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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引以自豪的思维习惯是喜欢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然，出于社交礼节和外交的需要，我们在一定场合下并不能完全按照这一习惯行事。然而，尽管要在不同场合修正自己的表达，直来直去的天性实质上仍支配着我们。然而，经过与亚洲各民族不太长的接触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根本不一致——事实上，这两者是分别处于相反的两极。
在这里，我们并不看重所有的亚洲各国语言中都包含着非常繁复的敬语的累赘。在这一方面，某些国家的语言明显要比中文更加复杂麻烦。我们也并不在意强调各种委婉的说法，不善于使用别的称呼，不知道一些本可以简单表达出来却不能简单地说出来的话。比如，中文中关于一个人的死亡会有很多种说法，却没有一种说法会直接提及这个不恭而残忍的“死”字。不论死者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底层的劳工，都必须使用各种委婉的说法，只不过在这两种不同的境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字眼。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并非是那些稳定性的语言，除非就其通用的说法来看。当每个人都乐意使用那些具有“匹克威克
含义”的词汇，当每个人都能理解他人这样表达出的含义，这个问题结果也就不再是一个可靠性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方法问题。
用不着跟中国人交往太深，一个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无法理解他的真实意图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即使这个外国人精通中文口语——他或许能听得懂每一句话，甚至还能写下他所听到的那句话中每一个汉字。即便如此，他依然有可能无法准确地掌握说话者的所思所想。究其原因，这当然是因为说话者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所思所想。但是，他终究还是说出了一些或多或少与之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让人理解，或者是大致地理解其意。
对于任何一个想和中国人友好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掌握中文之外，掌握一种强大的推理能力也非常重要。可是，无论他具有多么强的推理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他还是会不知所云，因为他的推理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实际的需要。
为了说明这个在中国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情况，请允许我暂举我的仆人中经常出现的事件为例子。对于我来说，这些仆人是整个中国人最早出现的代表，其重要意义或许并非那么低。一天早晨，家里的“书童”像平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你眼前，说他的一位“姨娘”生病了，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探望她。在这里，你并不能凭借这样的请求就断定他没有什么姨娘，或者那位姨娘并没有得什么病，他也并没有打算去看她的念头。而应该心平气和地想到，这位书童其实是与厨师产生了一些冲突，只不过后者势力很大，暗中在不择手段排挤他。书童对之也心有所感，为了躲避自己对头的打压，便找了托词辞职离开。
一个人帮了你一个忙，你又不能马上付钱给他，他就会彬彬有礼却十分坚决地谢绝你该付给他的钱，他会说，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收取任何酬劳，这是有违“纲常”的，你这是小瞧了他，你如果执意让他收下，就是驳了他的“面子”。这番说辞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对你的回赠抱有厚望，可惜，你的出手太小气，令他大失所望，就像奥利弗·退斯特那样，他“想要得更多”。当然，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这或许是暗示你，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你有能力给予他更有利可图的东西，如果现在收下了，以后就不方便再开口了。因此，他更愿意让你欠着他的情，直到他提出更大的要求来。
既然中国人在谈及自身利益时都是如此的谨慎，那么处于怕得罪人的普遍心理，在可能带来麻烦的情况下，他们在谈论别人利益时就会更加小心。中国人虽然喜欢聚在一起闲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们都能够凭借直觉判断出来，在这种场合，什么样的事情不能随便乱说，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很多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偶然获知的事情守口如瓶。有过很多的例子，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会不动声色地给我们若干的“指点”。在得到了指点之后，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不过，除非中国人能够清楚怎样做才对他们有利、怎样做才会不冒太大的风险，否则，他们会继续保持沉默寡言的本能。我们中国朋友一直会保持着他们深不可测的沉默。
最为有趣的是中国人下决心把不好的消息传给他人时的举止，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出一个暗示。即使是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时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可以公开直截了当地说了，但传消息的人还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拐弯抹角、不着边际的方式说一件不能说，万万不该说的事。他会心神不安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窃窃耳语，含糊地暗示那个他没有点明的人。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作为手势，不明不白地暗示那个人就是他家的老三。他先含含糊糊地说了一番，暗示事态的严重性，可正当说到关键之处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不进一步说出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就像是在说：“现在，你明白了，不是吗？”
在这个全过程中，可怜且不开窍的外国人除了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只知道没有什么值得去弄明白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你的这位通信人（似乎这么称呼并不恰当）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一无所知，他把你扔到半道上，会明确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中国人所要求的“好方式”是某种程度过高的欺骗，这无疑会让我们惊讶并感到毫无必要。我们曾听说，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意外地遇到两位朋友在窃窃私语。这两位朋友是特地赶来向老奶奶报告她那在外的孙子不幸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们正在小声地商量应当怎么转告。可是，当遇到老奶奶后，他们却只是反复说明他们正在闲聊。尽管后来不到半个小时，消息就已经传开了。
我们还听说，一位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劝他快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戏，他便从这个劝告中得出正确的推断，他的母亲去世了！事实果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受托将一个中国人的一封家书转交给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当他出门在外之时，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左邻右舍见他家没人看管，就拿走了他家的每一样东西，而这些东西本该留给他这个孤独一身的人的。然而，这封信的信封上却用大字写着不太符合实情的话：“平安家信！”
中国人善绕弯子，还时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地方偏偏不用数字。这样一来，一部分为五卷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分别标上第几卷，而是标以“仁”、“义”、“礼”、“智”、“信”为名。因为这是“五德”所固定确立的顺序。四十多卷本的《康熙字典》，各册往往不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用数字来区分，而是分别用“十二支”来编排。在科举考场上，每个学生的隔间是分别按照《千字文》中没有重复的字目次序进行标识的。
这方面的另一个事例，就是家里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拐弯抹角的称呼。这种妇女实际上是没有名字的，而仅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两字姓氏来称呼。平时，她也许会被叫着“某某他娘”。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对你说，“小二黑他妈”病了，也许你从来没听说过他家有一个“小二黑”，但他认为你肯定知道。但是，如果没孩子，那问题就更复杂了。也许，这位妇女被称为“小二黑他婶”，或者其他拐来拐去的称呼。已婚多年的妇女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是“外头的”，意思为丈夫是忙家务事之外的事。结婚不久还没孩子的年轻媳妇在说到自己丈夫时常常由于没有合适的词就不知说什么为好了。有时候，她会称她的丈夫为“先生”。有一次，这样的妇女被逼得没办法，干脆用丈夫干活的地方来称呼他——“油坊里的那位是这么说的！”
传统打扮端庄的女子
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赶往战场的途中，经过一片沼泽地时，向那里的青蛙深深地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们明白，这些小动物的勇敢是值得赞美的。普通的西方人当然知道，这位将军对其部下的要求，就像是他们得有“强大的推断力”。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需要比之更强大的推断力。
中国春节的来临，是一年一度偿清债务的时候。一位熟人前来见笔者，他做着某种手势，似乎包含着什么深奥的意思。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指了指对方，最后指了指自己，一句话也没说。最终，我们惭愧地说自己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结果还是没法获得他的原谅，他以为通过自己的手势，能够很容易地让我们知晓，他希望借些钱用用，而且希望我们保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贪吃）、喝（酗酒）、嫖、赌”指的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抽鸦片。有时，人们张开五指，说，“他五毒俱全”，就是指某人沾染了这五种不良的恶习。
中国人的油滑还表现在，由于他们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可以采取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法去给予别人侮辱。比如，折叠信纸的某种方式就可以表现出一种故意的蔑视。在写到某个人名字时，故意不把他的名字摆在其他字之上的单独一行，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首字母。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辱，就像是迎来送往过程中不知道接客待客的程序一样。规矩如此之多，众多礼节中缺乏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表示一种隐含的侮辱。这些，中国人当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怜且无知的外国人却因此无数次地成为牺牲品，还以为是受到了至高的特殊礼遇！
中国人因生气而互相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体地使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细琢磨，就像一粒糖衣里所包裹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才能吃出里面的味道。比如，“tung—hsi”这个词语，字面上的意思是“东西”，指的是东西两个方向，但它也代表是一样物品，而称某人是“一个东西”，就是骂人，“不是东西”，也是骂人。同样，即使拐弯抹角地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也就是骂他是“一个东西”！
每个人都会大为吃惊的是，即使是最没知识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各种似乎合理的借口。除了外国人之外，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借口，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其实，过于想把问题弄清楚的外国人，根本没有人去追究他们，谁也不会把这些借口当真，或者说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不过是人家为了保住“面子”而采取的一些恰当的策略而已。一个具有过多批评精神的外国人，常期待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求真能力，无论天上、水中还是地下，对真理的持久追求已经成为固定的习惯。而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在陷入困境时，也会有信心构筑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以保证他不丢脸。他可以躲进他的无知当中，以保证他可以逃脱。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就像是上帝的宽恕一样，掩盖了各种各样的罪恶。
从每日发行的北京《邸报》上，很容易为我们的话题找到一些好例证。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像《邸报》那样，能清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尽管也有欠缺。然而，在报上，古语所谓的“指鹿为马”也已经变得更加高级，运用也更加广泛。这是一面棱镜，这个半透明的棱镜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真实本质，其效用超过了其他窗口的综合。
中国人在谈到任何一件事情之时，都似乎喜欢绕圈子，而不愿谈及真正的理由。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那么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如果这个说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那么，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场的生活中去找。在中国的官场，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发展到极点。中国的“官方报纸”的“头条新闻”，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遭受各种痛苦的情况，他们大声诉苦，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恩准他们告老还乡，这里头究竟有哪些个含意呢？如果他的迫切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时，这又意味着什么？那些像煞有介事的冗长奏折作为事实材料被披露出来，其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当一位被指控为有罪的高官被确定为无罪，就像每份奏折所宣称的，只是犯了一些还够不上惩罚的小过失时，这就意味着，起诉的人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或者是被指控的官员是否的确做过那种事？谁能说得清呢？
我们坚定地相信，通过细读北京《邸报》并同时研读过报上每份文献的人，都能比较正确地领悟其中真正的含意，并由此获得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超过阅读有关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著作。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外来的夷蛮人还得主要依靠各种暗示在理解中国。如果打交道的对方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还得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弄清他话中的意思。即使如此，我们还会漏掉他很多话。对此，便是我们倍感担忧的原因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