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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大清，有大名鼎鼎的四大买办，除了背靠李鸿章的江苏人盛宣怀，其余三人竟然都来自香山，其中就包括郑观应。香山靠近港澳，而港澳是大清学习西方的前沿阵地，香山人中出了不少华工，也出了不少买办。
郑观应比孙文大了20多岁，是孙文的前辈，是赫赫有名的买办，那孙文是如何和郑观应搭上线的呢？
也是在那本英文自传书《伦敦蒙难记》里，孙文记录道：
就在我毕业后去澳门行医的那段时间（1892年至1893年），开始知道一个叫“Young China Party”的组织，它对大清朝廷腐败和落后的政体感到不满，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上书、请愿）等改造中国，促使朝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创立君主立宪政体。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会员的活动据点在广州，我加入了其中。
根据这段记述，至少在孙文上书的前一年（1893年），他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虽然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指出这个组织是谁成立的，但从种种史料来看，它的创始人中应该有政商巨子郑观应。很可能是郑观应在1893年左右创立于澳门，后来随着他长居上海，又把总部迁往上海。
其实也是在这一年（1893年），郑观应把他的改革著作《盛世危言》出版了。在这本书的“农功”篇里，郑观应特意给孙文的“禁烟项目”隆重地打了一个广告：今吾邑孙翠溪（即孙文）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即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
在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郑观应就是许乃济的支持者，而《盛世危言》里的这段话与孙文现在给李鸿章上书中的话互为印证。这就是说，孙文在上书中谈到以“自禁”来实现禁烟，甚至给李鸿章上书本身，很有可能都是来自郑观应的主意，孙文只是这个项目的具体执行人而已。
郑观应是一个买办。买办本来是在洋商和大清本土企业中充当中间人，帮助洋商开拓大清市场的。不过，大清虽然开展洋务运动多年，但有实力的本土企业，不是官办，就是官督商办，朝廷和地方官府仍然掌控着资源和市场，真正的民企和私企都是很弱小的，买办也就成了洋商和朝廷、官府之间的中间人。郑观应这样的买办既为洋商服务，又在朝廷取得官衔，成为横跨政商两界的“官商”。
在与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郑观应等人首先了解的是西方的商业运作规则。和大清由朝廷和官府主导的经济不同，在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心欲望决定着经济，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因此郑观应等人习惯首先用商业和经济思维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他当年支持许乃济的缘由。
其实，郑观应还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商战”理论。他的意思是，大清要崛起和强大，改变处处落后挨打的局面，像此时的朝廷一样仅仅热衷于购买军舰、建立北洋舰队是不够的，商业贸易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更能令一个国家崛起。因此大清其实不仅和列强有一场军事上的战争，还有商贸领域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要想有所作为，大清就必须同世界接轨，改变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局面，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重视和保护商业与商人。
作为一个官办企业的受益者，郑观应的内心却反对官办。他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以和平的方式突破大清现有体制，这应该就是郑观应成立“Young China Party”的动力。
几千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只有统治，而无政治；或者说只有君主专制的铁桶统治，而无平民政治，这种环境下的老百姓们是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意识的。老百姓们所谓的政治权利意识恰恰就是朝廷统治的衍生品——做官，一旦科举考不中做不成官，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所有人都认为政治是他人之事，只求“我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要关心我”，却不知道政治会关系到每一个人。而郑观应这批游走于东西方的买办商人，从个人经济权利的觉醒，走向了个人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虽然这还只是“意识”，但权利首先就是来源于意识。他们希望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是希望在宪政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郑观应也是一个商人，他很清楚，虽然朝廷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多年，但在大清的商业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每个犄角旮旯里的事情，基本都还是朝廷和官员们在主导。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原本没什么把握做成，一旦获得朝廷和官员的认可和推动，就会在短时间内热起来、火起来。因为朝廷和官员们掌控着资源以及流通环节，他们办事一般是不计成本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同时他们也是需要不断干事情的，总要干出一点政绩来——手里的钱反正要花出去，只有在花钱的过程中才有捞钱的机会。于是大清的土地上出现了前赴后继的“跑项目”之人，去找高官们和有关部门“要政策、开口子”。你不去找，也会有别人去找，项目可行性与否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人脉以及这件事情是不是官员们正好想做的。如果你运气好，蒙对了，那么项目也就有可能跑成。
现在，我们清楚了，郑观应应该就是根据他在政商领域多年的观察，为禁烟立了一个“项目”，希望得到李鸿章的鼎力支持。虽然这个结论并没有被记载在史料当中，但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接下来，史料将记载孙文与郑观应交往的故事。
此时的郑观应正在上海，孙文就先带着这封上书来到上海与郑观应见面。郑观应和他的政商朋友们把这封上书作了最后的润色和修改，并且郑大人还把孙文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个归国华侨，他的年纪与孙文不相上下，名叫宋耀如，也是基督教教徒。此时宋耀如的二女儿刚满一岁不久，而孙文已经28岁了，当他去宋家拜访的时候，他一定见过她，甚至还有可能抱过她——直至21年以后，他们结为夫妻和战友，她就是宋庆龄。
叫上在上海电报局工作的陆皓东，孙文拿着修改后的上书向着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出发了，他当然无法直接见到李鸿章，所以首先必须求见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盛宣怀。不过这应该比较容易，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已经写了一封介绍信，而郑大人本人也亲自写了介绍信，请盛宣怀一定把孙文引见给李鸿章大人，因为孙文需要当面向李大人报告一些事情，而孙文返回上海之后，还会把与李鸿章面谈的结果告诉他郑观应——也就是说，郑观应并没有避讳他与孙文的关系，而是明确挑明孙文是他的代表，请盛宣怀务必帮忙。
1894年6月26日，在天津的盛宣怀看到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在封套上写下了“孙医士事”作为备忘，这就是说，孙文应该是见到了盛宣怀的，盛宣怀也比较重视。那么，接下来的重点是，孙文有没有进而见到李鸿章？
大概是觉得和后来革命者的形象不符，孙文在去世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这次上书的事情，而盛宣怀与李鸿章的档案中，也没有进一步记载此事，史料在这里又断了。
历史上有两种推断，第一是见了，第二是没见。
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1894年6月26日，这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清日两国都已经在向朝鲜派兵，李大人正为军国大事忙得焦头烂额，如果我们翻阅《李鸿章全集》，就能发现仅仅6月26日当天由他签发的电报就有将近10封，他已经很忙了，接下来只会更忙。虽然孙文的事情也算是“洋务”之事，在平时李鸿章会感兴趣，但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心情来处理这些事情的。作为心腹的盛宣怀自然知道这一点，但自己堂弟和郑观应的面子又足够大，于是盛宣怀把介绍信留下来，签注备忘，想等日后找机会再报告。而随着甲午战争很快打响，李鸿章的淮军一溃千里，相信就连盛宣怀也没有这个机会和心情了，孙文上书之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是孙文第二次和李鸿章擦肩而过，而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李鸿章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曾经很感兴趣的孙文也曾经离他这么近，已经来到了他的直隶总督衙门。而命运似乎总是在他们之间制造麻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好像有缘却无分。
但孙文并不是一无所获，在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介绍信中，他还替孙文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李鸿章帮忙为孙文签发一张出国护照。郑观应的意思是，孙文对海外的情况很熟悉，而海外华侨众多，就让孙文把这个“禁烟项目”带到国外，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动有钱的华侨投资入股，二是发动那些没钱的华侨充当“返乡农民工”，回香山一带开垦种植罂粟。为了获得华侨们的信任，孙文需要一张朝廷签发的正式护照。
弄张出国护照这对盛宣怀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他应该不用惊动李鸿章，自己写张条子即可。在孙文返回上海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一张由大清江海关（即上海海关）核发的出国护照。盛大人忙是帮了，可是他没想清楚：弄张出国护照对郑观应等人来说也不是难事，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去弄？其实郑大人要的就是“这张护照是李鸿章批的”这个效果，好在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心腹，也能代表李大人吧。
1894年10月，在北洋舰队遭到重创之后（大东沟海战），孙文拿着这张护照独自从上海出关，抵达檀香山孙眉的住所，接下来，他将运作那两个方面的工作。孙文运作的方式有些特别，11月24日，他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日后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檀香山兴中会。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规定：凡是入会会员，必须交“底银（会费）”5元，当然还可以义捐，多多益善，所筹集的资金是为“帮助国家之用”。至于具体怎么“帮助”，章程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相信，这应该与孙文的那个“禁烟项目”有关。按理说，孙文只是一个刚满28岁的年轻人，他的“项目”不一定具有足以让大家掏钱的说服力，但孙文已经能够动用国内一定的政商关系网，包括在广东老乡中赫赫有名的郑观应，甚至还有大清最有权势的李鸿章，自然会增强华侨们的信心，认为将来可以获得回报和分红。孙眉本人就交钱入会，甚至还贱卖了不少牛羊支持义捐，其他一些富裕华侨也比较踊跃。
孙文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这也是他首次在行医之外进行“创业”，相信此时的他是会感到比较欣慰的，这已经证明了当初选择的正确。他曾经无比依赖哥哥孙眉，但并没有依赖到底，从坚持加入基督教开始，他和年轻的袁世凯一样，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其实，成人世界里的首要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都是钱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孙文也不例外。当孙眉曾经说会分一半财产给他时，我们可以相信，孙文并不像后来某些书所说的那样只是说“财富不足以动我心”，其实从他的经历来看，孙文对金钱应该有着更急切需求和感受才对。
但这个“石头仔”不同的是他有着自己内心冷静的思考与判断。之所以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相信孙文也是从财富的角度进行过考虑的，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依赖不了哥哥。孙眉确实发家了，号称“茂宜王”，但是，只有创过业、做过实业的人才清楚，这种外界给予的名号真正的含金量是不多的。无论农场主还是其他实业家，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但凡手头有一点现银，就必须不断投入下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否则很快就会被同行淘汰。因此这样的“富豪”是生产规模很大、固定资产相当多，手头的现银却很少的。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就是那些“官富”们，实业家不是富豪，只是一个身份，否则孙眉也不会因为支持义捐而要去贱卖牛羊了。
孙文即将开始他的新征程，然而，关于檀香山兴中会的秘密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根据种种史料，认为这是一个为“禁烟项目”而在海外成立的组织，但是，章程里却只字未提这个“禁烟项目”，反而用一大段篇幅在讲述“中国落后挨打，急需改革”，所有的内容都表明这并非一个“公司”，而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更有史料根据孙文后来成为革命者的身份，推断檀香山兴中会是一个“以推翻大清为目的”的革命组织！这些史料认为，在那些公开的章程之外，入会会员其实都还有一个推翻大清的“秘密宣誓”活动，那就是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高举指天，高喊由孙文亲自起草的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Young China Party”这个组织，它可能是郑观应等人于1893年创立的（史料上目前没有定论），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的记述用的是英文，没有说明这个组织的中文名字。那么，它到底要翻译成什么？
1912年（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把孙文的《伦敦蒙难记》译成中文，它将“Young China Party”翻译成“兴中会”。孙文先生在生前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注意到），但他去世之后，一些中国国民党元老开始有意见了。
1929年，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邹鲁出版了国民党党史权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他也根据《伦敦蒙难记》的记述，认为“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但邹鲁的这一说法遭到了包括孙文当年的追随者冯自由在内的其他元老一致反对。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最终确定：除了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之外，更早之前再没有别的什么“兴中会”。兴中会就是孙总理首先创立于檀香山，并把成立之日的11月24日作为中国国民党建党节。于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官方认可，而孙文在生前提到的“Young China Party”逐渐淹没在历史尘烟之中。
由于缺少有绝对说服力的史料，关于檀香山兴中会有两种说法，首先自然就是《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说法》，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很可能并不是最早的“兴中会”，而是首先创立于澳门，创立于中国，时间也要提前到前一年（1893年左右）。至于创始人，那自然也不再是孙文先生了，而是很可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郑观应。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孙文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很可能不过是郑观应创立的“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的一个分会，或者说，是郑氏之会孕育了孙氏之会。“Young China Party”原本就是一个改革性质的组织，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里的那些条文，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搬来，并且对于华侨们来说，郑观应的组织应该比孙文重新创立兴中会更具吸引力，华侨们其实是找郑观应入伙。
那么，“秘密宣誓”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它最早记载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上，但在那时，孙文已经去世了，我们在包括孙文在内的当时入会者的各类著作、谈话和回忆中，都找不到关于这个秘密宣誓的任何记录。因此，这份二手史料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孙先生的追随者冯自由在1939年所著的《革命逸史》中，虽然提到了这个秘密宣誓，但并不是说它出现在檀香山兴中会，而是出现在之后的香港兴中会。奇怪的是七年之后（1946年后），仍然是在冯自由所著的各类史料中，又改口说这个秘密宣誓就是出现在檀香山兴中会。自此之后，这个说法逐渐被国民党权威党史等各种史料引用，直至形成定论，流传至今，檀香山兴中会也因此被定义为“由孙文先生创立的、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组织”。
但是很显然，冯自由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的。并且，檀香山兴中会成立的时候，冯自由才12岁，也没有在现场，他留下的也是第二手史料。
另外，在一年多后的1896年1月，孙文广州起义失败，回到檀香山为革命筹款时，原来入会的会员们几乎无人响应，也无人捐款。虽然起义失败多少会打击积极性，但如果檀香山兴中会就是奔着“驱除鞑虏”而去的，就是一个为革命而成立的组织，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华侨们离乡背井，来到檀香山辛苦谋生，他们大多组建了家庭，在大清国内还有家人和亲人，尽管大家都知道朝廷很腐败和落后，但一下子要激烈地去推翻朝廷，恐怕是会吓跑他们的。这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华侨们是不得不考虑的。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入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应该并不需要所谓的秘密宣誓，至少在公开层面，它还不是一个以推翻大清朝廷为己任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孙文并没有“革命思想”。从少年时期崇拜洪秀全，到长大后不再是传统的“敬天法祖、忠君爱国”，而是以叛逆之心加入基督教并在翠亨村煽动“反天子”，再到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与其他三位同龄人不断发表“反满”言论，被称为“四大寇”，孙文本人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而这种思想也不是一出生就有，不是一日一时形成的，加入“Young China Party”这样的改革组织也正是证明了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革命，往往需要有改革的过渡，先有改变，才有彻底的改变。孙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古老的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
一切的改变都将因香港兴中会的成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