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亥的第二年,乃是光绪庚子,这不但是十九世纪的末年,而且也可说是清朝的末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闹过所谓拳匪事件,弄得不成样子,结果不出十年,这清朝的天下遂告终结了。所以这庚子年影响的重大,并不下于戊戌,可是它在我们乡下少年,浑浑噩噩不知世事,一知半解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就我自己来说,这影响不怎么大,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件事且等下节再来叙说,如今先来就日记里所说这一点儿,看我那时对于义和团是什样的态度吧。
头一次的记录是在庚子年五月十九日,日记原文云:
“闻天津义和拳匪三百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三百里,顷刻变为麸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至廿四日记云:
“接南京大哥十七日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系谣传也。”六月中记载尤多,初五日云:
“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战三北,今决于十六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初六日云:
“闻近处教堂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中国银六百兆两求和,义和拳有款十四条,洋人已依十二条云。”初八日云:
“晨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称洋鬼子均已逐出,此何为者,俱噪逐之,追者有五六十人。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闻之捧腹。”这几天日记的书眉上,有大字题曰:
“驱逐洋人,在此时矣!”又曰: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最紧张的时候,却在这以后,今节录日记于后:
“廿二日,傍晚予正在廊下纳凉,忽闻总府点兵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嵇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称报父仇,并拆教堂,已在于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予闻之骇然,少顷惠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每只须洋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十二点钟始寝。闻城门船只放行,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
廿三日,谣言益夥,人心摇摇。谦婶家拟逃避城外,予家亦有逃避之意,后闻信息稍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米店)间壁张永兴(寿材铺)均已逃去矣。
廿四日,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人心稍定。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发噱。”
日记里关于义和拳的事只有这些,这却已经够了。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但是照眉批的话看来,它的根源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结果须得再从书本增加力量,这便是后来《民报》一派的革命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