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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3月，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大队人马进驻长沙。
开启了湘军征战的篇章，湘军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成功拿下湖北全境，只剩最后一个钉子省城武昌没有拿下。
太平军留部分兵力困守武昌，剩余的部队，扫荡完洞庭湖，开始进入湖南。
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兵分两路，一南一北，杀奔湖南长沙而来。
北路的太平军，控扼湘江下游，抵达距离长沙城北的靖港。
南路的太平军，占领长沙南面的湘潭。
靖港距离长沙只有25公里，也就是50华里。
用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靖港差不多已经可以算是长沙的郊区了。
湘潭在长沙以南大概50公里，100华里的地方。
以现在的交通情况，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太平军南北夹攻，长沙岌岌可危。
如果还是绿营兵来镇守长沙，估计长沙也是凶多吉少。
而长沙一旦失守，后面的钉子户武昌肯定也保不住。
湖南湖北两个省最重要的省城，武汉和长沙可能就会相继沦陷。
而一旦长沙武汉沦陷，整个湖南湖北，整个长江的上游源头，都将被太平军控制。
如果这一切都顺利实现，那么从长沙到武汉，从武汉到湖口九江，从九江到芜湖，从芜湖到安庆，从安庆到南京，从南京到镇江扬州，湘江加上整条长江，都将落入太平军之手。
顺着湘江和长江，整个中国东南富庶之区，都将被太平军控制（如果说中国地图是一只鸡，那么这块地区就是鸡胸肉所在的地方，最肥的地区，对着地图看看你就明白了）。
控制了长江，也就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清廷再想翻盘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指望了。
所以长沙成为了当时交战双方的焦点，重中之重。
能否取得长沙，是太平军能否改朝换代的关键。
能否保住长沙，是湘军能否力挽狂澜的关键。
长沙一城的得失，关系整个清政府和太平天国的命运走向。
假设此时曾国藩还没有练出新军，那么绿营兵是绝无可能守得住长沙的。
从这一点说咸丰帝是非常幸运的。
就在大厦将倾之时，于无意之间下了一道命令，写了一封邮件，居然获得了一支生力军。
而这支生力军，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关键中的关键。
天不亡大清也！
正确的时间：
曾国藩出现的时机正正好好。
如果曾国藩早出现，可能不得重用泯然众人；
如果曾国藩出现的太晚，哪怕再晚出现一年半年，甚至只要再晚3个月，太平军可能已经打下长沙，控制两湖地区，从而完全控制整个长江以南地区，曾国藩只怕有通天的本事，也难挽狂澜于即倒，难救大厦于将倾。
时间点正正好好，不早不迟，不徐不疾，正好赶上饭点。
就如同大家一起吃火锅，准备了半天，菜都买好了，火烧起来了，水也滚了，羊肉也下去了，就在羊肉翻滚着飘起来的时候，曾国藩带着碗筷赶到了。
正确的地点：
曾国藩出现的地点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两湖地区。
而两湖地区的焦点，此时正是湖南省城长沙。
假设曾国藩不是在湖南练兵，而是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四川、两广、江西、河南，或者这么说吧：除了两湖地区以外的任何地区，那么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所能起到的作用，都要小的多。
所谓远水不解近渴，如果曾国藩在其他地方练兵，只怕对太平军攻击两湖也是鞭长莫及。
这里又要说一句：曾国藩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现在的成功学大师们，吹捧曾国藩，把他说成是外圣内王，似乎曾国藩一出生就必然成功。
所有说这些的人，都是耍流氓，都是满嘴跑火车，把曾国藩的成功，说成是9成的修为，加上1成的机遇。
相反，大叔则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是9成的机遇，加上1成的努力。
关于曾国藩成功学的书，你可以看，但是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就可以了，如果顶礼膜拜，遇事就把曾国藩的厚黑学搬出来找答案，实在是太过迂腐。
曾国藩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站在了风口中的风口上，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条件都算到了一起。
所有这些偶然因素都叠加到一起，才有了曾国藩的成功。
虽然曾国藩的成功和他自身的素质有很大关系，他本身具备了建功立业的本事，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客观因素，他要想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几乎不可能。
成功学喜欢误导人，往往看一个人的成功，会选择性的忽略掉这个人所处的时间点，他所处的的地方，他所干的事情。而把专注点则放在这个人的个人奋斗上：他是如何如何的努力，如何如何的自律，如何如何的上进，如何如何的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看见洛杉矶四点的阳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个人的奋斗往往又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大家没有曾国藩的天时地利，没有曾国藩的风口浪尖，但是我们可以奋斗，我们可以自律，我们可以上进，我们可以凌晨四点半起床，可以看到早上四点的阳光。
这样成功学就有了群众基础：
只要我奋斗，只要我努力，只要我自律，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抛弃天时地利人和，就算曾国藩如何自律如何努力，他也不过是一介书生，要想成为如今被人吹捧的圣人完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成功学看到的，只是曾国藩1成的修为，却刻意忽略了9成的客观条件。
时势造英雄，曾国藩只是很幸运的被时势推举出来了而已。
所以对于成功学，还是要擦亮双眼。
不是打击大家努力奋斗，但是梦想做个简单的奋斗愤青，就奢望要建功立业，梦想和现实之间落差太大，往往容易失落。
曾国藩的成功，远远不是他个人的努力奋斗能概括的。
时也，运也，命也！
闲扯这么多，看看曾国藩如何保卫长沙。
曾国藩镇守长沙，太平军南北两路包夹长沙，大战一触即发。
那么前线的战略部署就十分关键。
曾国藩召集自己的猛将兄和幕僚们，开战前军事会议。
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两个：
第一：攻和守。
第二：南和北。
曾国藩主持会议，会议的第一个议题：
对于太平军南北两面夹击，湘军是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
曾国藩让他的幕僚们头脑风暴，畅所欲言。
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的商议，理越辩越清，话越说越明，过程不表只说结果。
在是攻是守的问题上，大家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主动进攻。
这里还要介绍一个当时的客观情形，太平军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无敌，大军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取，风头一时无两。
而绿营兵则是被动防守，消极抵抗。
绿营兵不敢和太平军野战，因为野战必输。
所以绿营兵采取的策略就是：据城固守。
依托城池的防御工事，躲在城墙背后，等着太平军来攻，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
而太平军则非常主动，基本上都是运动战，先扫清外围，再围住省城。一个主攻一个主守，太平军想打哪里，向哪里进军，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打得下来就打，打不下来就走。
充分发挥自己野战和运动战的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完全在太平军手上。
比如前面我们说的南昌保卫战，即便有江忠源这样的猛将，也只能困守在城内，不敢出城应战，南昌保卫战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守住了省城。
战略上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在战术上对太平军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打击。
而武汉更是如此，太平军来了之后，马上包围城池。
第二次围城因为人手不够，打不下来，就主动撤走，去攻打安徽的泸州。
等到收拾完泸州，又积蓄力量，有了足够多的人手就再次围攻武汉（这次是太平军第三次围攻武昌）。而发现武昌短时间内打不下来，就围住武汉，然后分兵进攻长沙。
这也正是曾国藩面临的局势：湖北的武汉被人围着，而太平军已经分兵两路南北夹攻长沙。按照以往的惯例，太平军南北两路夹攻长沙，绿营兵的套路肯定是马上召集人马入城。
再把长沙的城墙好好加固一遍，把长沙城外的村庄商铺民房全部烧掉，坚壁清野。
然后自己窝在城内，准备好粮食弹药，准备好擂木炮石，一旦太平军来攻，依靠坚城，和他们死磕一把。
至于是否能够成功，则要看老天爷是否眷顾自己了。
当然最好还要准备一匹快马，为什么呢？
一旦城破，收拾收拾铺盖，骑上快马，一溜烟能逃掉。
保命才最重要！
官军都在打这样的小算盘。
所以截止到曾国藩的湘军出山之前，绿营兵完全是被动挨打的局面，等着太平军来打自己。
绿营兵最大的胜利，也就是依托城墙防守，阻止太平军攻城。
一旦守城成功，就能够加官进爵。
也就是说只要不被太平军打死，就已经是胜利了。
并且不是每个城池都能守得住，基本上只有省府的城墙才足够高足够坚固，能勉强抗衡太平军的攻击。
但是省城是有限的，太平军的军力则在不断增加。
太平军今天磨下来一个省城，明天磨下来一个省城，大清朝一共也没有多少个省城给太平军这样去磨。
只要太平军有耐心，要不了几年，估计咸丰帝也就只剩下紫禁城这一座城池了。
战场的主动权完全在太平军。
此消彼长，大清朝控制的地区在缩小，太平军控制的区域在增长。
大清公司的版图在被一点点蚕食，市场份额在一点点减少，大清公司的倒闭也只是时间问题，在湘军出山之前，大清朝的局面，苟延残喘而已。
以上是当时战守双方的态势。
而湘军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大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攻守之势，也是从长沙从湖南开始转变。
我们回到长沙当时具体的攻守战术层面上来。
首先是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当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驻扎在省城长沙，而太平军则驻守在长沙的南北两面，南边湘潭，北面靖港。
而如果选择防守，那么收缩战线，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守在长沙城内，任凭太平军在外面，攻城略地，自己做缩头乌龟。
湘军要主动出击的话，要么攻打南面的湘潭，要么攻打北面的靖港。
湘军选择出击，原因有三：
第一：困守城内过于危险，一旦城破则死路一条。
并不是说曾国藩怕死，他是不能死。
如果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一旦覆灭，大清朝也就完了。
曾国藩现在的实力和太平军还没有办法比。
虽然湘军的DNA很大，但是从曾国藩1853年9月从长沙跑到衡阳开辟新的根据地，到多方筹钱，最终搞到了钱，从1854年1月份才开始创立湘军水陆两军。
再到现在的1854年3月份誓师出发，开到省城长沙，曾国藩的湘军满打满算成立也就3个月不到的时间。
这一点湘军和后来的黄埔军校很像：
黄埔军校刚成立没多久就开始北伐，黄浦一期的学生，训练时间也就几个月。
曾国藩也一样：刚成立3个月，就要开赴前线。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其实风口出现了，并不一定要准备多充分。
机会来了看准了你就干吧，晚了你只能当配角了。
虽然湘军的建制相当的超前和有战斗力，但是毕竟才成立3个月，如果此时困守在长沙城内，一旦兵败则所有的心血都付诸东流。
湘军DNA强大，此时还只是一只小狮子，一只出生才三个月的小狮子，还没有长成狮王。
而此时的太平军则像是群狼，一群成年的狼。
太平军的DNA不如湘军强大，无法长到狮子那么大的体量，但至少在此时，成年的群狼战斗力还是远胜小狮子的。
弱小就必须要有机动性，给自己转圜的余地，要为自己争取生长的空间和时间。
而驻守城内则有被扼杀在摇篮中的风险。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太平军，如果太平军的攻击足够强，那可能湘军在还没有长成狮王之前，就被群狼开肠破肚，变成一顿美餐。
所以曾国藩必须要选择主动，选择主动就要放弃防守，坚决摒弃株守长沙。
第二：如果选择防守，守得住长沙，守不住湖南全境。
当时的湖南和湖北不同。
湖北已经全境沦陷，只剩下武昌一座孤城，没办法只能株守，因为武昌是最后一根钉子，这个钉子再被太平军拔掉，则宣告湖北全境沦陷。
而湖南则不同，湖南的太平军和湘军还是对峙的局面，太平军并没有席卷整个湖南。
如果采取守势，守住省城长沙一座孤城，任由太平军在城外祸害整个湖南，那么湖南必然风烟四起。
所以即便守长沙成功，同时也将失去整个湖南的控制权。
没有了湖南的控制权，失去了根据地，湘军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困守长沙不是上策：
就算侥幸守城成功，也是以牺牲整个湖南的控制权为代价的。
如果失败，则城破身死，不光是长沙，不光是湖南，整个大清朝也就嘎屁关门倒闭了。
所以单纯防守，成败与否，对于曾国藩而言都将是大败局，失去了战略转圜的余地。
第三：株守长沙，那么长沙就会变成武汉第二，整个湖南也将变成湖北第二。
湘军一旦困守长沙则限制了自己长大的可能，只能越打越少。
而城外的太平军，一旦攻陷湖北最后一个堡垒武汉，那么必然会将湖北的兵力顺江而上，调到湖南。
同时湖南其他地方的太平军也必然像蚂蚁一样，先扫荡外围，再聚集到长沙省城外，将长沙城团团围住。
这就是湖北武汉战事的重演，湖北的沦陷教训就在眼前，曾国藩不可能看不到。
自己兵少并且弱小，弱小就要选择游击和运动，困守一城，放弃机动性，就离死期不远了。
这在后来我党我军的反围剿战斗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前面的几次反围剿，我党我军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灵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是因为不懂得机动，和敌人硬钢，结果失败。
后来还有中共中央放弃陕北的延安“首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充分机动，发挥运动战的威力，打游击战，是弱小势力对抗强大势力的不二法门。
让自己动起来，在机动中寻求机会，这是极其正确的战略决策。
所以在是攻是守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曾国藩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决策。
从这一点上说曾国藩是一个出色的大帅，出色的领袖，曾国藩和他的墓府幕僚们是一个优秀的决策层。
如果当时曾国藩和官军的思路一样选择困守长沙，估计他的结果，也只能和江忠源差不多----兵败身死，也就没有后来曾国藩飞黄腾达了，也不会以大圣人的姿态被今天的世人所追捧，他的历史记载可能也就是：某年月日，长沙城破，团练大臣曾国藩殉节，以死报国，追赠XX头衔。
既然已经决定了要进攻，那么具体该如何进攻，是向北进攻还是向南进攻，是攻打南边的湘潭，还是攻打北面的靖港，这成为了第二个需要决策的点。
大家权衡利弊之后，最后决定攻打南面的湘潭，这个决定也是非常正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曾国藩的老窝，练兵发家的地方是衡阳而不是长沙。
衡阳在长沙以南，而太平军据守的湘潭，则正好如一把尖刀一样插在衡阳和长沙之间，把长沙和湘军的根据地衡阳割裂开来。
如果能够打下湘潭，那么就保住了根据地，解除了后顾之忧。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也做出了预案：
即便是进攻湘潭失败，最终导致长沙失守，那么曾国藩还可以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退回衡阳，退回自己的老根据地，整兵再战。
也就是说攻下湘潭，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湘军老家的安全。
只要有根据地在，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依托根据地跟太平军玩消耗都没问题。
毕竟湘军的DNA很强大，只要有时间有空间有湖南这个后方基地的哺育，等待湘军成长，那么湘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要知道湘军还是个三个月的小狮子，此刻他需要的不是立刻去战场上冲杀，他需要的是成长。
而向北进攻靖港，则战略意义不大。
靖港的规模比较小，只能算是太平军的一个据点。
越过靖港再往北，差不多就到了湖北的地界，那是太平军的老窝。
以现在湘军的实力，想要反攻湖北，明显力有不逮。
所以即便是把靖港攻下，那么长沙其实依然是一座孤城，依然无法改变太平军南北夹攻长沙的局面。
这次湘军高层的头脑风暴非常成功：
第一：确定了进攻+机动的路线。
第二：确定了向南攻击湘潭，解除后顾之忧，稳扎稳打的办法。
并且还做了相关预案，即便是进攻失败，也可以为湘军争取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两军交兵，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战略的作用就尤为明显。
战争不是两个帮派火并，两群古惑仔对砍，战争的胜利，需要战略层面的正确+战术层面的执行。
此时在战场上还稍显稚嫩的生瓜蛋子曾国藩，能否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战术执行呢？
答案是：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