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九月初九凌晨，孙文在广州的总指挥部静静地等待原计划中的三路军到来。指挥部里还有从广州本地收买而来的各路帮会大哥，他们前来等消息、讨口令，只等孙先生一声令下，就发动广州城内外的喽啰，与三路大军里应外合，大闹一场，然后拿钱走人。
按照原定计划，三路军应该都到了，而结果却踪迹全无。指挥部里一片闹哄哄，大哥们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孙文只好安慰大家少安勿躁。
早晨8时许，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密报传来。郑士良方面报告：途中受（官兵）阻截，万难前进。
紧接着，另一封由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也送到了孙文手里：货（即人）不能来！
如果只有郑士良方面不能来还有挽回的余地，连主力的香港军都不能来，这真是晴天霹雳。
陈少白认为，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再发动一定会失败的，还是先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
孙文同意了。他不得不同意，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于是孙文下令起义紧急停止，让人给那些还在闹哄哄“待命”的各位大哥发了钱，表示行动暂停，令他们遣散待命，同时紧急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辛辛苦苦筹备大半年的广州起义就这样流产了，它竟然连一枪都未发，连个旗帜都没打出来（由陆皓东事先设计）。但现在已经不是追究责任和原因的时候了，陈少白等人要求孙文立即离开广州避难。不过这次孙文并没有同意，他要其他人先走，他自己留下来“善后”。陆皓东也表示暂时不离开。于是只有陈少白走了，他乘坐当天的夜班轮船从广州紧急逃往香港。
起义都已经停止了，危险正在逼近，孙文还需要如何“善后”？这正是孙文心思缜密之处：作为起义总指挥，他绝对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拍拍屁股就散了，原因很简单——那封通知“停止发货”的电报到达杨衢云手中，还需要一定时间。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粤港两地的电报是有线电报，发个密电都要去电报局发，再加上两地管理体制不同，一封电报能够在一两天内到达对方手里就已经很不错了。杨衢云的第一封电报中说“货不能来”，实际上只是他提前预计到无法按时“交货”，先通知孙文。也就是说，杨衢云的这封电报，他很可能在九月初八或者初七就发出了，而事情总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发完电报之后，杨衢云又能“发货”了，而广州这边的总指挥部早已人去楼空，没人“接货”和善后，那么这批秘密携带武器前来的香港军很可能就会乱中生变，暴露目标，被一网打尽，由此波及兴中会总会，给兴中会总会以后在香港立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目前风声似乎还没有走漏的情况下，孙文必须留下来，尽可能地等到杨衢云那边的进一步反馈。
而孙文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风声其实早已经走漏了，而广州捕快李家焯早已经盯上了总指挥部！
起义的前一日，九月初八，在广州负责为起义起草檄文的兴中会总会会员朱淇，已经被他的哥哥朱湘发现了秘密。朱湘不是兴中会会员，也没有什么“革命觉悟”，只担心将来落个株连九族的下场，于是他以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捕快自首，举报孙文是“造反头头”，想为弟弟将功赎罪。李家焯惊闻有人要造反，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跑去上报。此时的两广总督并不是李翰章，他已经离任了，接替他的人是谭钟麟。谭总督严肃地听完汇报后，当场打起了哈哈：“孙文这个人不过是个西医，农学会就是他办的，李少帅（李翰章）还曾赞助。这个孙文虽然一贯喜欢吹吹牛说大话，焉敢造反？”
事实证明，谭总督这番哈哈是打得很有艺术的，并不是他神经大条。朱淇很好处理，抓起来就是，难处理的恰恰就是孙文。这是因为孙文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教徒。
在此时的大清，但凡与教会和教徒打交道是要特别谨慎的，不然就会引火烧身，成为朝廷处理中外关系的替罪羊，这几乎是朝廷所有大员的“政治觉悟”。现在，仅凭朱湘的一面之词，并没有抓到孙文本人的确切证据，堂堂谭总督绝不敢首先与孙文为难。不能去抓孙文，但自己管辖的地界也绝对不可以发生破坏稳定的群体事件，这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清楚的。于是谭总督只能派清军在广州周边暗中加强戒备，这也正是郑士良电告的“途中受阻截，万难前进”的情况。
谭总督再暗中戒备，也是不可能把清军派到香港去的，那里不是他管辖的范围。那为什么杨衢云连在香港都不能“发货”了呢？
真正的原因正是那句话：“买”来造反的人，那是相当不靠谱。
根据原定计划，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应该至少有3000人，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多，但问题是杨衢云都要靠拿钱去“买”。杨衢云本人是三合会成员，联络帮会分子没有问题，但三合会并不是一个成熟而严密的组织，会员们更不是专职的“造反者”，谋生（赚钱）才是他们的第一需要。这就难保当杨衢云去联络各个“堂口”的大哥时，大哥们为了拿下这门“生意”，也只好吹吹牛，告诉杨衢云别说3000人，三万人到时候我也能给你找来，而到了真正要出发的时候，一切都露馅儿了。于是，为了避免对在广州的孙文造成影响，在临近出发的十万火急的关头，杨衢云因为无法凑齐必要的人数而不能按时“交货”，只好先紧急向孙文打了那封电报！
现在，一切的事情已经证实了孙文事先的判断：首次起义，兵贵在精而不在多，重在闹出声势和影响。就兴中会总会这点家底，与其抱希望于实现起来有很大困难的“大军分道攻城”，还真不如来一次当年日本人经常干的“奇袭”，说不定反而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孙文是一个现实的人，他并不是天生喜欢冒险，也并不是只习惯于“放大炮”，因为现实，他反而想得更深入。
出了两广总督府，李捕快立即带人在指挥部附近监视孙文的动向，虽然谭总督对孙文有所顾忌，但李捕快不得不上十二万分心。这个服务了多位总督的资深捕快十分清楚，他的“上面”是谭总督，谭总督的“上面”是朝廷，如果将来证实孙文真的就是“造反头头”，朝廷怪罪，那么谭总督一定会忘了他曾经打过的哈哈，就把李捕快等人作为替罪羊。所以，对于李捕快来说，他绝不是在听完总督大人的那个哈哈之后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他和巡捕队的首要工作是紧盯孙文，确保能够在紧急时刻制住孙文，绝不能让孙文成为漏网之鱼。
指挥部里，孙文一直等到傍晚，还是没有等来杨衢云新的电报。孙文似乎已经发现了门外正在监视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慌乱，他出了指挥部，大摇大摆地去了广州教会的一个牧师家里参加婚宴。这天就是重阳节，大部分广东人都在扫墓，这里却在举办婚宴，按照传统观点，这是很不吉利的。然而这正是教徒们的特别之处，反正他们是“不敬祖宗”的，牧师的左邻右舍都对这户人家避之不及，唯恐与他们发生关系。这种心态也包括广州官府，孙文大摇大摆地赴宴，其实已经公开打出了教会这张牌。
感觉不妙的李捕快再一次紧急请示谭总督：孙文已经离开驻地，是否立即将他缉拿归案？谭总督这次倒没有藏着掖着，也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他向李捕快说出了实话：孙文乃教会中人，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不可鲁莽从事！
既然总督大人都明确表态了，李捕快也不敢贸然行动，他十分难受，在牧师家的门外走来走去。
孙文显然发现了这一切，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李捕快，在门内对着周围的教友们高声大笑：“这些人难道是来抓我的吗？”（此辈岂来捕余者乎？）
嘲笑完之后，孙文开始男扮女装，最终在教友的帮助和掩护之下，于第二天清晨（九月初十）成功逃出广州，途经澳门，最终到达香港。广州的李捕快只能恨恨不已，眼看这条“大鱼”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开溜了。
而孙文的出逃终于给谭总督一份“直接证据”，几个小时之后，他下令李捕快去查封和搜查农学会（起义总指挥部）。孙文已经走了，但不幸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陆皓东。陆皓东原本也是安全撤离了的，但不知何故又返回了指挥部。根据后来的考证，很可能是陆皓东发现还有机密文件留在那里，于是他不顾危险和其他人劝阻，返回指挥部，想把这份文件毁掉，正好就碰上带兵前来查封的李捕快，陆皓东等人被当场缉拿归案。
对于谭总督和李捕快来说，孙文溜了，正好需要一个“大鱼”级别的替罪羊。陆皓东受尽酷刑，据说连牙齿都被一颗颗敲掉，最终被处决。另外被捕的人中，一人（程奎光）被600军棍杖毙，一人（程耀臣）在牢里去世。
陆皓东很有绘图功底，起义之前，他负责为起义军设计旗帜。他设计了青天白日旗，多年以后，它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党旗；而在“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再铺上“满地红”的底色，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孙文盛赞陆皓东是“为共和牺牲之第一人”，并且很可能是孙文亲自请求当年在香港受洗的牧师，追认陆皓东为基督教教徒。这就是我们在如今保存下来的那份受洗名单上，能够发现陆皓东的一栏备注着“已故”的原因。
灾难并没有结束，孙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九月初十，就在孙文出逃广州的同时，在香港的杨衢云终于凑齐了600人的苦力和帮会分子。人数虽然与计划中的3000人相差甚远，但由于此时杨衢云还没有接到孙文那封“停止发货”的电报，他认为还是应该按原计划向广州“发货”，具体的事情交给了三合会的两位大哥朱贵全和邱四执行。这两位小老大自然不会提前泄露起义的秘密，他们告诉大家广东官府正出工钱“招兵”，现在先发一点路费，领着大家去广州揽下这门“生意”。最终有400人同意前往。
九月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把起义用的枪和子弹藏在水泥桶里，人枪分开，率领400人登上租来的夜船，就要向广州出发。
此时，突然有大批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他们登上船，对人对物逐一进行检查，最终没有搜出藏在水泥桶里的枪弹，只好将船放行。朱贵全和邱四也长出一口气，夜航船离开香港，驶往广州码头。
在孙文已经指令“停止发货”、广州方面的风声已经走漏的情况下，香港这边却已经向广州“发货”了！
一夜航行之后，第二天（九月十一）清晨，船即将停靠广州码头，船上的400人突然又惊恐地发现了熟悉的一幕：岸上正有大批清军严阵以待，一副要拿人的模样。不就是去打个工吗？为何粤港两地都有军警如临大敌？
毕竟是帮会中人，大家都明白了，这是要去“犯事儿”啊！等船一靠岸，400人趁乱一哄而散。清军似乎提前得到了朱贵全和邱四的相片等情报，他们在人群中准确地抓捕了朱、邱等几十人。朱贵全和邱四互相指认对方为首领，但为时已晚，谭总督也不管谁是首领，或者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首领，反正还需要替罪羊，就把他们两人都当作“香港方面的造反头头”一同处决了。
在计划中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不仅没能发动起义，还落个悲剧结尾。共有40多人被捕，三合会的两位小老大被杀，杨衢云、谢缵泰等原本的“体面人士”无法再在香港立足，他们各自亡命天涯。杨衢云先后逃往新加坡、南非等地，谢缵泰避居澳门；曾经变卖房子支持起义的黄咏商等人心灰意冷，不再提起起义。兴中会总会因无人打理，继檀香山兴中会之后，已是名存实亡。
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组织就这样在实际上消亡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从此散落天涯。
大家都不曾想到，这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有一个人不那么贪生怕死，而是像孙文那样考虑周祥和天生机警的话。这个人就是陈少白。
陈少白是九月初九的晚上坐夜班船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的，初十清晨就可以抵达香港，而杨衢云是这天的晚上才“发货”。也就是说，虽然孙文要求“停止发货”的电报比较慢，没有及时送到杨衢云手中，但陈少白却已经抵达香港，他完全有时间火速赶过去通知杨衢云。陈少白却并没有这么做，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杨衢云不会再“发货”了，也许他害怕杨衢云之前没“发货”的原因恰恰是已经暴露，自己这一去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也不清楚他在离开广州时，孙文有没有交代他要去给老杨报个信，但我们也不能排除，陈少白的贪生怕死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那就是“孙派”和“杨派”之间因“争选总统”造成的矛盾。
不论陈少白当时的考虑如何，事实是他在能够去给杨衢云报信的情况下并没有去报信，间接造成了这场悲剧。自此之后，这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拉越大，直至多年以后，他们都还不能原谅对方，互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孙派”指责“杨派”不按计划如期“发货”，而“杨派”怨“孙派”拒不“接货”，甚至指责孙文本人“在香港的同志们抵达广州前20个小时，他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由于这些矛盾，在后来，那个著名的“秘密宣誓”很可能就是被“孙派”提前到檀香山兴中会，很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孙文独享了“革命首创者”的地位，而杨衢云在革命史中的地位就在无形中被消退和遗忘了。但“杨派”也并不是没有发声，甚至在事隔30年之后的1924年，谢缵泰还在他创办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攻击孙文先生：“杨衢云当选革命一旦成功后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孙逸仙大不高兴，此后一直怀恨在心。其实，黄咏商早就看出孙无能，并在起义发动之前的1895年10月12日就发誓与孙文绝交。”
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都是起义的流产。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一个巨大的谜底没有揭开——按理说，香港“发货”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连在船上的那400人都不知道去广州是去起义，秘密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那么香港和广州的军警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从没有见过朱贵全和邱四的清军又是如何准确地将这两位小头目抓捕归案？
一位真正潜伏在这场起义幕后的“大佬级”人物即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