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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拿着皇上的圣旨来上任的，当时皇上给他的任务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办团练，
一个是剿匪搞治安工作。
曾国藩来了省城之后，也不客气，马上就拉开架势开干。
首先他设立了“审案局”，是为了搞治安工作。
其次他开始训练新军，这是他“团练”的工作。
这两个工作都师出有名，曾国藩拿出皇帝的邮件：
这些都是皇帝大老爷让我干的，我遵旨而行，当仁不让。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审案的：
曾国藩到长沙省城的时候，正是湖南各地天地会起义红火的时候，四处点火八方冒烟。
当时的湖南省：“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畅言谋乱，毫无忌惮。”
太平军过境之后，人心思反，穷苦老百姓都做起了改朝换代的美梦，纷纷造反。
就是几个小偷小摸要饭花子，都敢打着太平军的大旗，要造咸丰帝的反。
这让人不得不想起鲁迅先生写的，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乡村阿Q。
阿Q老兄还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事，就被人忽悠“同去同去”，结果“于是同去”，当然阿Q后来被当做造反派杀了头这是后话。
随便一个乡村“树先生”阿Q，在战乱年代都敢造反。
不得不说，时局动乱，造反的门槛就是这么低。
我们现在太平年月，强调依法治国，强调程序正确，这样能减少屈打成招，减少冤假错案，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但是看着当时的情形，哪还有人讲法制，乱世用重典，曾国藩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曾国藩也不拘泥于形式，也顾不得所谓的程序正确。
他的手法很简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这是重典。
另外也简化了审案程序：“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这是速效。
不用取证，只要是他曾大人觉得你有罪，就干你。
简简单单就一个字：“杀”！
重的打死，轻的打半死，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直接。
太平年月，大家可以讲道理说程序论法律，到了动乱年代这些陈腐的东西统统不管用了。
等你过完堂取完证定完罪，黄花菜都凉了。
曾国藩的这些做法，如果放到现在，估计能被人喷死。
毕竟我们现在是太平年月，讲究的是疑罪从无，讲究的是举证质证，讲究的是证据链条完整互洽。
但是当时已经天下大乱，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所以曾国藩看似简单粗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杀坏人，就是保护良民，也算是为民除害。
曾国藩的效率奇高。
本来一宗案子，上告、过堂、取证、定罪，程序走完就要大半年。
曾国藩把所有程序简化了，当堂定罪！
当庭审案，立马判决，即刻执行。
该杀的杀，该打的打，该放的放，简单明了。
曾国藩效率奇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干死了200多号人。
心狠手黑，酷吏本色。
曾国藩这样做，招致很多非议。
一者量刑太重，
二者不注重程序，
短短几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完全不符合自己身上的“读书人”的标签。
当时很多“读书人”都劝曾国藩：风头不可太劲，杀人太多，有损阴德。
其实所谓的“阴德”就是一个借口。
诅咒骂人，这是国人的特色。
实际上对于自己做的事是否“有损阴德”，很多人是漠不关心的。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要不然哪有那么多丧心病狂的罪犯贪腐人员？
只有在触动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大家才会拿出“有损阴德”这样的话，来指责别人。
之所以说曾国藩“有损阴德”，最主要的是曾国藩的行为触动了另外一帮人的利益：文官。
当时省城是有布政使和各级官吏的，这些人平时的收入可都是要从案子里面来。
这个不难理解：所谓“大头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凡是来报案打官司的，不管是原告被告，总归要到衙门里走动走动，上下打点一番。
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现在也是这样。
这些“打点”就带来了大量的灰色收入。
而当时的官吏，咸丰帝开的工资很低，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所以就工资来说，官员的收入极其有限，穷的砸锅卖铁。
官吏要改善生活，就必须得捞点偏门，靠的就是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打点”费用。
而曾国藩审案，基本不过夜，效率很高。
不管是什么案件，“闻信既提来”，马上审理马上判决！
早上来报案，上午就开庭，到了中午可能已经把犯人拉到菜市口了，到了下午尸体都凉了。
案子不过夜，当场就判了。
原告自然乐滋滋的就回家了，根本不用走动，也不需要打点。
被告本来是要来走动的，奈何已经躺在菜市口人头落地了，身体都凉了，此时要是走动起来，那就成诈尸了。
被告想走动也走动不起来啊。
所以曾国藩审案，无论是原告和被告，都不用花钱。
原本属于官吏的案子，原本是官吏的摇钱树的原告被告，就这样全被曾国藩抢去了：
一天时间，人也杀了，案也结了。
谁还要来衙门走动打点，没有了打点，哪里来的灰色收入？
于是省城里的文官同僚们首先不干了：
老曾你不厚道，你这样做自己是爽了，你也说了不要钱，你不要钱没人管你，可是我们要钱啊，你不能砸了我们的饭碗啊。
我们一家老小是要生活的啊。
面对这样的非议，曾国藩二话不说，拿出咸丰帝给他的上谕，丢在这些发牢骚的人脸上：
“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帝是支持曾国藩的，并且明确表示：不光要杀，还要赶尽杀绝。
当时的咸丰帝，眼看天下大乱了，自己的江山都不保了，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乱世酷吏帮他诛杀叛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曾国藩的做法正对他的胃口，所以对曾国藩大加赞许。
杀人，也是奉了上谕的，皇帝老爷让我杀的，你管得了？
有了皇帝的金字招牌，所有的文官都闭嘴了：
不要忘了，曾国藩是有专折奏事的权利的，而此时曾国藩又是咸丰帝眼前的红人。
一旦惹恼了曾国藩，一道奏折上去，参你一本，乌纱帽没了，人头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所以在暗地里，曾国藩获得了一个雅号：曾剃头！
他不是剃头，他是砍头，“增剃头”应该叫“真砍头”更加妥帖。
文官就这样被曾国藩镇住了。
想要搞事，也是需要实力的。
而一旦你拥有了超强实力的时候，搞事的人也就只能避开你了。
文官曾国藩能搞定，武官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曾国藩来省城的目的主要是练兵，而此时的省城是有正规军绿营兵的。
绿营兵最大的领导是省军区司令鲍起豹。
曾国藩的新军和鲍起豹的绿营兵，不可避免一定会有冲突，我们来看看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曾国藩来省城之后，励志改革，虽然他不是绿营兵的军事长官，但是他有咸丰帝的金字招牌：
我是来办团练的。
团练是民兵，按理说也不会碍着绿营兵什么事。
你练你的民兵，我混我的日子，你干民营企业，我混国有企业，你干活，我睡觉，井水不犯河水，也能相安无事。
但是曾国藩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曾国藩的本职工作是团练，只能练民兵，不能练正规军。
怎么办呢，曾国藩想出了办法：我要求会操！
曾国藩也真是多事：
我不是没权利去练你正规军绿营兵吗，那我就把我团练的民兵和绿营兵一起拉出来，以会操的名义一起出操。
这样两队人马一起出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曾国藩通过会操的名义，来练绿营兵。
以前绿营兵也有会操，也有阅兵式，但是一年来不了两次。
所谓的阅兵式，大家应付差事打打马虎眼就过去了。
但是曾国藩要来真的，他把会操的时间定为“逢三逢八”！
不要以为只有3号和8号两天哦，完全不是！
你看看日历，只要是看到3和8，绿营兵就必须出来，和民兵一起操练。
这就不得了了：3号，8号，13号，18号，23号，28号，运气好还给你来个31号，也就是说，一个月就要操练6次！
平均5天一次。
这样的训练强度，在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但是在当时则完全不可行。
我们在前面“绿营兵，你的名字叫弱鸡”一节里，已经解释了当时绿营兵的苦衷：
每个月到手的钱，一两银子都不到。
而绿营兵的武器枪械衣服战马帐篷锅碗瓢盆都是需要自己采购的。
要训练就会有消耗：战马要吃，枪支弹药打完了要补充。
这些钱都要士兵自己出，穷的叮当响的绿营兵哪里消耗得起。
本来绿营兵当兵的都是兼职，领着一份国家补贴，再在外面干个正经职业比如卖布啦杀猪屠狗啦跑跑运输啦之类的。
平时也不需要到军营里来上班的，就算是有上级来检查，找个人顶替一下点个卯就完了。
现在曾国藩这么一搞，五天一操练，大家的正经工作都没法做了：
我是个杀猪的，你每几天就要我缺席一天，影响我挣钱啊；
我是个跑运输的，五天你就让我回来一次，我运输还怎么跑？
曾国藩这些不识时务的行为，动了武官绿营兵的利益。绿营兵官兵这些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怎能善罢甘休？
之前文官不敢动曾国藩是因为有咸丰帝罩着，并且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此时曾国藩的手下，还是有千把号人的，所以文官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武官绿营兵就不一样了：
你有千把号人，我们还有万把号人呢。
你们手里拿的是枪，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
你是朝廷二品大员，我们老大鲍起豹还是一品提督呢。
绿营兵准备给曾国藩一个下马威。
就是要干你。
此时的湖南提督鲍起豹当然也对曾国藩不待见：
好你个曾国藩，你还真不见外啊。到了这里之后居然把我手下的人拉出去单练，真没把自己当外人，俨然把省城当成自己的行辕了。我是正规军的军区司令，你一个民兵营长，带着千把号人，居然敢跟我分庭抗礼，居然敢动我的队伍抢我的风头？
一定要干你！
于是绿营兵从上到下，从鲍起豹到大头兵，都准备要干曾国藩。
曾国藩刚刚应对完文官的攻击，通过咸丰帝把文官修理的卑服的。
现在武官来了，曾国藩如法炮制。
针对绿营兵的积习，曾国藩率先下手为强，给湖南的武官来了个下马威：
弹劾副将清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