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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三多将队伍改为“义和拳”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教堂。

绕了一圈,玉皇庙土地的所有权又变了,这次干脆收为了官府所有,维护稳定如果只是用临时救火这一招,看来是怎么样也稳定不了啊。

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是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也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这到底是一起谋杀还是抢财杀人,案件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任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性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字,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字。

这就是——义和拳!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后来向国内报告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的名字,正是——义和拳!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汇集了干流和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一条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官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得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得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多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而民教互仇。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反而不能为他们做主?

无论是六大冤、八大讼,还是十八魁与赵三多,他们都是大清乡村中随处可见的非常普通的人,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或者好人。如果不是诉冤无门,他们是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比较老实和非常现实的人。当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如何有惊无险地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需要技术的事时,他们时刻担心的就是失去自己仅有的利益。他们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义和”的观念,只是出于本能和现实的考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乡村的工作之所以难做,就是因为利益太纠结,而乡村的工作之所以做不好,就是因为百姓们利益的诉求往往被漠视。

在赵三多启用“义和拳”的名号并准备再次行动的同时,张汝梅指示东昌知府洪用舟,要将梨园屯的动乱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用舟找到了赵三多,知府大人要亲自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 kGeLwwunU5BM8SNvlTcfDjcjo/Bg2krYGHCeYIASiKr3T1fnzGSf+oFDS3Fp+7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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