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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我想给各位介绍一个七十岁左右、又高又胖的人，长得和克雷洛夫
有几分相像，低垂的眉毛下是一双明亮又聪慧的眼睛；他气度威严，讲话时语调不急不缓，走路时步调从容——他就是奥夫谢尼科夫。他身穿一件宽大的蓝色长袖上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脖子上围着一条淡紫色的绸围巾，脚上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流苏长筒靴，大体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他有一双漂亮的手，柔软又白净，说话时习惯用手拨弄着上衣的纽扣。奥夫谢尼科夫身上散发出来的威严和淡定、机灵和懒散，以及正直和顽强，常常使我想起彼得大帝时代之前的贵族……倘若让他穿起古代的无领长袍，一定毫无违和感。这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人物之一。邻居们都十分尊敬他，并以和他交往为荣。与他同辈的独院地主们同样对他无比崇拜，从远处看到他都会脱帽致敬，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骄傲。一般来说，我们这里现如今依然很难把独院地主和庄稼人做明确的区分：他们的产业几乎比庄稼人还差，牛犊小得可怜，马也只能勉勉强强地活着，马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谢尼科夫在独院地主中算是一个例外，虽然也谈不上多富有。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座整洁舒适的小屋里，用的仆人不多，他给仆人穿俄国服装，称他们为雇工。这些仆人们也帮他种地。他从不冒充贵族，也不装成地主，丝毫没有所谓的“得意忘形”；人们第一遍邀他入席时，他绝不就座；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会起身，那亲切而不失威严、庄重的态度，总会使得客人们不由自主地把腰弯得更低。奥夫谢尼科夫坚守古风，并不是出于迷信（他的心灵自由自在），而是出于习惯。比如，他不喜欢坐有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认为那样并不舒服；他喜欢坐赛跑马车和带着皮垫子的、漂亮的小马车，而且还要亲自驾着那匹枣红色的良马（他养的马全都是枣红色的）。马车夫是个脸色红润的年轻小伙子，他的头发是圆弧形的，穿着淡青色外套，头戴低低的羊皮帽，腰上系着皮带，恭恭敬敬地坐在他的旁边。奥夫谢尼科夫午饭后常常会休息一会儿，每个星期六会去澡堂，读的书全是宗教一类的（读书时都要煞有介事地戴上那副圆形银框眼镜），每天早起早睡。不过，他常刮胡子，头发也剪成德国式的。他对待客人亲切诚恳，但并不向他们深深地鞠躬，也不会忙里忙外，以及把任何干果和腌制物拿出来待客。“太太！”他慢吞吞地说，并不起身，只是略微把头转向她，“拿点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吧！”他认为售卖粮食是一种罪恶，因为粮食是上帝的恩赐。在1840年，遭遇饥荒和物价飞涨的时候，他把自己储存的全部粮食都分发给了附近的地主和庄稼人；等到第二年，那些人都心怀感恩地送来其他实物作为补偿。邻居们还经常跑到奥夫谢尼科夫这儿来请他评理，让他做中间人，差不多都会听从他的裁判和劝告。多亏了他，许多人才划清了庄稼的地界……但是，在他和女地主打过几次交道之后，他就发出声明：拒不参与女性之间的任何调停。他最不喜欢仓促和慌张，以及参与女人们之间的钩心斗角和“无谓纷扰”。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家里失了火，一名雇工慌慌张张地跑到他的房里，大喊道：“着火了！着火了！”“哎，你喊什么？”奥夫谢尼科夫淡定地说，“把我的帽子和手杖拿过来……”他喜欢自己亲自驯马。一次，一匹比丘格烈性马载着他飞奔下山，冲进峡谷。“喂，好了，好了，你这年轻的小马，这样你会摔死的啊！”奥夫谢尼科夫对它和蔼地说，眨眼之间，他就连同赛跑马车、坐在车后的小厮以及那匹马一起跌进了峡谷中。幸运的是谷底堆着沙子，除了那匹马的一条腿脱了臼，其他人都没有受伤。“唉，你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仍旧语调和蔼地说，“我跟你说过了嘛！”他的妻子与他很般配，他的妻子名叫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是一位身材高挑、庄重而沉默的女子，天天裹着一块咖啡色绸头巾。她外表看起来冷峻，但是没有人抱怨她无情，反而有不少穷人称呼她为“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容貌、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直到现在仍能说明她年轻时绝对是一个出了名的美人儿。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肯定知道，我是在拉基洛夫家和他认识的，过了几天，我又去他家拜访他。刚好他在家。他正坐在皮质的大沙发上读着《圣徒言行录》，一只灰猫在他肩上打鼾。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又庄重地招待我。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
“路卡·彼得罗维奇，请您跟我说实话，”我问道，“以前，在你们那个时代，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有些地方的确相对好一些，我想对您说，”奥夫谢尼科夫回答，“那时我们的生活相对更加安定，也更富裕一些，的确如此……不过，到底还是现在更好一些；等到了您孩子的年代，一定会更好的。”
“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向我赞美旧时代呢！”
“不，我觉得旧时代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夸耀的地方。喏，举个例子，您现在是地主，和您已故的祖父一样的地主，可是您这一辈就没有过去那样的权势了！当然，我知道您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仍受别的地主的压迫，不过，这是难免的。或许，总有一天我们会熬出头，过上好日子。是的，我年轻时经历过的那些事儿，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您指的是什么事呢？”
“比如，那就说说关于您祖父的事情吧。您的祖父可是个厉害的主儿，他时常欺负我们这帮人。您或许知道——自己家的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契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块地？……你们现在在这块地上种着燕麦……这块地原来是我们的——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是您的祖父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他骑着马过来，用手比画着说：‘这是我的领地了！’——于是，这块地就归他所有了。我的父亲是一个正直之人，也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他受不了这口气——谁又能心甘情愿地失去自己的家产呢？——就向法院告了状。只有他一个人告了，其他人都因为害怕而不敢吱声。后来，有人还向您的祖父告密，说彼得·奥夫谢尼科夫告了您的状，说您霸占了他的土地……您祖父立马派他的猎手巴乌什带着一帮人来到我家……他们抓走了我的父亲，并把他带到你们的领地上。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光着脚跟在他后面跑去。您猜怎样？……他们把我的父亲带到你们家的窗下，用棍子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前看。我父亲喊道：‘太太，玛利亚·瓦里西耶夫娜，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几句好话吧！’可是她却丝毫不理睬，只是欠了欠身子，好看得更清楚些。他们就是这样逼迫我的父亲交出那块土地，并且还迫使他感谢让他活命这份恩德。就这样，那块地就归你们所有了。您有机会可以去问问那些庄稼人，那块地叫什么。那块地叫棍子地，因为是用棍子夺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小人物对旧时代并没有太多的留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奥夫谢尼科夫，也不敢正眼看他的脸。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叫斯捷潘·尼克拖波里昂内奇·科莫夫的乡邻，他总是想尽办法折磨人，可把我的父亲折腾坏了。这人是个酒鬼，喜欢请客，等他喝醉了酒，用法语说一声‘这很好’，然后抿一抿嘴唇，就开始闹哄起来。他派人去请所有的邻居，让他们都到他家来。他的马车都已备好，停在门口等你；如果你不去，他就会亲自闯进来……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一旦喝醉，就开始说胡话，他在彼得堡喷泉街上有三座房子：一座是红色的，有一个烟囱；一座是黄色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座是蓝色的，没有烟囱。还说，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结婚）：一个在步兵队，一个在骑兵队，另一个在家待着……又说，每座房子里都住着他的儿子，大儿子家里常来的是海军将领，二儿子家里常来的是将军，三儿子家里来访的都是英国人！说着，他就站起来，说：‘为我的大儿子干杯，他是最孝顺我的！’说完，就哭了起来。谁要是不举杯，那就糟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或者，干脆跳起来，喊道：‘跳舞吧，大伙儿！让自己开心开心，也让我放松放松。’结果是你只能跳舞，即使再累也不能停下来。他把自家农奴的姑娘们折腾得要死，经常让她们通宵达旦地合唱，直到天亮；谁的嗓门高，就奖赏谁。但是，如果姑娘们唱累了，他就用双手托住头，伤心地说：‘唉，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家都不理睬我，多可怜啊！’于是，马夫们赶忙去给姑娘们加油。我父亲也被他盯上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差点儿没把我父亲折腾死，幸而是他先死——喝醉酒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过去我还有这样的乡邻！”
“时代不一样了！”我说。
“是啊，是啊。”奥夫谢尼科夫表示赞同我的说法，“所以说，在旧时代，贵族们过着奢侈的生活，更不必说那些达官显贵了。那些人是在莫斯科见多了，听说现在那里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您去过莫斯科？”
“是的，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去莫斯科那年我才十六岁。”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都见过些什么人？”
“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各式各样的；他们生活阔绰，真叫人羡慕又惊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已故的阿列克谢·格利高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契斯敏斯基伯爵。我经常见到阿列克谢·格利高里耶维奇，那时我的叔叔在他家当管家。伯爵家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泼洛夫街上，那可是一等一的大贵人！那样的风采，那样雍容大度，简直无法想象，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进行描述。单是那身材，那威严，以及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就非同一般！在你不认识他，也没接触过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害怕；可是你一旦接近他，就好像太阳光一样令你感到温暖，使你身心愉悦。无论什么人他都亲自接见，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热情。比赛时他总是亲自驾车；不管和谁比赛，他从来不马上超过别人，不得罪人，也不使人泄气，只是到最后才冲到最前面；而且还态度和蔼，一边安慰对方，一边称赞他的马。他喂养了最上等的筋斗鸽。有时他来到院子里，坐到安乐椅上，吩咐人把鸽子放出来；房顶的四周都站着拿枪的仆人，以防备老鹰。伯爵的脚边放着一个盛有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许多的穷人和乞丐都是靠他生活……他得散多少钱财啊！他发起怒来，就像打雷一样吓人，样子非常可怕，不过你也不必太害怕，过一会儿，他就笑了。他一举办宴会，整个莫斯科的人都会醉倒！……他又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土耳其人曾经也被他打败过。他还喜欢角力：那些大力士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全国各地来到他家。谁被他摔倒了，他会奖赏谁；可是如果有谁把他摔倒了，他更是厚礼赏赐，还吻他的嘴……还有，就在我待在莫斯科期间，伯爵发起了一场俄罗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猎犬比赛：他邀请全国各地的狩猎者来他家里，规定了日期，并给了三个月的期限。狩猎者蜂拥而至，带来了许多的猎狗和猎手——啊，声势浩荡，真像一支军队！先是大摆筵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四面八方的人都跑过来围观，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样？……您祖父的狗竟然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不是米洛维特卡？”我问。
“是啊，是米洛维特卡，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恳求您的祖父，说：‘把狗卖给我吧，价钱您随便出。’‘不，伯爵，我不是商人，’您的祖父回答，‘没用的破布也不卖，不过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即便出让妻子，也绝不会出让米洛维特卡。’阿列克谢·格利高里耶维奇称赞他，说：‘说得好！’最后您的祖父就用马车把狗带回家了；在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您祖父让人奏着音乐把它埋在了花园里，而且上面还立着一块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谢·格利高里耶维奇是不欺负任何人的。”我说。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那个巴乌什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道。
“怎么，难道您知道米洛维特卡，却不了解巴乌什吗？……他是您祖父的猎师头儿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对他的喜欢不亚于对米洛维特卡。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您祖父无论让他干什么，他都马上去办，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他喊起猎狗来，森林里就会响起一阵呼啸声。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就跳下马，躺在地上……猎狗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完了。它们不再去追逐新鲜爪印，即使猎物在它们面前也不去追赶了。嘿，您的祖父就发火了！‘不绞死这家伙，我就不活了！我要把这坏家伙的皮剥下来！把他千刀万剐！’可是，结果总是叫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喊猎狗去捕猎。这个时候，巴乌什总是要喝酒，喝完酒以后就站起来，又铆足了劲儿大声呼喊猎狗了。”
“看来，您也喜欢打猎吧，路卡·彼得罗维奇？”
“喜欢倒是喜欢……是的，不过不是现在，我的好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是在年轻时代……不过您要知道，因为身份不同，喜欢也不会有好结果。我们这种人不能跟在贵族身后游荡，的确，我们这帮人中也有的爱喝酒，无所事事，常常陪伴在那些老爷身边……可那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不过是自讨没趣罢了。给你一匹蹩脚的、磕磕巴巴的马，动不动就把你头上的帽子揪下来，扔到地上；或者像打马一样，拿着鞭子轻轻地抽你；你还得装着笑脸迎人，去讨别人的欢心。不，我告诉您：身份越是低微，为人处世越要严谨，不然，只能自取其辱。”
“是的，”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自我出生，在世间行走多年，时光如流水一般逝去，现在世道已经变了。尤其在贵族之间，我看到有很大的变化。领地少的，或者去当了差，或者离开了原来住的地方；领地多的，更是今非昔比了。这些大地主我见得多了，尤其是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想告诉您：我看着他们，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们现在随和多了，对人也很有礼貌。只是有一点我总是搞不明白：他们大都博览群书，说话头头是道，令人心服口服，可是对实际问题却一头雾水，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都糊里糊涂，任由他们的管家随意捉弄。您大概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他可是地道的贵族：风度翩翩，家境富足，受过高等教育，似乎还出过国，说话条理清晰，态度谦卑，见了我们这些人都会握手。您认识他吗？……那么，您就听我讲讲。上个星期，我们受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邀请，到别廖左夫村去聚会。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对我们说：‘各位先生，是时候划分地界了；我们这个地区已经落后于其他地区了，这是可耻的。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于是，我们就着手划分地界。照例经过商讨和争论，我们的代理人发起脾气来。第一个吵起来的是波尔菲里·奥夫钦尼科夫……这个人有什么可吵的？……他自己连一寸地也没有，而是受他哥哥的委托来帮忙办理的。他嚷着：‘不行！你们别想欺骗我！不，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拿地图来！把土地测量员给我叫过来，叫这个坏蛋过来！’‘您到底想怎样？’‘哼！见鬼了！你们以为我会马上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吗？……休想，把地图拿过来，就这样！’只见他用手在地图上直敲。他又大大侮辱了玛尔法·德米特列夫娜。她大声说：‘你怎么敢败坏我的名声？’他说：‘哼，你的名声连我的栗色母马都不要。’大家让他喝了些马德拉酒，终于把他给劝下来。好不容易使他安静下来了，别的人又开始吵吵嚷嚷。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咬着手杖的头，坐在角落里，一个劲儿地摇头。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难受得很，真想跑出去。他会怎么想我们呢？一看，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站了起来，一副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连忙说：‘诸位先生，诸位先生，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先生有话要讲。’不能不给贵族一些面子，于是大家立刻安静下来。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大概已经忘记了我们聚在一起的初衷，又说，虽然划分地界对地主有利，是必须执行的，但其实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减轻庄稼人的负担，方便他们耕种，像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土地在哪儿，常常要跑到五俄里外的地方去耕作，而且也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又说，归根结底，好好想想的话，就会明白，地主的利益和庄稼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为了芝麻大的事儿而发生争吵，是不明智的，也是一种罪过……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得多么好啊！每一句话都能说进人的心里……贵族们一个个都低下了头，我差点儿没流下眼泪。说实话，古书里也没有这样的话……可结果又怎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苔藓沼泽地既不肯出让，也不肯卖掉。他说：‘我要叫人把这块沼泽地里的水排干，在这上面建一个改良的制呢厂，我已经选定这块地了，并且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也还好，可实际情况是因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罗廖夫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他的管家一百卢布的钞票罢了。随后我们就散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到现在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常常谈起制呢厂的事儿，可是并不找人去排干水。”
“他是怎么管理自己的产业的？”
“一直在尝试新的方法。庄稼人都不喜欢——不过不用管他们。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做法是好的。”
“您这是怎么了，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啊，是另一回事儿。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不了什么……而我又没有其他生财之道。我只求做得合乎法理，那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式的一套制度，我觉得挺好的……现在得动动脑筋了。不过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太不踏实了。对待庄稼人像对待木偶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玩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庄稼人又会落入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管家之手。最好有一个年轻的管家站出来做个榜样，让人看看：就应该这样经营……那该多好啊！到最后会是怎样的呢？……难道在我死之前，也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儿？老的一套制度结束了，新的一套还未产生。”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奥夫谢尼科夫。他回头望望，坐得离我更近了些，低声继续说道：“您听说过关于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沃诺夫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听过。”
“您倒说说看，这是什么怪事儿！我真搞不明白。这是那些庄稼人给我讲的，我实在不懂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您知道，他是一位年轻人，不久以前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于是，他就来到自己世袭的领地上。那些庄稼人都过来围观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见了他们。庄稼人看到他都觉得非常奇怪，老爷穿着棉绒裤子，像个车夫；脚上穿着镶有边的靴子；内穿红色的衬衣，上衣也像是马车夫的样子；蓄着大胡子，头戴一顶怪怪的帽子；长相也是怪怪的——似醉非醉的，精神看上去不太正常。他说：‘你们好，小伙子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庄稼人向他鞠躬，因为有些胆怯，他们不敢说话。瓦西里·尼古拉伊奇看起来也挺胆怯，他对庄稼人说：‘我是俄国人，你们也是俄国人，我喜欢俄国的一切……我的灵魂是俄国的，身上流淌着俄国的血……’他突然发出命令：‘来，孩子们，大家一起唱一曲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两腿直打战，完全愣住了。有一个胆大的人唱了起来，不过立刻又蹲下，躲到别人身后去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这儿也有一些地主，平日里干什么事情都肆无忌惮，是名副其实的混混，真的，穿得像马夫一样，又跳舞又弹琴，还跟仆人一起唱歌、喝酒，和庄稼人一起大吃大喝；可是这个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位闺房姑娘，总是读书、写字，要不然就唱赞美歌，不跟陌生人说话，怕见生人；喜欢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一副苦闷、忧愁的样子。原来的管家在最初的日子里非常害怕，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要来之前，他跑遍庄稼人家里，向他们一一鞠躬——显然他是心里有鬼。庄稼人都觉得有了希望，心想：‘哼，老兄，这下好了，可以好好收拾一下你，坏事做多了终将有报应，你这吝啬鬼！……’你猜结果如何——我该怎样跟您说呢？即便是上帝估计也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过来，还没开口对他说话，自己的脸倒先红了，而且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你要秉公办事，不能欺负任何人，听到了吗？’从此以后，再也没叫他来到跟前。他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像个陌生人。于是，那个管家就放心了，但庄稼人都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因为他们害怕。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这位老爷见到他们会鞠躬，对他们说话和颜悦色，他们反而吓得要命。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儿啊，先生，您倒说说看……难道是我老糊涂了——真心搞不明白。”
我对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刘波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
“有什么病！年纪轻轻的，长得那么胖，脸也肉嘟嘟的……不过，天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奥夫谢尼科夫深深叹了一口气。
“不谈贵族了。”我说，“路卡·彼得罗维奇，关于独院地主您能跟我讲些什么吗？”
“不，还是不谈为好。”他急忙说，“实在……也可以给您讲些听听……不过，还是算了吧！（奥夫谢尼科夫说着挥了挥手）咱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庄稼人，确实等于庄稼人；但老实说，我们还能怎样呢？”
他不说话了。端上茶来。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站起来，坐到更靠近我们的地方。这天晚上，她几次悄无声息地走出去，又悄无声息地走回来。房间里十分安静。奥夫谢尼科夫庄重地、慢悠悠地喝着茶，一杯又一杯。
“米佳今天过来了。”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小声说。
奥夫谢尼科夫眉头紧锁。
“他来干什么？”
“来赔不是。”
奥夫谢尼科夫摇了摇头。
“唉，您说说看，”他把脸转向我，继续说，“对这些亲戚我能怎么办呢？又不能拒绝他们……这不，上帝竟然也赏了我一个侄子。这孩子聪明又伶俐，这倒没话可说；学识也不错，不过我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他当过差，后来辞了职，原因是得不到升迁的机会……难道他是贵族吗？即便是贵族，也不可能马上就当上将军。现在他在家无所事事……这倒也没什么，没想到他竟当了讼棍！替庄稼人写状子、打呈报，给乡警们出点子，揭发土地丈量员，整日里在酒店里进进出出，结交一帮市侩和酒店里打扫卫生的人。这不是很危险吗？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已经多次警告他了。多亏他会插科打诨，逗得他们发笑，可没过多久就又会给他们找麻烦……唉，够了，他是不是还待在你那间小屋子啊？”他转身对妻子说：“我了解你，你总是心慈手软，袒护着他。”
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
“嗯，就是这样，”奥夫谢尼科夫说，“你呀，总是宠着他！好，叫他进来吧——就这样吧，看在贵客的面子上，我暂且饶恕这个蠢东西……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一头卷发。他走进屋子，一看到我，就在门口停了下来。他穿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但单从他肩上那大得不自然的褶皱就可以判定这衣服是俄国裁缝缝制的——而且不是普通的裁缝，是地地道道的俄国裁缝。
“喂，过来吧，过来吧，”老头子说，“有什么难为情的？你要谢谢你婶子，她给你求了情……来，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是我的亲侄子，但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我们两人相互鞠了躬。）你说，你在那边闯了什么祸？人家为什么要告你，你说。”
显然米佳不愿意在我面前表白和辩解。
“以后再说吧，叔叔。”他喃喃地说。
“不，不能以后，就现在说。”老头子接着说，“你呀，我知道，你是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难为情，这样也好，那就痛改前非吧。说吧，说吧……我们来听听。”
“我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米佳摇晃了一下脑袋，精神勃勃地说，“叔叔，请您自己看看吧。列舍季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我这里说：‘老弟，帮帮忙。’我问：‘怎么一回事儿？’‘是这样：我们的粮仓办得很好，可以说，好得不能再好；忽然一个官员来到我们这里，说是奉命来检查粮仓的。他检查完后说：“你们的粮仓管理得实在太糟糕了，我必须报告上级。”我们就问：“哪些地方有问题？”他说：“我心里有数……”于是我们就凑在一起，出了一个主意：拿出一笔钱给这个官员，把他打发走就好。可是普罗霍雷奇老人却不赞同，他说：“这么做只会助长这帮人的贪心罢了。这有什么呢，难道就没有能替我们主持公道的地方吗？”……我们就听了老人的话。那个当官的气急败坏，提出控诉，打了报告。现在就要求我们出庭。’我问：‘你们的粮仓确实管理得好好的吗？’‘对上帝发誓，确实没问题，储存粮食的数量都是合法的……’‘那你们就不必害怕。’我说。于是，我就替他写了一张状子……现在还不知道输赢的结果……至于有人为了这件事来告我，说我的坏话——很明显，不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更贴身。”
“不论什么人都如此，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的，”老头小声说，“那，你和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一起整天在搞些什么名堂？”
“您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了。”
“这件事儿我也没做错——您还是想想看。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的邻居别斯潘金种了他们四俄亩地。他说：‘这地是我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付着代役租，可他们的地主却跑到国外去了——您想想看，有谁会为他们说话呢？毫无疑问，那块地本来就是他们承租的。于是，他们找到我说，帮我们写一张状子吧。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吓唬说：‘我要把米佳这家伙大卸八块，要不然就把他的头从肩膀上卸下来……’等着瞧吧，看他们怎么来卸，我的脑袋到现在不还完好无损吗！”
“哼，别说大话！你的脑袋迟早有一天保不住。”老头说，“你简直疯掉了！”
“怎么，叔叔，您不是对我说过……”
“我知道，知道你想说什么话。”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说道，“的确，为人处世要正直，要乐于助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奋不顾身……可是你难道一直照着做了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到酒店里去吗？他们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赛伊奇先生，请帮帮忙，我们一定会酬谢您的。’于是偷偷塞给你一个银卢布或一张五卢布的钞票，不是吗？啊？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
“这的确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回答，“不过，我从不拿穷人的钱，也不违背良心。”
“你现在不拿，等以后你生活困难了，可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唉，你呀。好像你庇护的都是些好人！……可是你忘记了鲍尔卡·别列霍多夫了吧？……是谁为他四处奔走？是谁包庇了他？啊？”
“别列霍多夫的确是自作自受……”
“挪用公款……这可不是件小事！”
“可是叔叔您想想看，他又穷，又要养活一大家人……”
“穷，穷……他就是一个酒鬼，一个自大狂——就是这样！”
“他是因为太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
“因为痛苦！哼，你既然如此热心，为什么不直接帮助他，而不是跟这个酒鬼一起上酒店。他说话花言巧语，那又有什么可稀罕的！”
“这个人是最好不过的……”
“在你眼里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喏，就在那儿，你知道的……”
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点点头。
“你这几天都在哪儿？”老头子又问。
“在城里。”
“一定是在那里打台球，喝茶聊天，弹弹吉他，跑跑衙门，躲在后房里写状子，跟商人的子弟们厮混，是这样吗？你说！”
“差不多是这样。”米佳笑着说，“哎呀，差点忘了，安东·巴尔费内奇·冯济科夫请您星期天去他家做客。”
“我不去那个大肚子家。给你吃价值一百卢布的鱼，放的奶油却是腐臭的。不用理睬他！”
“我还碰见了菲多西娅·米哈伊洛夫娜呢。”
“哪一个菲多西娅？”
“就是买了米库里诺村产业的加尔宾钦科地主家里的那个。菲多西娅是米库里诺村人。她在莫斯科当女裁缝，出了代役租，按时缴纳租金，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很能干，在莫斯科许多人向她订货。可是现在加尔宾钦科却写信叫她回去，让她留下来，也不给她派活儿。她想赎身，而且把想法也跟老爷说了，但是加尔宾钦科就是不做决定。叔叔，您和加尔宾钦科熟识，能不能替她说句话？……菲多西娅愿意出高价赎身。”
“是不是用你的钱？是不是啊？嗯，那好吧，我去说，我去跟他聊聊。可是我不确定，”老头子脸色不太好看，继续说，“这个加尔宾钦科是一个吝啬鬼：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竞买土地……不知是谁把他弄到我们这边来的？唉，这些外来人真是够可以的！这件事不会马上就有结果；不过，先试试看吧。”
“叔叔，您就帮帮忙吧。”
“好，我帮你这个忙。可是你总该要小心，给我小心点！好啦，好啦，不要再辩解了……算了，算了！……只是从今以后你要长个心眼儿，否则，真的，米佳，你会倒霉的——真的，迟早要遭殃。我不能总为你擦屁股……我又不是非富即贵的人。好了，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季雅娜·伊丽尼奇娜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给他倒些茶喝吧，我的好太太，”奥夫谢尼科夫从她身后说，“这家伙不蠢，心地也善良，只是总是很担心他……不过，对不起，因为这些小事，耽误您这么长时间。”
通往前厅的门开了。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穿着丝绒大衣的人走了进来。
“啊，弗兰茨·伊凡内奇！”奥夫谢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一切是否顺意？”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凡内奇·莱恩是我的邻居，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他通过不完全正当的途径获得了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随拿破仑来侵略俄国，作为鼓手。开始一切都非常顺利，这位法国人就昂首阔步挺近了莫斯科。但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莱恩先生冻得半死，鼓也丢了，结果落到了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手里。斯摩棱斯克庄稼人把他在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带他去了堤坝边的冰窟窿那里，要求这位大军的鼓手给个面子，也就是说，请他钻到冰下去。莱恩先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盛情，用法语恳求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诸位先生，那儿住着我的‘慈爱的母亲’。”但是，庄稼人大概因为不知道奥尔良的具体地理位置，还是请他顺着蜿蜒的格尼洛捷尔河往下游，去做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那里轻轻地推着他的颈椎骨和脊椎骨，催他加把劲儿。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马铃声，使莱恩不由得感到快乐。只见堤坝上驶来一辆大雪橇，雪橇高耸的后座上铺着一条彩色的毛毯，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马。一位地主坐在上面，他又肥又胖，红光满面，穿着狼皮大衣。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庄稼人。
“我们要把这位法国佬丢进河里，老爷。”
“嗯！”地主淡然地回复了一句，就把脸转了过去。
“先生！先生！”那个可怜的法国人叫了起来。
“哼！哼！”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该死的家伙，跟着拿破仑的大军侵略俄国，烧掉了莫斯科，偷走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喊起了‘先生，先生’！现在倒夹起了尾巴！这也是活该……走吧，菲尔卡！”
马又走动了。
“哦，可是，稍等！”地主又说，“你懂音乐吗？”
“救救我，救救我，我的好先生！”莱恩重复着。
“瞧这些落后的民族！没有一个懂俄语的！缪济克，缪济克，萨外·缪济克·芙？……喂，你说话呀！康普伦乃？萨外·缪济克·芙？……钢琴……茹艾……萨外？”
莱恩终于听懂了地主所表达的意思，就点点头以示肯定。
“是的，先生，是的，是的，我是个音乐家，任何的乐器我都会弹奏！是的，先生……救救我吧，先生！”
“嘿，算你运气好！”地主说，“小伙子们，放了他吧，我给你们二十戈比买酒喝。”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走吧！”
莱恩上了雪橇。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一边哭，一边哆嗦，还不断地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鞠躬致谢。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冷得厉害。地主默默地看了看他那冻得发青的、僵硬的肢体，就把这可怜的人裹进了自己的大衣里，载着他回了家。仆人们一起聚了上来，又是给这个法国人取暖，又是给他吃的和衣服。地主就带着他去见了自己的女儿们。
“喂，孩子们，”他对女儿们说，“我给你们找了一位音乐老师。你们不是一直缠着我给你们找人教音乐和法语吗？瞧，我给你们找了个法国人，他还会弹钢琴……来吧，先生，”说着他指了指一架破旧的钢琴——那是五年前他从卖香水的犹太人手上买来的——继续说，“把你的本事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弹吧！”
莱恩六神无主地坐到了椅子上，他有生以来还没碰过钢琴。
这可怜的人绝望地敲打着琴键，像敲鼓一样，在上面乱弹一通……“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去的。”可是，令这位被迫即兴演奏的音乐家震惊的是，地主听了一会儿后，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错，不错，”地主说，“看得出来你是个内行，现在请去休息一会儿吧。”
大约过了两周之后，莱恩就从这个地主家转到了另一个有钱又有教养的地主家，他们很喜欢莱恩愉快而温顺的性情，就把自家的养女许配给了他。后来他任了职，成了贵族，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廖尔的地主洛贝扎尼耶夫—— 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和诗人，他自己也迁居到了奥廖尔。
就是这个莱恩——或者也正是人们现在所称呼的弗兰茨·伊凡内奇，当我在奥夫谢尼科夫房里待着时见他走进来，他和奥夫谢尼科夫交情非常好……
不过，恐怕读者陪我在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厌了，那我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