议还是保障执行，盛宣怀都起了“居中调停”的作用。其实在老盛的计划里，“东南互保”还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盛宣怀原本计划还是“全国互保”——和谈。只是在慈禧已经开战的情况下，新的和谈与过去的和谈有点不同了。
当慈禧开战之后，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分三步。第一步，各省响应慈禧战争动员的号召，但以“矫诏”为出发点，组建“勤王之师”。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坐镇东南，稳定后方，由山东巡抚袁世凯统率“勤王之师”进京“清君侧”（清除端王集团）、“护两宫”（其实就是把皇权抓到手里）；第二步，由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与各国政府和谈，实现停战和稳定。
这第三步，才是盛宣怀策划的关键核心，那就是到了那时，李鸿章就不再是什么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了，而是取慈禧而代之，参照洋人的国体、政体，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
大手笔，绝对的大手笔，不愧为一个经天纬地、投入产出比无比丰厚的“商业计划书”，只可惜真正愿意当“风险投资人”的只有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都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北洋舰队和淮军覆灭前，李鸿章或许还有希望，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接受一个签了《马关条约》的“总统”？刘张袁只是暗中约定：如果将来洋人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遭遇不测，他们再行动，并推选李鸿章当“总统”。于是盛宣怀的“互保”也就只有东南区的“互保”，没有全大清的“互保”了，而其他各种势力促使李鸿章当“总统”的故事，我们还将在以后专门讲述。
这就是“东南互保”的主要过程。在我看来，如果站在“大清国”的立场，它既谈不上“爱国”，也谈不上“叛国”。“大清国”在这里是缺场的，汉党集团在另起炉灶，而端王集团通过义和拳之口高喊出来的“爱国”，只不过是政治野心和权谋。从本质上说，“东南互保”是汉党集团对疯狂的满党集团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但这种反击不是为了要帮助朝廷渡过难关，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区别只是满党挟义和拳以自重，而汉党是挟洋人和洋务运动以来的经济实力以自重。满汉两党内部都已经结成了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要撼动他们的利益，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东南互保”正是朝廷世袭权贵和经济新贵党争达到顶峰的产物，也将是朝廷权威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在两大利益集团因面临战争而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慈禧终于再也无法以“大清”来维系他们了，虽然满党一门心思“向后转”，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而汉党虽然会竭力阻止“向后转”，但他们也不是真正“往前看”（1898年扼杀戊戌变法就是明证），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大清国走向的是另外一条歧路：它既不是新的体制，也不是旧的体制，而是一种非新非旧的体制。国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废，权杖不再——这是“不旧”的表现，而它的体制又与近代文明严重不适应，在这不新不旧之间，大清该何去何从？
皇宫里的慈禧比较郁闷了，她硬着头皮开战，东南却已经“互保”了。总督们自然不会派军前来京津接济，援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刘张二人毕竟和李鸿章不同，他们没有李鸿章那么牛，又是在“互保”协议的白纸黑字上签了字的，如果将来慈禧追究，恐怕也逃不了干系。他们不能将慈禧的战争动员令违抗到底，他们自己不派兵，却“借”了一些兵（500名士兵）给朝中的另外一个大臣，鼓动他积极带兵北上，这就是因义和拳问题而被撤职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
李秉衡带兵北上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慈禧不能指望东南的总督们派援军，还有一个人是可以指望的，说起来他也是汉党阵营里的人，但他也是武卫军右军的统领——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