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要开发一种先进的教育学体系，就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旧式教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要求学校与教师同步改变教育观点。对教师而言，教师的角色将转变成一名观察者，使他熟悉我们的实验方法，要想达到这种目的，他需要在学校内进行大量的实验和观察。我们所倡导的科学教育学就是使学生有足够的自由空间，让孩子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说这种新的科学教育学是对个体的研究，那么观察的对象就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孩子。

实验科学有很多门类，每一门分支学科都是作用于它自身应用的结果。例如采用隔离研究细菌，细菌学由此产生，而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之所以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归功于研究者把人类学应用到罪犯、精神病患者、临床病人和学者等不同群体的人身上。因此，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实验心理学要求对实验所用的技术十分严格，必须通过反复实验，才能取得正确的结果。每一个实验得出的结论，都要进行详细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要做到公正、科学、严谨，不得有任何偏见。比如，大脑与智力密切相关，倘若我们要对某个人的大脑进行观察，无论他聪明还是迟钝，都不能带有任何偏见。

如果想让实验心理学服务于社会，那么就要放弃以前的信念。换句话说，实验心理学忌讳教条思想，而许多人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上，极有可能存在教条思想，从而导致我们在研究上出现偏差，不能准确研究出儿童心理的种种动机。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弊端，在研究儿童心理变化时，使研究对象完全处于自由状态。如果我们还想从儿童的自然行为中得出某些科学的结论，建立科学的适合儿童成长的儿童教育学，那么我们仍要放弃教条思想。

要想科学地构建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就需要每一名研究者通过实验得来数据，战胜各种偏见和落后的思想。

可是，我们要面临很多的问题，例如怎样建立一种与众不同的实验教育学方法。科学教育学的分支很多，例如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但这些学科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是对个体的特殊研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喜的是，目前的研究工作中有部分与实验教育学使用的方法有关，它是我在“儿童之家”两年的工作经验所得到的成绩。对于儿童教育学而言，我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我相信这些尝试性的研究，有可能会成为启发人们持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动力。

事实上，在我们所倡导的教育体系中，经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早已得到充分的证明。尽管截至目前，儿童教育体系并不完善，我们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也需要改进，它现在还不能应用到对孩子们的管理中。

当然，我说这项研究来自过去的两年工作经验，这句话或许不太确切。实际上，“儿童之家”使用的这种教育体系，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它是从畸形儿童教育学演变而来的。

15年前我是一名助理医生，就职于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由于我经常去精神病院挑选研究对象，使我对智障儿童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那些智障儿童没有专门的居所，他们都住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当我完成正常的医院工作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智障儿童的研究上。就这样，我与智障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此期间，我阅读了爱德华·塞贡针对智障儿童所设计的特殊教育方法，并且掌握了他的整套教育思想。爱德华·塞贡的“教育疗法”针对耳聋、中风、白痴、佝偻等精神性疾病疗效显著，当时爱德华·塞贡的这种教育思想在外科医生中广泛流传。人们普遍认为，把教育学和医学结合起来，对治疗疾病有很大的好处。可以说，这种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医疗科学的进步。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体系做指导，体育锻炼治疗疾病的方法流行起来。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智障儿童的智力低下主要是缺乏正确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医学问题。后来，在研究怎么治疗和教育智障儿童的医学大会上，许多人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他们不认同体育锻炼能帮助智障儿童恢复智力。1898年，教育学大会在意大利的都灵举行，会上我作了题为“精神教育”的演讲，表达我对智障儿童治疗的观点，会后我的观点在外科医生和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盖都·巴克西里在未成为我的导师前，是位伟大的教育部长。他曾拜访过我，他让我给罗马大学的教师们讲一堂有关智障儿童教育的课。从那以后，我又在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授过有关智障儿童的教育课。

在那所学校里，我天天给儿童讲课。他们在小学里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头脑愚钝的差等生。后来，通过慈善机构，成立了一所医学教育学院，我们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儿童外，还接纳罗马所有疯人院里的智障儿童。

在同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为罗马的教师们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用来观察和教育那些发育不完全的智障儿童。我不但培训教师，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研究出一种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我在伦敦和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教育的工作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一位小学教师，直接给孩子们上课。那时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从上午8点到晚上7点都需要上课，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那两年的教育实践，我获得了第一个教育学方面的学位。在我刚刚接触到有缺陷儿童方面的工作时，我就充满了信心，坚信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教育智障儿童方面会有显著的效果。我相信，与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我的教育原理更合理，更适用于缺陷儿童。我使用这种方法，使智障儿童的智力得到显著提高。我对这方面的情感投入相当深厚，它已深入我的内心，当我离开那里，寻找更为有效的治疗智障儿童的方法时，那段不同寻常的教育经历几乎控制了我的思想。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把相同的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也会产生奇特的效果。

从那以后，我开始研究矫正教育学，并且希望能够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及其原理的研究。为此，我走进一所大学的哲学系，成为一名学生。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想法能否实现，但是我被一种伟大的信念所鼓舞。为了实现这种信念，我毅然放弃了其他待遇好的工作。

智障儿童教育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伊塔的工作，那位外科医生是耳疾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位尝试对人的听觉进行教育的人。他曾经在佩雷拉与巴黎的聋哑人机构中进行实验，他成功地让有耳疾的人完全恢复听力。后来他又用8年时间去照管一位智障男孩。他的方法在治疗人的听觉能力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还把那些方法扩展到治疗人体所有的感知官能上。

伊塔的教育学著作也非常有价值，它详细描述了伊塔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成果，凡是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承认，这些教育经验和教育成果是人们在实验心理学方面进行的最早尝试。不过，正是爱德华·塞贡建立了真正的智障儿童教育体系。爱德华·塞贡最初是一位教师，后来改行成为外科医生。他把伊塔的教育经验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对疯人院里智障儿童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并把这种经验应用到巴黎的鲁·皮加勒的一所小学里。1846年，爱德华·塞贡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名为《智障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的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这种方法。后来，塞贡移民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创立了很多用于教育智障儿童的教育机构。在总结了自己20年的工作经验后，也就是1866年，他在纽约再版了《智障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并加入了许多新的研究内容，来阐述他的教育方法与教育理论。第二版的标题与第一版迥然不同，为《智障及其生理学方法治疗》。可以这么说，第二版是第一版的升级版。在第二版中，塞贡详细解释了他的研究成果，并把这种教育方法称为生理学方法。在这本书的标题中，他没有再提到只是用于“智障教育”的方法，主要陈述的是用心理学方法来治疗智障。

当我还在精神病诊所当医生助手的时候，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爱德华·塞贡著作的法文版。20年后它的英文版才在美国纽约出版。尽管这本书以英文形式出版，但它在英国的销售并不理想，这让我想到，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塞贡的教育体系。事实上，尽管所有涉及智障儿童的机构在它们的出版物中都不断引用塞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论，但是，它们所讲述的却与塞贡的教育体系差别非常大。

我发现，应用在智障儿童身上的教育方法，基本上或多或少与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教育方法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德国，尽管在智障儿童学校的教育博物馆里摆放着各种特殊的教学仪器，但实际上这些仪器很少拿出来使用。

我曾经在比色特待过一段时间，了解到那里的老师手中尽管拿着塞贡编写的法文课本，但他们并没有按照课本上的教育方法去授课，只是使用了他的教学仪器。他们的教学纯粹而机械，每位教师仅仅执行相应的规章条例。不仅是德国，我去的其他地方，包括伦敦和巴黎，我所期待的那种全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经验根本没有付诸实施。

对欧洲的教育方法研究后，我开始在罗马进行长达两年的智障儿童教育工作。在这两年中，我采用塞贡书中的方法进行教学，并在伊塔的实验中得到很多启发。

在吸取塞贡和伊塔教育经验后，我的视野得到开阔，并且在他们的实践基础上，我制作了大量的教学仪器，可以说在任何机构都没有见过如此完整的教学仪器，它们能够帮助教师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

对智障儿童的教育，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方法，那些放弃智障儿童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行为我可以理解。通常情况下，人们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教师与被教育者的地位相同，这就在情感上打击了智障儿童教育工作者，也就是说，智障教育工作者与智障儿童在同一个地位上，所以就有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寻找其他的职业或到其他学校从事正常教育。我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从事智障儿童的教育工作者，比普通的教师更伟大、更神圣、更应该值得尊重。那些放弃智障儿童教育的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唤醒那些儿童的心灵，没有鼓励他们使用教学仪器。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塞贡有着相同的看法。我在对塞贡工作进行彻底的研究以后，真正认识到他所使用的第一台仪器是心灵教学仪器。实际上，他在出版的那本法文书的结尾部分曾经介绍过他的研究工作。他在书中说，教师在工作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按照固有的旧式教育方式对智障儿童进行教育，那将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书中，塞贡还对培训智障儿童的老师有着殷切的期待，他要求老师们和善、声音悦耳，时常观察智障儿童的每一个行为细节，尽最大可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他说，智障儿童教育者必须使自己的声音和举止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用这种吸引力唤醒智障儿童脆弱而疲惫的灵魂，引领他们树立信心和面对生活的勇气。

与智障儿童的心灵保持一致，是智障儿童的教育宗旨。我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真正理解了爱德华·塞贡教学实验的精彩。这些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实验，是真正有效的教育工具。通过这些实验，我得到了惊人的成果，同时我也感悟到，鼓励、舒适、情爱、尊重等都是来自人的心灵世界，我们给予它们越多的自由，我们就会得到越多的生命活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激励，那些智障儿童对任何最完美的外部刺激都会视而不见。

理解了那些教育的精髓后，我开始进行新的实验。我在这里不想作过多的介绍，但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正在尝试一种教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全新的教学方法，这是儿童教育内容的一部分，而这种方法在伊塔和塞贡的著作中，都不太完善。

我成功地提高了许多智障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带他们到公共学校与正常儿童一同参加考试。他们的成绩非常理想，都成功地通过了考试。

看到这些成果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对我来说再平常不过了。那些来自精神病院的智障孩子之所以可以和正常的儿童同场竞技，原因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方式与众不同。在他们的心灵发展过程中，他们得到了特殊的帮助和关爱，而正常儿童的心灵发展往往受到忽视，并在不经意中受到了阻碍与抑制。我常常这样设想，如果把这种对智障儿童教育的特殊教育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那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且很伟大的事情。那么，我的朋友们所谈论的“奇迹”就不会再出现了，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奇迹”也就变得再平常不过了。一旦正常儿童通过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得到全面的发展，那正常儿童与智障儿童之间的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他们之间出现的鸿沟，在一定时间内不可能弥补。当然，智障儿童教育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我们去努力研究和开发，智障儿童与正常儿童之间的智力差距将会一点点地弥补过来。

当人们还在用羡慕的眼光称赞我在智障儿童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我却开始进行新的研究，我的研究项目是什么原因导致普通学校里的那些健康儿童的智力还停留在一种很低的状态中。

关于智障儿童的社会适应性与正常人的差距，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于是许多人说：“对于智障儿童的教育，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智障儿童得到更好的改善！”

我对塞贡的教育方法深信不疑，在我对智障儿童进行教育的实际工作中，用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仍然继续研究伊塔和塞贡的著作，并把伊塔和塞贡的著作翻译成意大利语，整个过程我都亲手进行抄写。

我选择亲手抄写的原因是有时间斟酌每个字的含义，使我能真正领悟作者的精神。当收到1866年出版的塞贡英文版著作的副本时，我刚刚完成他那本600多页厚的法文版著作。在这本书中，有关新型教学实验方面的内容不多，但有一部分描述经验哲学方面的内容。塞贡对正常儿童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他认为对个体研究要建立在生理学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生理和心理的种种现象，然后再制订相对应的教育方法。塞贡相信，这种方法的前途很光明，一定会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指出一条路。

在我看来，塞贡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就好像旷野中呐喊的先驱者，呼唤人们改变教育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发孩子们的智力。

这个时期，我在哲学系主要学习实验心理学。意大利的大学基本分布在都灵、罗马和那不勒斯三个地方，而实验心理学也是最近设立的学科。我在学习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到附近小学里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以这种方式来研究正常儿童教育中所应用的组织方法。我的这项工作，让罗马大学添加了教育人类学方面的课程。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教育智障儿童的方法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机构来进行实验。1906年年底，我刚刚回到米兰，在米兰举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上，作为委员我给科学教育学和实验心理学领域的人颁奖。这时，一个机遇降临了，艾多阿多·塔拉莫邀请我组建儿童学校。艾多阿多·塔拉莫是罗马优质建筑物协会的局长，优质建筑物协会很有名气，他们在罗马拥有400多栋公寓。

有关组建儿童学校，我们做了大量沟通，觉得这是一项很有前途的事业，它一方面解决了儿童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给我提供了研究场所。于是，我答应了艾多阿多·塔拉莫的邀请，经过规划、筹备到建设，1907年1月，第一所学校在圣洛伦佐区的一座大型公寓住宅里建立起来，我们还给这所学校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儿童之家。

1907年1月6日，第一所“儿童之家”正式成立。肯迪达·奴西特里负责这所学校的全面工作，我则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和监督。

同年4月7日，第二所“儿童之家”也在圣洛伦佐区挂牌成立。1908年10月18日，我们的“儿童之家”在米兰市的工人居住区落地生根，慈善家协会的工厂负责给我们制作教学仪器。11月4日，我们的“儿童之家”走进罗马。随着“儿童之家”的影响不断扩大，瑞士马上行动起来，1909年1月，该国开始对国内的儿童收容所和孤儿庇护所进行改造，他们放弃了福禄贝尔教育体系，转而使用我们在“儿童之家”的教育方法和教学仪器。

“儿童之家”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办学方式很独特，这种独特指的是在住宅区建立学校，这说明具有社会重要性；另一方面，独特的教育方法具有教育的重要性。

今天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我首先要感谢塔拉莫先生，他让我把智障儿童的教育方法充分应用到正常儿童的教育上。这里，我所说的正常儿童有年龄界限，通常为3～7岁。

其实，正常儿童与智障儿童的智力在婴儿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生命体征基本相似，很难分辨出智力是否出现问题。

对于婴儿而言，他们为什么走不稳路，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肌肉运动还不能自我协调，还无法自我完成一些动作，例如脱衣服、拿东西等日常生活举动。他们的感觉器官同样如此，例如眼睛也没有发育完全，缺乏适应性及调节能力。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工具之一，人们利用它表达内心想法，增进友谊，实现愿望。可以说，语言在人类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作用。语言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人类本身的发展与变化。那些年幼的婴儿存在着语言的缺陷，是生理发育的基本特性。所以说，注意力不集中、身体站不稳等，是正常婴儿和智障婴儿所共有的特性。普雷耶对儿童心理做过大量的研究，他认为，由疾病引起的语言缺陷和正常儿童发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缺陷是相同的。

由于智障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婴儿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开发智障儿童智力的教育方法同样适用于正常幼儿。通过大量的观察，我发现儿童暂时性的缺陷变成永久性缺陷，主要原因是监护人对儿童的发育没有引起足够重视。3～6岁是孩子发育的重要阶段，一旦出现反常现象，监护人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儿童就会出现永久性缺陷，例如语言缺陷、视力缺陷、走路缺陷等。

而我把智障儿童教育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在“儿童之家”得到了证明，证明它是正确的、科学的。我的教育方式不是一种形式的应用，它是塞贡教育法的升华，凡是看过塞贡著作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不过，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这两年的教育实验为正常儿童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它代表了伊塔和塞贡毕生的事业。

塞贡从他老师伊塔那里继承了这项事业，对于我个人而言，塞贡的第二本书出版30年后，我才开始利用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服务于“儿童之家”里的孩子们。在这10年中，我把他们的教育方法在“儿童之家”里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在吸收他们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事业进行传承和创新。

从伊塔、塞贡到我，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整整50年。在这50年里，我们理论联系实践，为儿童教育摸索出一套成功而宝贵的经验。

这种经验在“儿童之家”里得到验证，值得我们单独撰写一本书来详细记录。事实上，“儿童之家”通过理想化的教育方式，解决了很多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为学校现代化改革提供了一部分依据。 TJzuNmm7PNlhvVDMFWP3GOLq8H+twETFylzHXFrlyEKKW22k9E+aFUwS9sk/Pj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