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地层中众多中间变种的缺乏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已经得出结论，地层对古生物的记录无疑是非常不完整的。如果我们仅单一地去研究某一类地层，那么便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区域生存 的有亲缘关系的物种，长久以来稳定地生活在这里，但是却找不到与它们关系紧密的中间类型。

有人曾对同一块地层的上下层物种进行对比，发现了清晰的变种关系。

比如，特劳希勒对 菊石 的记载；又如，黑尔甘道夫勘察瑞士的淡水沉积层时，发现其中多个地层 中都有多形扁卷螺，它们奇异地呈现出10种递变类型。

除此之外的记录就非常稀少了。沉积层的形成无疑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对于始终生活在某个区域的物种来讲，地层的沉积作用为什么不能将它们之间的递变演 化记录下来呢？对下面的一些解释，就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我还不能做出恰当的评价。

关于地层形成时间与物种演变的探讨

地层的形成，相对于物种演变，要更加漫长一些。古生物学家勃龙和伍德沃德认为，地层的平均形成时间是物种的平均 续存 时间的两三倍。他们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但我认为，现实还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让我对此难以做出恰当的评论。

当我们在某个地层中首次发现一个物种时，就断定为新生物种，否认它以前可能在其他地方出现过，这未免过于轻率。同样，当我们发现某个物种在地层的形成 结束前就消失了，就判断它为灭绝，这个结论也不够全面。欧洲的面积比起整个地球的其他区域，是何其之小，这一点我们不该忘记，而且整个欧洲相同地层的各个阶 段也不是完全对应的。

由于气候的改变，所有海生生物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迁徙，这一点我可以谨慎地给出结论。当我们在一个地层首次发现某种生物时，只能断定这个生物刚刚迁徙 到这个区域。众所周知，很多在北美洲和欧洲都出现过的生物，在北美洲古代地层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在欧洲地层出现的时间。显然，它们从北美洲迁徙到欧洲需要很长 的时间。

我们考察现代沉积物时，经常可以在沉积岩内找到现存物种，但是在周围的海域中却很难找到这些物种；与之相反的是，在周围海域内广泛生存着的物种，却很 难在附近的沉积岩中被发现。这种现象在地球上比比皆是。

对 冰河时期 （地质时期的一小部分）的一些数据进行研究，包括欧洲生物的迁徙量、海陆的升降 情况、极端气候的变化、时间的历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世界各地含有化石的沉积层，是否在整个冰河时期，都能在同一个地区连续不断地进行沉积，对此我表示怀 疑。

密西西比河 河口附近生存着数量繁多的海生生物，但在冰河时期这些物种形成的沉积物都能按照 时间顺序一层层地积累起来吗？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同一历史时期，美洲的其他地区曾发生过巨大的地理变迁。冰河时期的早期，在密西西比河河口附近形成的沉积层 ，经历过上升期后，地理位置和生存在这里的物种均发生了改变。这时，早前的沉积物有可能被侵蚀，而新的物种有可能被掩埋，并首次出现在沉积层中。未来，某个 地质学家来勘察这块地层时，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地层中发现的生物，平均生存时间是短于冰河时期的，然而全面地分析这些生物遗骸的沉积情况后，会发现有 些生物的出现时间是早于冰河时期的，并且一直延续生存到今天。

只有沉积层保持长时间不断的稳定积累，时间长到足够使物种完成缓慢的变异过程，产生新的物种时，同一地层的上下部分才有机会记录下两个物种之间出现的 中间类型。这个过程产生的地层一定是非常厚的，而变异的物种也必须始终生活在这个地区。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已经了解到， 地层稳定沉积的条件，一定是在地层下沉后，沉积物的供给等同于下沉量，海水的深浅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生物体能 稳定地在这里继续生存。 但是问题来了，随着下沉运动的产生，原本供给沉积物的地区也会下沉到海中，当多次连续下沉以后，沉积物的供给将会越来越少。 所以，沉积物的供给量很难等同于下沉量，于是很多古生物学家发现，在一块深厚的沉积层里，除了靠近地层顶部和底部的区域以外，其他区域都很少会发现生物化石 。

地层与物种定义

地球上每个单独的地层，和其他任何地方的地层一样，沉积作用往往被间断过。我们看到一个地层是由完全不同的矿物质组成时，更能说明这个地层的沉积作用 曾被中断过，而且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去研究一个地层，都很难搞清楚它的沉积时间。

在很多例子中我们都发现，有时一块几英尺厚的岩层沉积时间，等同于其他区域一块上千英尺厚的岩层形成时间。如果你忽视了这个问题，那么对于某些地区薄 薄的地层，你可能很难与漫长的岁月联系起来。

以下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一个地层升起以后，被侵蚀，然后再次下沉，在它的最上层又堆积了与前面相同的沉积物，中间的沉积间断是非常容易被人们忽视的。

更为奇特的是：

某些巨大的树木化石依然保持活着时候的直立状态。

这也说明，在沉积过程中，由于水平面的变化和沉积间断期的存在，才使这些树碰巧保存下来。

莱伊尔爵士和道森博士曾在新斯科舍省发现了1400英尺厚的石炭纪地层，其中含有古代树根的化石。它们一层一层地叠起来，形成不少于68个不同的水平面。

如果在某个地层的上、中、下三个部位，都发现了同一个物种，那么这个物种在整个沉积期内并没有生存在同一个地点，而且在同一地质时期出现了几次灭绝和 重现。

同时，假如某个物种发生了明显的变异，理论上应该存在的，与它有着细微变化的中间类型，是不会在地层中被找到的。

然而，前面我们曾讨论过，在任何一块地层中，不同的断面之间很难发现我们期望的过渡关系。

假设A是存在于地层下层的古老生物类型，B和C是另外两个物种。

倘若A实际为B和C的中间型，这时如果我们找不到A分别与B和C之间紧密的关系时，我们就会将A单独定义为一个物种。

很多古生物学家在鉴定生物化石时，仅仅根据它们之间非常细微的差异就将其各自定义为一个物种，尤其当这些标本不是取自同一地层时，更是如此。这么做未 免考虑不够全面。

被多比内和其他学者区分过细的许多物种，在一些经验丰富的贝类学家那里已经被降级为变种。这一论证也为物种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多数博物学家认为，发 现于第三纪末期沉积层中的许多贝类，与现存的物种是一样的。而著名的博物学家阿加西斯和皮克特却认为，第三纪的物种尽管与现存物种差异并不大，但也应该划分 为独立的物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赞同以上两位博物学家的论证，认为第三纪的物种确实不同于现代物种，而与大多数博物学家的意见相左时，却恰恰找到了物种一直在 进行频繁的细微变异的证据。

我们再来对一块地域广阔的地层进行观察，同时我们将观察间隔拉长，那些相互连接但层位不同的地层中掩埋的化石，虽然看起来是不同的类型，但拿来与相隔 更远的地层中的化石相比，同一块地层中化石的亲缘性可就近多了。不难看出，我们又发现了验证物种演变理论的证据，具体内容我们后面再说。

结合前面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 繁殖量大、生活区域较固定的动植物，最初的变异仅出现在局部地区，当这些变异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变时， 它们才有可能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排挤掉原来的物种。 这种从最初变异到完成很大程度上的改变并成为新类型，往往都是局限于某个区域的，所以想要在任 意一个地层中找到两个物种之间的全部过渡类型，概率是非常小的。

就植物来讲，往往分布范围较广的物种，最容易出现变异。大部分海生生物的分布范围是非常广的，尤其是贝类和那些散布到欧洲地区以外的海生生物，它们更 容易出现地方变异，最后演化为新的物种。它们的生存范围远远超出欧洲地层的界线，所以我们想在某块地层中找到物种演化的一系列过渡阶段，其机会便大大降低了 。

福克纳博士最近发表的新观点，与我的看法相同。那就是，每个物种演化的时间，用年代来计算的话是很长的，但与物种没有任何变化的时期相比，还是短暂的 。

我们应该了解，直到现在，能用化石将两个物种的中间类型连接起来的情况是非常稀少的。我们即便从很多地方采集大量的化石，都很难证明两个物种之间的关 系。而且，采集化石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生活在北美洲岸边的某些贝类，它们的祖先是同一个物种，还是几个不同的物种呢？

一些贝类学者认为它们与欧洲有代表性的贝类不同，将它们分别定义为一个物种；还有些贝类学者认为它们只是变种。

只有在获得大量的生物化石，搞清它们之间全部的过渡类型才能得到答案，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那些认为物种不会演变的学者不断地强调，地质学上找不到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这个说法我会在下一章进行详细反驳。

正如卢伯克爵士所说的，“每一个物种都是其他近似物种的中间过渡型”。假设某个属一共有20个种（包括现存种和灭绝种），其中4/5已经灭绝，那么现存种 之间的差异看起来就会比较大。再假设这个属中的两个极端类型也不幸灭绝了，那么这个属与近似属看起来区别就更大了。

我们无法做到的事，却不断地被提出来，同时作为反对我的理论的有力证据。

不幸的是，地质学的研究结果都没有显示，过去曾出现过无数中间类型，如同现代的变异一样，它们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能将所有物种——无论是现存物 种还是灭绝物种——联系起来。这是

关于马来群岛的假想

以上造成地质记录不完整的原因，我用一个假想的例子将它们概括起来。

马来群岛的面积与欧洲面积（从北角到地中海，从英国到俄罗斯）差不多，与除美国外，已经测量过的地层面积的总和也差不多。我与戈德温·奥斯汀先生的观 点相同，马来群岛的无数个岛屿散落在广阔的浅海海域，这与处在地层沉积时期的远古欧洲情况相似。栖息在马来群岛的生物种类繁多，这里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但倘若把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物种全部搜集起来，就会知道这个世界自然史代表是多么不完整！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假设的这个马来群岛上，多种情况下生物遗骸不能被保存下来。首先，陆生生物肯定难以被完整地掩埋而形成化石。在岸边栖息生活 的动物，在海底裸露岩石上生存的底栖动物，能被掩埋的概率也不高。就算它们被砾石和沙子盖住了，也很难被长久地保存下来。海底是否有沉积物不断产生，或者沉 积物的沉积速度是否够快，决定了生物遗骸在腐烂之前是否能够被掩埋。

马来群岛若要形成与中生代相似的深厚地层，并且其中还蕴含丰富的化石资源，只有地层发生沉陷才有可能实现。当某块区域下沉后，其他区域可能保持静止或 上升，在各个区域之间便产生了长久的时间间隔。在上升时期，靠近陡峭海岸的地方，已经形成的化石层，在不断堆积的同时又不停地被波浪侵蚀着，堆积与侵蚀作用 几乎等速，如同我们在南美洲海岸看到的那样。

同时，地层上升后，即使广阔的群岛都处在浅海中，后来的沉积物也无法掩盖之前的沉积层。沉积层不能继续增厚，就不可能保存到久远的未来。下沉时期，容 易发生物种灭绝；上升时期，容易出现物种变异。无论如何，地层都无法完整地对此进行记录。

全部群岛的下沉或者部分群岛下沉经历的时间，即沉积物的堆积时间，与物种的平均生存时间之间的关系，更是难以解释清楚。两个或多个物种之间出现的所有 过渡类型能否保存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便是地层的沉积速度与物种生存时间的同步程度。

如果其中的过渡类型不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么仅存的生物类型将会被定义为亲缘性非常近的新物种。在下沉时期的漫长岁月中，沉积作用可能会因水平面的 震动而打断。

同时，气候的细微变化，也会使生物的栖息地发生变化，部分生物会移居到其他地方。这样看来：

在任何一块地层中都很难保存生物变异的全部证据。

原本生活在群岛的大部分海生生物，现在已经离开群岛，生存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不难推断，这些分布广泛的物种，更容易发生变异，产生新的变种，虽然 发生变化的只是它们中的一部分。

最开始，变异的出现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仅仅发生在某一地区，当它们具备某种决定性的优势后，也可能是变异得到进一步改良，它们会逐渐扩大，并取代原来 的亲种。

当这些变种重新回到原来亲种生活的区域时，由于它们与亲种之间已经出现了差异，虽然差异可能并不大，但当它们与亲种同时在地层的不同亚层中被发现时， 按照许多古生物学家的分类原则，它们将会被定义为新物种。

如果前面的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地层中发现无数中间类型。依据我的学说来看，中间类型能将所有现存的和灭绝的物种关联起来，最终编织成一个非 常长的、具有无数条分支的生物遗传链。当我们寻找一小部分遗传链时，确实发现了一些连接关系，其中的生物有的亲缘关系较近，有些却非常远。而处在连接关系中 的生物型，就算亲缘关系非常密切，当它们在地质层不同的层位被发现时，还是会被定义为不同物种。

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每个地层的初期和末期之间没有这么严重的中间类型的缺失，我的学说也不会受到如此大的质疑。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就算在保存得 最好的地层中，对生物变种的记录仍旧是这么稀少。 bEIYB5tGo+o2lvfi19ttVaddXdwl3XI1VNtioOx6SYj4S6r7EHV2hbK8owOg3H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