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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民告的是教民没有权力将“屯里的地献给洋人”，但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朝廷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而教民拿他们自己的地献给教会修教堂到底可不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大清的“外交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夹在民族感情和洋人之间，一直支支吾吾，问题悬而未决。聪明的县老爷只好将此回避，他根据三街会首签下的分地清单，判定：传教士拿地有效，修建教堂行为合情、合理、合法。
三街会首签这个分地单子原本是防止教民反悔的，现在吃了一个哑巴亏，他们情绪比较激动，态度比较恶劣，动作也比较粗暴。县老爷只好拿他们不当干部，出动兵勇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最后虽然保释出狱，但在梨园屯颜面无存。
六个人决定：再往上告。我就不相信没个做主的地方！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变卖家产，筹集上告资金；有人背着干粮，躲过地方官的围追堵截，从东昌府、济东道，一直上告到山东巡抚衙门。
然而，上告是没有用的。在东昌府，知府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所说的事情即便有理，我也管不了，就算是我想管，也不敢管啊。”三个“上告专业户”被抓起来了，被判坐牢。这六户原本还算富裕的人家倾家荡产，但官府的行动并没有吓退他们，他们一直在坚持上告。从拆迁事件发生起，几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有人坐牢，有人家破人亡，有人被革去功名，年华老去，他们也由最初镇民口中的“六先生”，变成了梨园屯的“六大冤”。
在“六大冤”上告的同时，梨园屯的镇民也没有放弃为夺回地基而努力。他们和教民进行了无数次扯皮，今天镇民扬言要炸了教堂，明天教民扬言要带洋人来捉人，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好惹。
教民们毕竟是人少的一方，最终还是他们逐渐妥协了。在县衙的调解下，经过漫长曲折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教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教堂，但教民要把玉皇庙的地基退还给镇民。
这个结果其实是谁都没有“妥协”，等于是县衙主动承担了200两银子的买地皮和修建教堂费用，就让官府花钱去买个稳定吧！
在镇民和教民们看来，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但他们还忘了此事牵涉到的另外一个机构——教会。
教会是传教士的组织，它们对这个调解的结果很不满意。教会认为，既然教民们已经把地献出来了，按照西方的契约精神，那么就连教民也不能再对这块地进行处置，能做主的只有接受献地的传教士和教会。
其实教会的反对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皮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在乡村中的威信，威信一下降，传教工作就不好开展。
问题又拖下去了。几年后，山东主教越过山东巡抚衙门，直接找到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公使，请公使们出面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重新解决。
总理衙门很快批示给山东，山东巡抚衙门指示东昌府解决。在东昌知府的干预下，冠县县衙的调解裁决又变了：由县衙专门拨出白银200两，为镇民在其他地方买块地皮，修建一座崭新的玉皇庙，但镇民要同意玉皇庙的地基归教会。
绕了一圈，还是冠县县衙出钱，只不过地皮又给了教会。县衙认为这个转变是很高明的，应该三方都会满意。然而，现实情况又不是这样的。
当初教民之所以妥协，并不是他们真心想妥协，而只是畏惧没有入教的镇民人多势众。现在，看到县衙在教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偏向教会，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必须将闹事的镇民们“整怕”，免得他们将来报复。
在教民的要求下，教会向县衙提出：必须惩罚那些“无知愚民”，将为首的“六大冤”全部通缉捉拿，才算完（“扬言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
连县老爷都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不打算理睬。而在梨园屯，“官府受教会的压力要来拿人”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这些谣言正是教民发出来的，为的是给镇民们一个警告。“六大冤”赶紧去做一件事情——搬武器。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高涨的时期，山东巡抚衙门曾经下过一道指令，要求通省办“团”。当然，这个“团”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中经常见到的地主武装——团练。而当年梨园屯的团练首领正是“六大冤”之一，现在，他们把原本用于团练的武器搬到了玉皇庙，准备一旦官兵来捉人，就发动镇民大规模武力对抗！
这么多的人持械聚集，严重影响地方稳定！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惊动了，迅速派出以副省长（道台）牵头，东昌知府、临清知州、冠县县衙组成的四套班子进驻梨园屯，找到“六大冤”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原本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有的还吃过皇粮，干什么跟官府对抗呢？虽说你们是地头蛇，强龙也不压地头蛇，但你们也是知道的，教会可不是一般的强龙啊。他们可以直通北京的公使，而公使又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交涉，外交压力朝廷又顶不住，所以官司你们是打不赢的。武力对抗更没有好下场，你们不想想，这是谁的天下？你们手里有枪，还能多过朝廷的枪？
“六大冤”们原本就不是打算要对抗官府的，只是为了自保，现在道台大人亲自做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泄气了。是的，这是一场不可能的胜利，因为结果早已注定了，为了争地，“六大冤”已经倾家荡产，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六大冤”同意不再上告，也保证不再武力抗教，玉皇庙的地基给教会。然后，“六大冤”相继带领他们的家人，全部离开了梨园屯，远走他乡。“六大冤”很清楚：虽然自己不再闹事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再对教民闹事，他们必须防备将来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
在“六大冤”离开之前，镇民中还有八位并不甘心的落第秀才想继续上告，他们找“六大冤”帮忙，被“六大冤”拒绝了。八个人也最终没有再闹起来，在梨园屯的教案史料中他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外号——“八大讼”。
随着“六大冤”和“八大讼”的彻底撤出，在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利益集团——士绅集团的争斗告一段落了。他们是乡村秩序（包括邻里纠纷、家族矛盾、乡村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的维护者，也是朝廷在乡村的真正统治基础，县老爷断个案子，除了银子和美女，士绅们的态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完全可以替代县官断案。手中的这些权力也一直是士绅们在乡村里有威信的根源，现在突然冒出一批传教士，冒出一个教会，竟然可以剥夺他们原本掌控的维护乡村秩序的权力，竟然可以让一部分教民从此不受他们的管辖，很不爽啊。
但是，教会的出现除了会削弱士绅集团对乡民的掌控，其实还给了士绅集团趁机摆脱官府的机会。
因为教会势力同样冲击了官府，当教会势力向地方官府势力发动进攻时，原先受地方官掌控的士绅其实也在趁机摆脱官府，去争取他们在乡村中更大的权力地盘。这正是一直跟官府站在一起的士绅一反常态，不惜全力“为民争地”的另外的原因。事实上，士绅们在领导镇民们进行抗争时，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拉开了与州县官府的距离，他们并不相信同样受制于教会的州县官府的“能耐”能比他们大多少，直到道台前来压制。
也就是说，随着教会势力的到来，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朝廷行政系统对这个国家的掌控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了。教民们只相信教会，乡民和士绅也并不信任地方官府，在广大的乡村，朝廷开始逐步丧失它的统治根基。
教会得到了地皮，他们开始组织人马扩建教堂，原来的小教堂又变成了大教堂，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着梨园屯的人们。但是，有知识的“先生”们不再闹事了，梨园屯的人们一时间没有了主张，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阻止教堂的扩建，不再折腾，不再闹事，不再上告，不再拦轿喊冤，梨园屯恢复了暂时的稳定。
而稳定也仅仅是暂时的。
因为“十八魁”已经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