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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
总督下马管民，上马管军，直隶总督是直隶地区最高军政长官，裕禄能够指挥调动的军队有直隶淮军、直隶练军和直隶绿营。这三支军队总数有5万左右，我们来介绍一下。
直隶淮军是甲午战后残存下来而又没有收编进武卫军的淮军。当年日本人只进攻了东北和山东，基本没有侵犯直隶，淮军在直隶的这一小部分就这样幸免于难。它的主力是大沽口炮台守军，此外还有一些和直隶练军一起分驻直隶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维护地方稳定和治安，相当于警察。由于绿营基本是没有用的（淮军和练军就是为了淘汰腐化的绿营而新设的军种），于是，清剿拳民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直隶淮军和练军身上。
自从直隶地区的义和拳突然“遍地红”以来，裕禄大人就一直高度紧张，要知道直隶地处京畿，天子脚下一旦大乱，朝廷最后就只能怪到他头上，拿他开刀。而经甲午一战，裕禄已经对洋人有种莫名的恐惧，生怕惹毛了洋人，裕禄只想把拳民快点在直隶清剿干净了事。他手下就更加卖力了，直隶淮军右翼右路统领提督梅东益，以及梅东益的营官范天贵，这两个人就是裕禄的“剿拳”主将。他们经常带队开进有“坛”的村庄，实施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清场”政策，简单粗暴地剿拳，并且借着剿拳之名顺便对老百姓们抢劫，百姓们怨声载道：“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可见，裕禄同志的手法和袁世凯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老袁重点是政治攻势，武力只是震慑和重点打击，实际上是一种多种手段并举的“综合治理”，而裕禄把老袁的方法完全掉转过来了：他是“纯武力剿杀”。哪里闹事，军队就开往哪里，然后不论青红皂白，不区分“首恶”还是胁从，甚至不管是不是无辜，大开杀戒。在义和拳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组织的条件下，这种不给退路的做法只会让广大拳民认为除了继续扩大组织、坚持斗争之外无路可走，也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杀掉一个，很可能就要逼反三个。
这是裕禄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越是只想快点恢复稳定，越是剿拳心切，结果越是火上浇油。虽然裕禄也知道“朝中有人在暗中支持义和拳”，才使得拳民越来越有恃无恐，敢于和直隶的官兵作对，也才使得义和拳组织在各处井喷式发展，新拳民也越来越多，但这种局面的出现竟然也有他这个直隶总督的“功劳”！裕禄啊裕禄，越是朝中有人作梗，你作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难道不应该越要冷静以对，谋定而后动么？你这哪里是救火，简直是放火啊。
接到高洛村事件的报告后，裕禄的反应只能用“大汗淋漓”来形容：我一个总督都怕什么来什么，这是什么世道啊！
裕禄的处理办法还是那一招——剿。这次调出的是直隶练军。由练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往。杨福同是总兵衔，也就是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将军衔，也就是说，裕禄直接派出了一位将军去围剿高洛村拳民——我就不信你们不安分！
对付没有什么有效武器的团员和村民，正规军自然是所向披靡的。到达高洛村后，杨福同的军队没费多大工夫，就驱散了拳民，捣毁了义和拳高洛村分坛，约60名拳民和村民被打死或者逮捕后正法。杨福同的军队撤出高洛村，看来一切又恢复稳定了，而稳定只是暂时的。
逃走的拳民立即向周边各个“坛”发帖求援！
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像是官府在调动正规军，也像是有人站在看不见的高处拿着令旗不断指挥，短短几天内，涞水县周边出现了上万名拳民，他们扎着红头巾，背着刀枪，带着干粮，风尘仆仆地赶赴涞水！
在石亭镇，一些拳民出现在了杨福同和他的骑兵队面前，他们拿着大刀长矛冲向清军，但很快被击溃。杨福同带领30名骑兵和40名步兵追剿，杨福同认为对付这些拳民还是会像在高洛村那样轻松，但追着追着，他突然察觉情况有异，大喊一声：“不好！”
他们发现已经陷入了满是沟壑的坑坑洼洼之地，马已经跑不起来，而四周是高地，像是有埋伏之地。
果然！早已埋伏在此的3000多名拳民从四面冲出，他们冲向了手中有枪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砍，清兵很快被砍得血肉横飞，连杨福同都被拽下马来，乱刀砍死！这是义和拳出现以来，朝廷损失的军衔最高的将领，但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拳民表现出来的军事素质。他们采取的正是只有正规军才能运用好的战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在理论上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实际运用却比较难，它需要周密的布局、时机的把握和良好的组织分工，不然诱敌不成反被歼那就惨了。而拳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洗掉了山东时期的流民气质，似乎变成了一支已经暗中受训的正规军。
伏击杨福同之后，拳民大军开始离开县城，挺进大城市！
5月26日，他们首先到达直隶高碑店，拳民们直奔火车站，想坐火车北上，而车站方面大概是早已经接到了通知，连续两天都不卖票给他们，态度也不好，于是拳民们一怒之下，竟然将铁路拆毁了，拔了电报线杆子（“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高枏（nán）日记》）。
这是拳民第一次破坏教堂以外的设施——铁路。破坏铁路后，他们继续北上。第二天（27日），拳民大军到达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的涿州，与此同时，在向涿州进军的路途中，各地的拳民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大部队聚集，此时涿州城外已经聚集了3万多名拳民！
涿州守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片红色的海洋，刀枪林立，他们不战而逃，拳民第一次从朝廷手中占据了一座城市！然后他们继续北上，在北上的同时，拳民已经知道朝廷要武卫军前军统领聂士成率兵前来镇压，于是他们继续破坏铁路，从涿州往京城方向的100多里长的铁轨全部扒掉了，涿州火车站站长全家被杀。
5月29日，拳民大军已经行进到了距离北京不到30里的京南门户——丰台，一把火烧掉丰台火车站和站内机车，丰台站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全部逃走。
“拳民向着北京”的这一幕严重震惊了慈禧。很显然，在慈禧的眼里，此时拳民并不同于她印象中以往那些拳民了，原本在山东直隶此起彼伏、分散的“反教灭洋”，已经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集中的反抗官兵阻截他们向北京进发的行动，然后在进发的过程中顺便“灭个洋”。从5月26日起，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平均每天行进80里，精确无比地直插京城，好像身上自带导航，这又已经差不多是一支正规军的素质了！
更令慈禧震怒的是，那个无用的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淮军和练军，派出了一个总兵级别的人到山村处理动乱，仍然没能阻挡住拳民前进。很显然，高洛村事件就充分表明裕禄是镇不住直隶局势的，他是无法去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大军的，在裕禄同志不行的时候，朝廷中应该要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荣禄。
这不仅只是因为荣禄大人本来就是慈禧手中对付端王集团的牌，就拿荣禄在朝廷的职务来说，阻截端王集团和拳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武卫军总统，荣禄还拥有的一项职权是“节制北洋各军”，而直隶淮军、练军和绿营正属于北洋军，荣禄对它们也有节制之权。当拳民在直隶闹得如火如荼时，如果荣禄大人硬气一点，即使他不调动武卫军，也是可以指挥调动直隶淮军、练军去阻截平乱的。他是朝廷的人，是慈禧身边的人，有他出面，一定比裕禄同志有苦难言的效果好。
但这一次，慈禧发现不能继续指望她这位好心腹了。咦，荣禄哪里去了？
荣禄大人——病了。
从3月30日（农历二月三十壬寅日）起，荣禄就开始请病假，然后竟然以“请假”“续假”的方式，连续请假两个月！朝中重臣连续两个月没有上班，这是很不正常的，估计是荣禄怕别人也不信，于是他专门在“官报”（《京报》）上登载了他的病情——“手足之疾，不能动转”。严重，十分严重，这是说别提有力气上班了，提裤子都没力啊。
当时的官报只负责照章抄录官员和官方的消息，并不负责向公众核实，所以上面的消息是虚虚实实，不信你就上当了，全信你就迷茫了，那么荣禄大人究竟有没有病？是不是恰巧就在此时生病？会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个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而从种种表现上来看，荣禄大人生的是历史上最神奇的一种病，这种病可以想痊愈立马就痊愈，想严重立马就严重——政治病。
毫无疑问，“立大阿哥”事件已经让端王集团吃了个哑巴亏，但是，向端王集团的妥协也并不是立一个“大阿哥”就能搞定的，而恰恰也是因为溥儁被立为“大阿哥”之后，端王一伙在满人和八旗中影响也更大，他们趁势又扩充军政势力。当然，这种势力都是在他们的大本营——禁旅八旗中扩张的。比如载澜管理了西山健锐营，载瀛管理了内务府御鸟枪处（鸟枪也是枪）并统领镶黄旗护军，载勋统领正蓝旗汉军，崇绮和启秀分别统领正红旗汉军和镶白旗满洲，就连端王本人也把手伸向了宗人府，成为宗人府右宗正，与同时兼任宗人府左宗人的载勋一起控制了宗人府。
也就是说，除了掌控禁旅八旗，皇帝的“家事”也是端王集团控制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了义和拳这个强大的生力军外援。而在荣禄这边，他还是形单影只，奕劻是不能过多地“惊动”的，一有危险你也惊不动他，李鸿章远在两广，对朝廷里很多的事情都鞭长莫及，张之洞一直很聪明，一旦嗅出形势不妙就把头缩回去，刘坤一已经当过一回枪头，不可能再出头，袁世凯在军事上很强，对于朝廷来说在政治上还未入流（连总督都不是）。拿什么去与端王集团硬碰硬？他们已经拿出了与几万拳民内外呼应、背水一战的架势，这次肯定也是没有什么折中办法可以想的了。
既然无法做到阻截端王集团，那就只有不做，这倒不只是怕了端王他们，荣禄军政双跨，既是武卫军统领又在朝中有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头衔的政治地位，端王他们也会小心对付的。但在朝廷里政治斗争的敏感时期，惹不起一定要躲得起，一定要消除慈禧对你是否已经倒向端王集团的怀疑。如果你明明阻截不住，却偏偏还在那里“阻截”，久而久之，领导看到的不是你的努力和苦劳，而是会产生对你的怀疑，千万不要想着皇帝领导现在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去给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下（“不为激情去献身”），如果我不表现，就会失去他的信任——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自从被慈禧绑上她的战车之后，荣禄必须时时刻刻把眼睛盯着对手端王集团，但更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慈禧，心里想着慈禧。这种“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说里的与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场，时刻从她的角度出发，以她的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问题，什么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时忘记你的对手，但一定要记得你的领导！
因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权臣，尤其是军权在握的权臣。
这就是荣禄“官做得越大，胆子却越小”的真正涵义，也是“在官场如何学会自保”的真正涵义，多年的官场沉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血泪教训累积起来的政治经验。历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荣禄得过相似的“病”，他们的基本病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怕对手打压自己，更怕领导怀疑自己！
荣禄病了，请假了，不能为老太太公开冲锋陷阵了，慈禧当然会想办法“请”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这之前，慈禧必须亲自来处理义和拳这个棘手的问题，山东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