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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大陆政策”野心不死的日本调整了对大清的策略。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通过主导大清的改革或者革命以主导大清。
甲午之战刺痛了朝廷，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声。日本摆出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的姿态，打着“同文、同种、同肤色”的旗号营造“日清亲善”氛围，在某些时候对朝廷作出适当让步，试图掌控朝廷的改革走向，从而使大清朝廷归于日本的控制下，以分解来自俄国的压力（此时俄国正与日本争夺大清满洲以及朝鲜）。
而背地里，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大清“命不久矣”。根据宗方小太郎等人的报告，大清“早则10年，迟则30年，必将有支离破碎之一大变化”。为了掌控未来取代朝廷的新政权，日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在与朝廷“修复关系”的同时，秘密寻找和扶植大清民间的反清志士，支持反清革命。
很显然，这两手战略看似矛盾，其实只有为日本利益服务这个核心，使得日本在列强对大清的争夺中占得先机。一批日本人在为这两手战略服务，军方有骨干宗方小太郎，内阁有大佬（外务相）大隈重信，议院中有议员犬养毅等。
当然，要秘密支持大清革命，政府官员是不太好公开出面的，最好在幕后遥控指挥。正是在制订这两手战略之后，日本涌现了许多外务省或者军部的外围组织，比如东亚同文会，它的目的是推动“日清亲善”；而在军部，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1901年，鉴于日本和俄国争夺满洲以及朝鲜越来越激烈，极端右翼人士内田良平成立了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是因为它的宗旨是阴谋为日本夺取满洲和蒙古，这里有一条黑龙江，因此取名黑龙会。这个组织平时只有骨架，但一旦形势需要，就能立即派遣大批会员，去国内暗杀、爆炸、绑架。可见这是一个右翼团体，也是一个“黑道”团体。
外务省也不甘落后，资助了一批民间浪人。这些人在外务省领取经费，秘密寻访反清志士，颠覆大清政权。浪人之中，最重要的骨干叫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浪人，可以称作“新式浪人”。他们都上过高等学校，有文化有知识，实际上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找“正经工作”的社会文艺青年。
宫崎寅藏首先认识了在日本的陈少白，陈少白向他介绍了孙文。
1897年7月，使馆脱险后的孙文回到了日本，于是他就认识了宫崎寅藏等一大批横跨日本朝野、遍及日本“黑白两道”的人。
犬养毅向有关部门疏通，安排孙文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在日本的准居证，孙文由此得到了日本警察和法律的保护，大清密探就不敢轻易骚扰和缉捕了。犬养毅还解决了孙文的生活费问题，要求东亚同文会照顾好孙文的生活。老犬认为孙文“奇货可居”，向一干日本人赤裸裸地表示：“希望你们将孙文等人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眼前不一定立即可用，他们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宫崎寅藏在为进一步打开孙文的知名度而奔走，日本报刊开始频繁地报道孙文。1898年5月起，由宫崎寅藏亲自翻译的日文版《伦敦蒙难记》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宫崎寅藏在序言中赞美孙文是“大清出类拔萃的革命家”。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自己在英文版的《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说自己是“革命家”，而是说成“坚定的改革者”（照顾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如果不算一些报纸的零星报道，日文版的《伦敦蒙难记》是首次把孙文以“革命家”的身份隆重推出来了。请大家注意这个词——革命。虽然我们之前多次提到它，那也只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这个词提前使用了一下而已。革命这个词，正是来自日本。
古汉语中自然很早就有“革命”这个词，比如《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这个“革命”在事实上指的也是造反，也是褒义词，讲的主要是“革天命、顺民心”，问题是随着后来专制王朝不断发展，在朝廷的话语中，造反被定性为株连九族的大罪，“革命”这个褒义词自然也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官方字眼中的“谋反”“谋逆”“造反”等等；而真正要造反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也不再使用“革命”，顶多把自己的行动与“义”相连，比如“起义”“举义”“举事”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努力接触和学习西方，他们碰到了英文“revolution”这个词，怎么翻译呢？一向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就联想到了《易经》中的“革命”，古老词语“革命”从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还根据英文含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革命既是觉醒，也包含方法，它和以往那些农民起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并不只是换一批人来统治，它还有制度上的进步——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它有理论上的指导。
从此，“革命”成了一个极其时髦的词，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追捧，很显然，它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他们只是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勾连起了东西方。
孙文在海外留学时很可能很早就接触过“revolution”这个单词，但之前他也是没有接触过日文翻译中“革命”的，所以他并不知道“革命”，之前也一直把自己做的事情称作起义、举事、反朝廷等等。现在，对于孙文来说，日本人说的“革命”这个词真好，既表达清楚了意思，还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令人有了解和接受的冲动，不像起义造反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孙文的事业从此以后就叫作“革命”了，他和他的伙伴就叫“革命家”和“革命党人”！
需要指出的，在陈少白和冯自由后来的记录中，他们说的是早在两年多前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第一次踏上日本时，日本报纸就用“支那革命领袖孙逸仙抵日”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孙文就决定采用“革命”这个词。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当天和邻近几天的日本报纸中都无法发现这样的标题和内容。当时的日本报纸仍然把孙文等人称作“匪”或者“暴徒”，比如《神户又新日报》的标题是“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它们甚至连孙文的姓名也没弄清楚，把孙文称作“范某”或者“黄”等等。从种种情况来看，日本报纸不可能在当初孙文一抵达日本的时候就把他称作“革命领袖”。日本人对孙文开始重视是因为发现孙文“奇货可居”之后，而陈少白和冯自由有把这一切提前的嫌疑——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孙文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无论怎么说，在重返日本之后，孙文的革命事业开始有了转机。至少是有人管饭了。虽然日本人对孙文革命的支持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算计——估计孙文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在革命起步十分艰难的时刻，孙文似乎也只能接受这种“支持”，否则革命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反过来，日本人的野心其实也是可以利用的，要利用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
孙文已经决定好好利用日本朝野的人脉资源，积蓄革命力量。而随着1898年的到来，有一个著名人物也即将到达日本，并最终成为了孙文在日本开拓革命事业的敌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