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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询，香山人，买办之子，家境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刘学询虽然也曾考中过进士，成为朝廷厅级候补官员（候补道），但他并没有往官场上走，而是子承父业，下海经商，在广东承包着大名的“闱姓”工程。所谓“闱姓”，就是一种博彩业，猜科举中榜者的姓氏。虽然属于“毒”的鸦片不合法，但属于“赌”的闱姓在广东是合法的，朝廷主要是想收税。由两广总督府负责经办，从第二届“闱姓”开始，刘大人就是总承包头，他已经从这项工程里捞了不少油水，是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当然，所谓的隐形并不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富豪，只是财产的具体数额大家没法想象。日本人曾经调查，到1899年左右，刘学询的个人资产“约七百万两”，差不多占了朝廷当时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有个“刘三国”的外号——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孙文回到广州，准备从刘学询这里弄点起义经费，他把广州起义的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孙文为何会相信一个“官商”呢？主要是他们早就认识了，早就有金钱上的往来，这需要从一段访问说起。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访问了已经76岁高龄的刘老爷子，请他回忆“当年与总理交往的细节”。于是，由刘学询口述、在场人士整理，留下了第一手的《总理史实访问记》。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在记录完后并没有全部公开出版，只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完整版本至今还封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据说没有完全披露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考虑到“塑造总理形象之需要”，在此，我们特地向中国国民党方面呼吁：要相信历史啊。
接下来，我们就将根据这份《总理史实访问记》等史料，来进行讲述。
事情是这样的，刘学询的胯下曾经长过一个疮，很显然，这种隐私部位的暗疾找中医是不太方便的。刘学询找的是西医，被西医一刀割好了，从此他对西医别有好感。1892年，孙文正在澳门行医，刘学询经人介绍认识了小老乡孙文。
据刘学询讲述，他当时就对孙文极有好感，为了支持西医事业，刘大人发动富豪朋友为孙文捐款，总计“赞助白银三万余两”。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学询的这一段讲述应该是有些吹牛了。根据购买力的对比，当时三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450万至600万元之间，即使刘学询舍得给孙文这么多钱去支持西医，当时只是在行医的孙文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花完这么多钱也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后来孙文一生都对刘学询极其尊敬和友善来看（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对郑观应），刘学询应该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刘学询应该是赞助过孙文不少钱，成为他们一生交情的起点；至于具体金额，由于这是刘学询在时隔几十年后对着中国国民党人回忆他“与总理交往”的细节，吹吹牛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孙文不仅把起义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甚至鼓动这位著名的“富二代”：只要您支持起义，起义军可以打出您的旗号，推举您为未来的“两广共和国总统”。
刘学询一听说有人想推举自己为未来的“总统”，便认真分析起国内外的形势来。和日本人一样，刘学询并不认为起义还有成功的可能。当初没有争取到日本人的支持，现在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了，起义的时机也就已经过去了。朝廷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起义军，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面对这位前来有求于己的老乡，刘学询还表示了一下心理优越感，这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他对孙文说，他并不赞同让日本人来帮助起义，恰恰相反，为了推翻大清朝廷，必须打着“抗日”的旗帜来收买人心，比如在停战之前，组建一支队伍，打着“北上抗日”的合法旗号进京，等掌控了京城周边再发动起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另外，对于花钱收买三合会等帮会分子起义，刘学询也认为不妥，他认为那些乌合之众即使能成事，也极易在起义的过程中趁火打劫，洗劫老百姓和洋人，酿成骚乱和排外事件，到时候列强就有出兵的借口了，大清恐怕首先就会被洋人瓜分，这与起义的宗旨并不相符。
但刘学询还是出了一笔钱，帮助孙文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农学会”，既能以公开的名义为起义筹款，又能作为秘密据点。不久，两广总督李翰章赫然列名“农学会”赞助人，这应该也是刘学询的功劳。李翰章自然不会出真金白银，只是挂名落个“重视农桑”的美名，不过这对于孙文来说已是极大的帮助了，他可以打着总督的这个旗号再去广东的政商两界拉赞助。刘学询真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啊！
而刘学询的惊人之举并不限于此。由于此时的他正好要向两广总督府上缴一笔“闱姓”承包款，他就把什么时候去送这笔款子的消息告诉了孙文，建议孙文干脆来个打劫，大家里应外合，把这笔款子劫了做起义经费得了。
孙文和他的伙伴们最终没有真的去打劫。依照他们的实力，只能全心全力准备起义，如果劫了款闹出事来，起义也就无法举行。刘学询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这一点孙文还是明白的。
所有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了，起义的条件还是不具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孙文制订了一个“内起外应”的计划，也就是采用日本人在倒幕运动中常用的“奇袭”战术：以5人为一队敢死队，20人左右冲入两广总督衙门，把以总督为首的重要官员格杀或者挟持，到那时，广州城内的清军就会因无人指挥而不战自乱；另外派20人埋伏在广州城中的重要地段，作为打援；城门处派二三十人占领，引导城外的响应者入城；剩下的一二十人围攻属八旗军的广州将军驻地；大家完成任务后就分头四处放火，一鼓作气，拿下广州！
数一数，孙文的这个计划总共需要的人还不足100人。所有人听完后都目瞪口呆：这太冒险了吧？
孙文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大家，像广州几个主要的军政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他们绝不会想到太平日子里还有人来起义，以此奇袭，大事可成。
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太冒险。经修改，方案改为分三路“分道攻城”：杨衢云在香港收买3000人左右的帮会分子，作为主力中军开向广州；郑士良在汕头等地再收买一批帮会、绿林好汉作为左、右两路军开向广州；等这三支队伍到齐之后，孙文坐镇广州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军，同时也在广州本地收买少量帮会分子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样起义军的总人数就增加到了3000人以上。
很显然，由于杨衢云的香港一路军是绝对的主力，起义时间也因此定在了10月26日，这天是农历九九重阳节。每年重阳节之前，都会有大批香港市民携家带口回广东老家扫墓，香港军3000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混入广州！
起义方案已经决定了，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初成立兴中会总会时，并没有选出领导人，现在到了起义前夕，必须要有领导人了，这个领导人也将是未来的“总统”——“总统”还是要有的，万一起义成功了呢？当然，当时其实还没有“总统”这个翻译，是根据英文“president”音译的“伯理玺天德”。10月10日，兴中会总会开始进行“伯理玺天德”的选举。
很出意外或者说不出意外，领导人的选举不仅有巨大分歧，还发生了激烈争吵。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这些“孙派”的人坚持认为只能由孙文当选，而“杨派”的谢缵泰等人认为，如果没有香港方面的钱和人，孙文有什么实力发动起义？他们坚持要杨衢云当选，双方都互不相让，情绪激动。
孙文表现了君子风度，他主动退让，杨衢云顺利当选。根据这一结果，杨衢云成为了史上第一位选举出来的华人“总统”，也是兴中会总会首任会长。孙文只能接受他的领导，但“孙派”之人仍然不服。
由于孙文没能当选，郑士良甚至扬言“要杀掉杨衢云”，而谢缵泰等人也在背后继续攻击孙文。谢缵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孙逸仙念念不忘起义，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迟早会发疯的！”
看来，“大炮”这个外号，很可能还是孙文的革命同志谢缵泰首先发明的。
这一切的内讧，都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