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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兴中会总会刚刚成立之后，孙文拜访了日本驻香港领事，告诉了他们广州起义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起义提供支持，特别是军火方面，这样起义军就可以与在北方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一举击溃大清朝廷。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起义军的实力，觉得孙文和杨衢云现在还不名一文，如果还有更有势力和声望的人支持起义就更好了。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当年的倒幕运动还要打着天皇的旗号，如果起义军方面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声望和资历的人，即使发动起义后偶然成功了，也会很快分崩离析。
面对日本人的询问，孙文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把他列为“支持者”的第一人。他就是此时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的康有为。
三年后（1898年），康有为将通过戊戌变法而声名鹊起，但此时的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改革派，因为对朝廷不满，经常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并不一定会支持起义。孙文其实连康有为的面都还没见过，两年前在广州办“东西药局”时，孙文倒是求见过康有为，康有为一听这是一个连科举都没有去考的人，就要求孙文以门生的身份求见。孙文是恰恰看不起科举的，两人没见成面。不过，这并不影响现在孙文自发地把康有为拉进“支持革命”的名单，啥也不知道的康有为就这样“被革命”了。
通过调查研究，日本人认为，孙文的“起义军”其实还是子虚乌有。既没钱，又没有人，利用甲午战争举行起义的想法虽然很好，但起义本身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日本人婉拒了孙文的请求，只是觉得孙文“奇货可居”，不想失去扶植大清朝廷反对者的机会，于是对孙文表示口头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不来点实在的。
不屈不挠的孙文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隔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拜访日本领事，日本人的态度依旧如此。
孙文失望了，他原本对寻求“国外势力”支持革命事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他确实是没钱没人，也没有军火。他原本以为，日军正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发动广州起义也有利于日军，日本没有理由不支持，所以这是双方的重大机会。没想到日本人很精，他们只看实力，看锅下菜，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利益，绝不会雪中送炭——特别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孙文又去拜访了德国驻香港领事，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没有办法，孙文和杨衢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香港的几份英文报纸上阐述兴中会总会的主张——假如将来起义成功，“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会建立一个非满族的汉人当皇帝的君主立宪国！
很显然，这和兴中会总会计划推翻皇帝、实行“总统”模式的宗旨是不相符的，但孙文和杨衢云很清楚，此时在大清势力最大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三国对美国那种不要君主的共和政体也是比较抵制的。兴中会总会发布这样的主张，就是要赢得这三个国家的好感。哪怕它们不能在起义前给予支持，在将来发动起义之后，也要使这些国家不会像当年帮助朝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兴中会总会，解决起义的后顾之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其他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力更生，钱和人都要靠自己解决。对于钱，首先只能从会员们身上想想办法。和檀香山兴中会一样，会员除了仍然需要交“底银”5元之外，还可以购买兴中会发行的“革命股票”。这些股票面值100元，但会员们认购时，只需要交10元。也就说，将来“起义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可获得10倍收益。孙文鼓动大家：以前你们拿钱向朝廷捐红顶子，钱花了，往往打水漂，有去无回，现在你们把钱捐献给起义军，将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
会员们的热情还是很高，富商会员黄咏商甚至还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一套房子，得到的钱全部上交组织。请注意，孙文在宣传鼓动时，并没有过多讲什么“革命的道理”，他只是要让人知道，共和有利可图，以“利诱”来发动大家，组成兴中会这个革命的“股份制公司”。孙文其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
钱的问题总算是部分解决了，有了钱可以购买军火，接下来就要解决起义队伍的问题。孙文和杨衢云已瞄上了一批人，一批被朝廷称为“黑社会”的人。
在大清的土地上，有三个著名的秘密社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红，是指洪门；绿，是指帮助朝廷进行漕运的漕帮，也称安清帮或者清帮；最后一个就是白莲教。除了清帮，洪门和白莲教都是反清的，受朝廷的严密监控和打击。
白莲教主要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沿岸，几年后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我们主要介绍分布更广和势力更大的洪门。
洪门，对外称天地会，最早是受郑成功的影响，以“反清复明”的宗旨出现在大清初期的福建沿海一带，老百姓们一般称他们为“红帮”。洪门的会员大多是中下层的劳苦群众，这个属于人民群众的组织是相当有特点的。
首先，洪门对会员的控制相当严格，加入洪门是要宣誓的，如有违反，不是“死在万刀之下”，就是“五雷诛灭”。最常见的下场是要在身上刺三刀，必须刺穿，所谓“三刀六洞”，并且严禁会员叛帮，投靠在其他帮派的门下——尤其不能投靠在清帮门下，否则洪门会想办法锄奸。但是对从清帮投靠过来的兄弟，洪门倒是欢迎。江湖上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
洪门虽然对会员控制严格，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是相当开放的。打个比方，只要兄弟你认可“反清复明”“均贫富”“天下为公”等宗旨，就可以在洪门这个总的旗帜下，带一帮兄弟在各地“开山立堂”，成立新的堂口，与其他兄弟单位是平级关系。不管属于哪个堂口，除了管事的，所有洪门会员都以“哥弟”相称，并且讲究“哥不大，弟不小”，大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行走江湖时，就靠暗号辨认，比如兄弟你去茶楼、酒馆消费，小二倒茶倒酒时，你五指全伸，以拇指和食指从杯口和杯底夹住茶杯，由拇指上面起，置于肩膀的任何部分接茶接酒，不用回头，小二就会知道你是帮中人。
这种组织形式十分有利于洪门的开枝散叶，这和清帮内部以“字辈”垂直相传，不是讲究“哥弟”而是讲究“师徒”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这两大帮派最后的发展也就是“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到甲午战争前后，漕运已经消退，清帮逐渐汇聚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海人常常称他们为“小瘪三”。后来混迹上海租界的著名清帮大佬有杜月笙、黄金荣等人，而洪门的发展却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正是由于华工出洋。洪门在大清国内外有不同的堂口和习惯叫法。
洪门在两湖（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沿岸各省叫作“哥老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叫作“添弟会”“小刀会”；在粤港地区取洪字三点水，叫作“三点会”，后来改称“三合会”；在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一开始也称三合会，后来为了适应当地殖民法律中不得结社的规定，把“会”改为公司，比如“义兴公司”；在檀香山和美国本土，主要有“致公堂”“安良堂”。
洪门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里的第一大秘密社团，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洪门。大清同治三年（1864年）左右，马克思在成立国际性的劳工组织——第一国际时，也曾向海外洪门发出过邀请，甚至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时，还钻研过中国的历史和华工状况。难怪与清帮有渊源的蒋介石对洪门一直十分警惕，后来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除了屠杀共产党员，还大肆清洗有洪门背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由于这些人大多处于农村和基层，他们被清洗后，国民党的大批县市党支部失去作用，基层组织基本瘫痪，这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创立了一个条件。
这是后话，不过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洪门可怕的势力。他们虽然被称作“黑社会”，不过洪门弟子在面对大清官员时，反而有心理优越感。洪门弟子一直以“义士”自居，在他们看来，大清朝廷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洪门至少还有纪律，违反了就要受到严格处罚，比如不能嫖赌、欺压良民、霸占良家妇女等等；“黑社会分子”都能够做到的这些条款，朝廷官员却是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为所欲为。大清朝廷真是到了连“黑社会”都不齿的程度。
正是因为如此，杨衢云、谢缵泰等香港的体面人士，在成立辅仁文社的同时，竟然也纷纷加入了香港三合会。另外，孙文的同学郑士良也是三合会成员，至于孙文在香港读书期间有没有接触甚至加入过三合会，成为他反清思想的一个源头，这就不得而知了。粤港两地其他大部分的三合会成员都是底层劳工，如车夫、佣工、杂工、苦力等等，“反清复明”已经离他们很遥远，加入三合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谋生中寻求一种保护，或者获得某种“尊重”，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出钱来“买”他们，三合会也能很快拉拢起一支队伍，就看出的钱的多少了。
杨衢云熟悉香港，就继续在香港筹款和“买人”。郑士良潜回广东老家，在汕头等靠海一带收买三合会成员、草寇和绿林好汉充入起义军队伍。孙文和陈少白潜回广州，加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陆皓东，三人在广州筹备成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将来统一指挥起义！
在“太平盛世”下筹备起义，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只能进行隐秘的活动，而孙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即将得到一个“郑观应式”的人物支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官商”刘学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