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把“理性混沌”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加以讨论，可我们并不希望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即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完全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智力当然并不低下，而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在中国，教育并不普及，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有可能犯了律师所说的“事前从犯”的罪行。它导致了典型的理性混沌，可能会是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犯下罪行。
正如今天不少人已经知道的那样，汉语的名词是没有词形变化的，它们既完全没有“数”，也完全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在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为每一种词类（或者说是非词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中国语言不能用来交流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说中国语言很难或不能把人类的各种思想都表达清楚（尽管有时候的确如此），而只是认为，有这样一种结构的语言，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人昏昏欲睡一样，容易招致“智力含混”。
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常见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弄清楚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很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好像全都是谓语，这些谓语以一种复杂方式组合在一起，整个就像是穆罕默德的天棺，悬在半空之中，莫名其妙，不着边际。说话人卡在那里，省却主语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他是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决不会想到，听众根本无法根据直觉去理解他所说的这一大堆内容。主语，这个传达信息的主要部分，究竟是什么。显然，他们已经被培养成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多数中国人讲的话，自己能补上所缺少的主语或谓语，就能领悟其核心的意思了。常常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整句话中最重要的词丢失了，也找不到任何能引申出这个词的头绪。
在日常的对话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说话人的方式，说话人的声调，以及谈话的环境都发生改变了。话题的主语悄悄发生改变时，说话人往往没有在态度、音调以及相关的细节上予以暗示，因此，你会突然发现，他已经不是像刚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往往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技艺的表演。对中国人来说这没有任何可以诧异的：没有预先的提示，而突然莫名其妙地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在看窗上的小虫，与此同时，还不断转移视线，能够看到同一视线上远处山冈上的牛群一样。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也没有说明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这些都是事实，并无助于把一个人的理性梳理得清晰，他们的思绪经常处于含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若能有兴趣并希望能追得上一连串稍纵即逝的想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提出一系列问答式的询问，就像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用斧子在无路的森林中砍出“记号”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后，还可以接着问，“你说的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每问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带着一种困惑、或许是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你，似乎在怀疑你的五官感觉是不是分崩离析了。但是，沿着这样的线索坚持不断地追问下去，就会找到那个引导人们从无望迷宫里走出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对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任何一个想法都会令他惊讶，因为他对任何一个想法都肯定没有心理准备。他之所以搞不懂，因为他也从不想着去搞懂。他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来启动一下思维能力，因为他还完全处于惯常的状态中。中国人的头脑就像一门旧滑膛炮，炮身已锈迹斑斑，架在一个不堪重负的腐朽炮架上。在瞄准一个目标之前，需要先调整方向好半天，而最后肯定还是打不响。因此，当你向一个人问他一个简单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十分茫然地盯着问话人，并反问道：“您是在问我吗？”你回答：“是的，是问你。”这时，他振作起精神，又问：“是问我多大岁数吗？”“是，是问多大岁数。”他再一次调整他的注意点，问道：“是问我多大岁数了吗？”“是的。”你说道，“是问你多大岁数了。”“五十八岁了啊。”他回答说，这回，他的脑袋才运转正常，炮口对准了目标。
一个老妇人的侧面像
理性混沌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的原因。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们做馒头时为什么不在里面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就是都不在馒头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冰，为什么不在冬天储存一些起来呢？”“是的，我们这个城市不在冬天储存冰块。”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万事之因的人是快乐的。”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图找到万事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理性混沌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普通人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再原原本本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做法。要么因为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要么是信息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C完全不知所云了。要想让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三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而不有所增减，这是非常困难的。这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像折断了一般。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随时随地会碰到这样一些奇特的例证。你会针对一些人的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是的。”你所得到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作为附属物。既有表示疑问的“几个”，又有表示肯定的“好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
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字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但是，这单音节词的“ta”无所不能，更经常被看做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中国人描述一场斗殴，就像英国法庭上的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道：“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你质问一个玩忽职守的仆人：“叫你，为什么不来？”他坦率地回答道：“不为什么。”这种理性混沌的状态，会导致各种往往令人感到无所适从的举动，使得讲究条理的外国人总要为此而恼怒。厨师例行其事，用完了他手头的某些作料，做下一顿饭时，就把他通常必要放的东西省略掉了。你问他这是怎么搞的？他坦率地回答，“作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弄一些呢？”“我没再要一些。”这就是他的最好解释。你要付一笔钱给某人结账，于是，就很费劲地打开了保险箱，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在那里侃侃而谈“老半天”，海阔天空的什么都能聊，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提及：“除了这笔账，我还有一笔账在你这里。”“那刚才我开保险箱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样的话，我岂不是可以一次统统付清。”“噢，我只是觉得那笔账与这笔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再比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已经随意地耗费掉了医生的大量时间，然后走出了诊室。门还没有关上，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候诊室。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过了，他则爽快而简要地说：“除了刚才看的那个病，我还有其他的病要看呢！”
在我们看来最愚蠢的例证，就是普通中国人习惯于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也许是因为当时太忙，或者是因为治病要花钱。他们往往认为，忍受一阵阵的间歇性发热的反复攻击和折磨，要比花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更便宜。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事例，许多病人仅仅因为想省一点钱，使得一些完全可以治好的病恶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他们原本是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的。
有一个人住在离外国人的医院不足半英里路远的地方。他外出时染上了眼病，但回家后，竟然在痛苦中拖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在这段时间内，他每天都希望疼痛能够停止，但事与愿违，最终，他的一只眼睛因角膜发炎而完全地失明了。
还有一位病人，他因脖子上的深度溃疡而每天都要来接受治疗。当治疗到十八天时，他说他的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才发现，他的腿上有一处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的溃疡！等到他的脖子治好了之后，他才想起来说他的腿！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众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会使我们想起查尔斯·里德
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人类不是缺乏理智，但是他们的理智有缺点——他们头脑都混沌不清！”
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能够获得这样的能力，即在理解和实践的意义上掌握一个客体。西方各国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假设，某些布道者可以确切地证实，即使他们的经书上存在着天花病毒，他们的布道也不会染上。而在中国人当中，居然也能看到这类声誉不佳的独特现象。中国的狗追捕狼的时候会显得很仁慈，一般它们自己不会去追捕狼。当看到一只狗在狼的后面，若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与此相类似，中国人在谈论某一话题时，总是离话题越来越远，就像这种躲躲闪闪的追捕。他往往嗅到了该话题的气息，时而像是要作彻底的探讨，但最后还是退却了，显得非常疲倦，在说话的过程中还是始终没有接近这个话题。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富贵者与贫穷者、受高度教育者与愚昧无知者，都比邻地生活在一起。成千上万贫困而又愚昧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理性混沌。他们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是黑暗中的一块。有不少这样的人连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除了他们终日所处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们身上，甚至连任何人都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心似乎已经灭迹了。即使他们知道，离他们家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住进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也从来不打听一下他从何处来，他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们只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斗争，此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是否像今天有些人流行的观点所说的那样，人身上有三个灵魂，还是只有一个，还是一个都没有。他们认为，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中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相信来世的生活，相信来世时，坏人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淳朴地相信，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至于灵魂——如果有的话——会飘向天空。
在西方，所有那些造就了“实利者”的力量，同样也造就了他们，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也就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见过或听过，当然也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连串事实，而且绝大多数是不称心的事实。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尔给他一无所知的偶像施舍一些意想不到的敬奉，或者对他不知道是谁的对象施舍一点食物，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性。但是，这种本能是否能获得这种方式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周围人的风俗习惯。
在中国人看来，人的肉体只是独自地生长发育，而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无关。要把这些人从愚昧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输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创始人所讲述的崇高真理的全部含义：“人是有精神的，上帝的感召，就在于赋于人们理解这种精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