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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一开始，慈禧竟然就当众宣读这份对她很不利的“照会”：
第一，指明一地，令大清皇帝居处；
第二，（由西方国家）代收各省钱粮；
第三，（由西方国家）代掌天下兵权；
最后一条更加厉害：勒令皇太后归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不过这最后一条慈禧没有公开读，但在大臣中间私底下流传，光绪皇帝也在殿上，慈禧不公开读不是要顾及下他的脸面，而是一旦读出来，如果不对他采取下一步行动，就会有损慈禧权威，而对于一个被软禁的皇帝来说，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就是端王集团热切盼望的废帝了，所以慈禧是不能公开的。
其实有前三条就够了，这哪里是什么一般的“照会”，简直是西方国家要在大清发动政变！不仅要推翻慈禧的统治，还要直接灭亡了大清（军权和财权都被收走了），建立以光绪为“儿皇帝”的傀儡政权，太狠了！
荣禄判断得没错，这份照会只要落到慈禧手里，肯定会触动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荣禄才半夜三更做了那么久的伸展运动。
问题是，如果这是西方国家即将发给朝廷的如此严重的“照会”，应该是由各国驻北京使馆发给总理衙门，在这之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泄密的。罗嘉杰一个小小的江苏粮道，他是如何搞到手的？这个罗嘉杰的儿子没有说，荣禄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份神秘的“照会”在交给慈禧时，是一份很可疑的情报：不仅内容匪夷所思，而且来路不明。
于是众多的谜团留下了：这份“照会”到底是不是真的“照会”？慈禧当时是否验证？如果不是真“照会”，又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慈禧又为何要公开宣读它？当时大臣们听闻此事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说。
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京官恽毓鼎留下的《庚子日记》记录：“后闻此四条照会，军机、总理（衙门）、北洋皆未见；询之洋使，亦坚执无其事，竟不知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当时在事后是“验证”了的，即使慈禧没有验证，大臣们也去验证了，说明此四条“照会”子虚乌有（后来诸多中外历史学者也多方证明：当时的西方各国确实没有从政府层面向大清朝廷发过如此“照会”）。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这份伪造的“照会”，出自哪位高人之手？
长期以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界推出了三个“嫌疑人”：端王、李鸿章和慈禧——按照我的说法，分别是满党、汉党和慈禧。但是在我看来，与“义和团运动”有牵连的四大利益集团：满党、汉党、洋人和慈禧都有嫌疑，但属于嫌疑最重的第一梯队的是端王集团、洋人和慈禧，李鸿章大人则在第二梯队。
让我们开始断案吧。
端王集团自然是有嫌疑的，他们的嫌疑来自于他们的一项传统技能——造谣。这份伪造的“照会”不过是他们书面造的一次谣，而能够刺激慈禧开战，实现他们一直以来的“抗洋”的愿望，很完美。
对李鸿章嫌疑的认定主要是出自海外的历史学家，（比如《Dragon lady》［《龙夫人》］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等），在他们看来，李鸿章伪造这份“照会”，同样也是为了激怒慈禧开战。但和端王集团“灭洋”的目的不同，李鸿章的目的恰恰是要借洋人之手除掉端王集团，以便自己官复直隶总督的原职，为在《马关条约》后丢官的屈辱报仇，重新回到在大清呼风唤雨的年代。
我们要为这群海外历史学家送去敬佩的掌声，作为外国人，他们探幽入微地看到了朝廷满党和汉党党争，并且竟然还知道“借刀杀人”这种远古谋略，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跟他们说：对不起，您可能错了。
因为他们只研究了这时候的李鸿章，而没有研究过去的李鸿章。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两广总督，如果说他不惜将大清拖入战争，只为了清除政敌和“重返北洋”，这对李鸿章来说只有三个字——不值啊。虽然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摩朝廷的官员，但我们也不能陷入“事事阴谋论”的怪圈，相信李大人还没这么龌龊。
而慈禧已经在两天前（6月15日），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与洋人和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氛围不向“开战”转变，李鸿章同样有可能来京与洋人谈判。而只要成为谈判大臣，李鸿章同样能够加强权重（多年以来，不是与洋人谈判才成为高官，而是先被提拔为高官才能与洋人谈判），李鸿章犯不着去绕“战争”这么一大圈子。
事实上海外历史学家的这种推论，是跟后来李鸿章再次出任直隶总督的历史进程严格相符的，但正是因为跟后来的历史事实太相符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其实是“结果导向说”，反而不能成立——这正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之一。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把李鸿章大人孤零零地丢在第二梯队。
而洋人也是有很大嫌疑的，多年以来，这一点倒是往往被人所忽视，似乎20世纪了只有东方人还一直活在春秋战国，其实西方人也不差，至少连借刀杀人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他们也知道是吧，我们首先需要来看一段最原始的史料。
十九日（即公历6月15日）……会（恰好）江苏粮道罗嘉杰至津，以密书致荣禄，言各国须尽予以兵权、利权及铁路、海口四事，还许和，荣禄固知其言之无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议者。太后果大怒，主战之意益坚。（李超琼：《庚子传信录》）
这个李超琼是来自江苏的知县，庚子年（1900年）他入京引见，而罗嘉杰到天津自然是押运漕粮，当时的官员在京是喜欢搞点老乡聚会，互相传递一下同地官僚的消息的，所以李超琼知道罗嘉杰的事情就并不稀奇了，而李超琼的记录恰好又与恽毓鼎的记录互相印证（电报已断，罗嘉杰在天津获得“照会”内容后，只能遣子密书致荣禄）。
于是，一个是参加了御前会议却不太清楚天津这方面情况的京官，一个是清楚天津情况但没有参加御前会议的地方官，他们都有爱写日记或者补写日记的习惯，为我们留下了历史最大程度的真实。
那么为什么说洋人有嫌疑呢？首先，这是指在天津的洋人，准确地说是还在大沽口外军舰上，没有跟着西摩尔出发的八国联军——第三批八国联军。而“嫌疑”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伪造了这份“照会”，然后有意令其落入罗嘉杰之手再由罗送往北京；二是他们故意散布了这方面的消息，被罗嘉杰截获而送往北京，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使馆卫队”无法解决的那个难题——开战的理由。
把这份“照会”看作是一份刺激对方开战的最后通牒，是十分合适的。
理论上的动机有了，实际中又如何证明呢？这批八国联军为何又在6月15日前后需要“开战的理由”？这自然与他们在天津的行动有关，我们很快就会讲到。
好吧，现在轮到慈禧同志上场了。
慈禧是决策者，所以说如果她要自己伪造“照会”去刺激自己开战，这个“嫌疑”真没有。
但是，如果她的目的不是开战，而是另外的东西呢？
毫无疑问，慈禧已经把如何对付纷至沓来的八国联军，看得比义和拳对她权力安全的威胁更重要，虽然一直在避战，但慈禧其实也知道：避无可避。
那么这种状况下她就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形成开战的集体决策——为将来推脱责任，达到开御前会议的初衷；二是做战前动员。
所以，无论这份“照会”是不是她伪造的，慈禧都需要把这份“照会”公开。
大臣们吵个不停，如果要等到他们吵完，估计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但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们都安静下来，那就是迅速让他们感到恐惧。是啊，如果西方国家要“代收各省钱粮和代掌天下兵权”，财权和军权都没有了，都交给洋人了，还谈什么顶戴花翎、豪宅马车？这是要把大清从半殖民地下降为殖民地，而把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为洋人打工者。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要想迅速消灭分歧，让争斗不休的团队团结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大难临头各自飞”才是最常见的现象。而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个团队设置一个更大的危机，给他们预设一个更大的假想敌，让他们感到无比恐惧和紧张，这时候反而更有利于团结。
而对于慈禧来说，她最恐惧的就是那没有公开读的第四条：勒令皇太后归政。这是慈禧内心最敏感、最紧张的神经（史载，看完“照会”，“太后哭”），而越是如此，她越是要在这种关键时候主动出击，先抛出这份“照会”，以堵住内部某些人那颗“异动的心”。
慈禧读完了。大殿中哗啦啦跪倒了一片，哭成了一片，至少有20多人立即痛哭流涕，随后怒吼声似乎要掀了大殿的屋顶：“臣等誓死效忠太后，立与洋人决战！”这次坚决主战的不止有端王集团的人，还有其他大臣，看来他们也很明白，自己所有的一切，是不能失去的，是跟慈禧太后连在一起的，如果慈禧倒了台，自己也没好果子吃！
老滑头荣禄见状，也只好伏在地上大哭：“臣以死效劳！”
荣禄都如此，其他反战派的声音也逐渐微弱，逐渐被压下去了。（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在大臣们的一片哭声之中，慈禧的声音在大殿里响起：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注意），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目的达到了。
这就是慈禧的“嫌疑”，其实根据恽毓鼎《庚子日记》的记录，我们就能发现事后大臣们去“军机、总理、北洋和洋使”的“验证”工作，并不是慈禧下令的，而是大臣们自己去做的，那这是不是就说明慈禧就有伪造“照会”的最大嫌疑呢？
根据李超琼等其他人记载的史实，慈禧的“嫌疑”其实并不是“伪造”的嫌疑，而是她很可能明知道这是份假照会（或者根本就不太在乎它的真假），而先把它在大臣中公开，不管这份“照会”是从什么渠道来的，是什么人伪造的，别人想拿这份“照会”来刺激慈禧开战，而慈禧可以趁势反过来利用它，拿它来刺激大臣！
因为公开对她有利，她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此开战，她并不是一看到这份“照会”就血冲脑门，决定开战跟洋人干到底，而是在判断战争很可能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先在朝廷高层的小范围内统一思想，使各派能够暂时抛弃成见，暂时团结，形成集体决策的氛围和基础，并做战前动员。
40年了，没有两把刷子，我怎能一直站在紫禁城之巅？
这一刻，她真的像个老妖妇。
果然，会后慈禧又派出了三位“主和”派的大臣（内阁学士联元、户部满尚书立山、兵部汉尚书徐用仪）前往使馆区，劝说公使，希望他们能够退兵，既然许景澄和那桐出不了城，那就派别的人去使馆区“求和”吧！
至于要不要开战，慈禧还在等待一样东西——裕禄的军报，事实上她的决定是要建立在军事情报基础之上的。而自从6月15日裕禄报告有“续来之兵”之后，裕禄的“续来之报”也终于来了。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在更加紧张的气氛中开始，因为裕禄同志报告的情况，很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