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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的前后

上文曾经说过,我在天下太平的空气中出世,一直生活到十岁,虽然本身也是多病多灾,却总是平稳中渡过去了。但是在癸巳(一八九三)年遇着了风暴,而推究这风暴的起因,乃是由于曾祖母的去世。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但在我有知识以来,过年过节已经没有她的娘家人往来,可能亲丁都已断绝了吧。苓年公早年去世,没有人看见他过,但性情似乎很是和顺,不大容易发脾气的,因为传说他好种兰花,有两间房内特设地板,称为“兰花间”,还是他的遗迹,据说有一天他钻到床底下去安排花盆,当时祖父的保姆吴妈妈误当是一只狗,唆唆的吆喝想赶他出去,这话流传下来,可以为例。但是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其时她已年将望八了,——她去世时年七十九,恰在除夕了,其实算是八十也无不可,——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得很。我们小孩却不顾什么,偏要加以戏弄,记得(这是我自己第一次记得的事了)同了鲁迅走到她的旁边,故意假作跌倒,睡在地上,那么她必定说道:

“阿呀,阿宝(这是她对曾孙辈的总称),这地下很脏呢。”那时已是她的晚年,火气全然没有了,在壮年时代她的脾气实在怪僻得很哩。据我的一个堂叔“观鱼”所著《三台门的遗闻轶事》所记,大抵流传于本家老辈口中,虽系传闻,未必全属子虚吧。现在抄录在这里:

“九老太太系介孚公的母亲,孤僻任性,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当介孚公中进士,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彭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

拆家者是句土话,意思是说这回要拆家败业了。她平常就是这种意见,做官如不能赚钱便要赔钱,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平常介孚公在做京官,每有同乡回去的时候,多托带些食品去孝敬母亲,有一回记得是两三只火腿,外加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装在一只麻袋里,可是曾祖母见了怫然不悦道:

“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她这意思是前后相符,可以贯穿得起来的。

我们小孩暂时能够在风平浪静的时期,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只在有时候和老太太们开点小玩笑,这实在是很幸福的。上面说过的“兰花间”及其毗连的一部分,已经分给共高祖的“诚房”,——我们是“兴房”居长,第二是“立房”,至于“诚房”这是智字派下的第三房了,——租给一家姓李的,是李越缦的本家,主人名为李楚材。我所记得的恰巧也是对于老人的小玩笑,这是很有意思的偶合了。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里记有一节,现在就借了过来应用吧。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这里所谓“我们”,当然一个是我了,至于另外一件事乃是我单独干的,也是对于李家的一位房客。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很高大的人,却长着很是细小的辫子,顶上戴着方顶的瓜皮帽,样子颇为滑稽。有一天在门外看见许多人围着,是在看新嫁娘,这位高个子小辫子的人也在那里。我便忍不住偷偷的走近前去,将他的辫子向上一拉,那顶帽子就立刻砰的飞掉了。为什么辫子一扯帽子就会掉呢,这是因为辫子太细小了,深压在帽子里面,所以一掣动它,帽子便向前翻掉了。可是那人却并不发怒,只回过头来说道:

“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么?”小孩虽然淘气,只因他的态度应对得很好,所以第二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曾祖母于光绪十八年壬辰的除夕去世,她于两三日以前,从她照例坐的那把紫檀椅子想站起来时,把身体略为矬了一矬,立即经旁人扶住了,此后随即病倒,人家说是中风,其实不是,大约只是老衰罢了。

她是阖台门六房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中间的“大堂前”要让出来给她使用,本来是死人要大过活人,何况又是长辈呢。恰巧这年我家正是“佩公祭”(是智仁勇三派九房人家的祖先)值年,照例应当在堂前悬挂祖像,这也只好让出来,移挂外边大厅西南的大书房里,可是陈设的祭器很值钱,恐防被人偷去,须要雇人看守才行,乃去找用人章福庆的儿子来担任这件事。他名叫运水,这便是鲁迅在小说《故乡》里所说的闰土,是十四五岁的乡下少年,正是我们的好伴侣,所以小孩们忙着同他玩耍,听他讲海边的故事,丧事虽然热闹,也没有心思来管了。

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了假从北京回来了,那时海路从天津到上海已有轮船,所以在一个月之内,便已到了家里。他同了他小女儿同年纪的潘姨太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轻车减从的走回来,大约原是预备服满再进京去的,却不料演成那大风暴。这风暴计算起来是两面的,其一方面是家庭的,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其第二乃是社会的,它的发生实在乃是出于预料之外的了。

祖父回家来,最初感到的乃是住屋有了变更的事,当初父母住的两间西边的屋腾了出来,让给祖父,搬到东偏的屋里来,从前曾祖母的房子则由祖母和我同住。祖父初到觉得陌生,又感觉威严难以接近,但潘姨太太虽然言语小通,到底年轻和蔼一点,所以时常到那里去玩。这样胡里胡涂过了几天,大约不很长久吧,突然在曾祖母五七这一天,这距离她的死只有三十五天,祖父到家也还不到半个月,祖父忽尔大发雷霆,发生了第一个风暴。大约是他早上起来,看见家里的人没有早起,敬谨将事,当时父亲因为是吃洋烟的,或者也不能很早就起床,因此迁怒一切,连无辜的小孩子也遭波及了。那天早上我还在祖母的大床上睡着,忽然觉得身体震动起来,那眠床咚咚敲得震天价响,赶紧睁眼来看,只见祖父一身素服,拼命的在捶打那床呢!他看见我已是捶醒了,便转身出去,将右手大拇指的爪甲,放在嘴里咬的戛戛的响,喃喃咒骂着那一班“速死豸”吧。我其时也并不哭,大概由祖母安排我着好衣服,只是似乎惊异得呆了,也没有听清祖母的说话,仿佛是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觉得不像是祖父的行为,这便是第一次风暴所得到的结果了。

不久以后,大约过了曾祖母的“百日”之后,他渐作外游的打算,到七八月的时候,就前往苏州去了。不知道的或者以为是去打官场的秋风,却不料他乃是去找本年乡试的主考,于是第二次风暴就爆发了。现在借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我所写的一节,说明这件事情: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叫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患怔忡,便是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在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科的某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双方都处了死刑,有时要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至辛丑年乃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

“蹋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作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吧。 nPWf2NIoXLSHfQ/pdE5A2n9eC51OEQJppJbs7vrHj939PHCCpjPWc9/mS+5oE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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