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两位女性思想人物最引起争论，但也就在广泛的争论中，她们大步伐地改变着目前正在调整中的两性关系。

这两人之一，乃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麦金侬（Catharine Mackinnkn）。她专注于语言对女性之暴力，以及女性人权等方面的研究。她认为色情出版物乃是对女性之暴力的滥觞，因而它侵害的已非女性，而是人权，应予禁止。她将女性问题拉离以往两性关系的轨道，并重新定义为一种新的人权问题。而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进行女性人权问题的宪法诉讼，以麦金侬教授为首创。她的宪法诉讼在加拿大获得了胜利，1992年加拿大的最高法院裁定她的诉讼获胜，往后加拿大将加强女性非人化的色情出版物之限制，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限制使女性非人化的言论，重要性大过言论自由的保障”。

麦金侬教授将女性按人权问题重新定义，并致力于将其写入最高的宪法之中，无论就问题意识、思考逻辑以及实践策略，都是近代女权运动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也为女权运动本身创造出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许多保守主义者在女性人权的问题意识引导下，也不得不加入她的行列。只是麦金侬的宪法诉讼，尽管在加拿大获胜，但在已视言论自由为天经地义的美国，却遭遇到自由派的强大阻力，并成为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宪法争论之一：究竟是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重要？还是限制色情刊物，以免其借此自由而侵害女性人权重要？“美国民权同盟”主席史托森（Nadine Strossen）判断说：“目前美国许多著名的宪法学者，已向此种女性问题人权化的方向靠近，他们估计，她的奋斗可望获得终极性的胜利。”

麦金侬教授将女性问题写入最高的宪法之中，以此为基点，企图从最基本的法律秩序上重建两性关系，这是女性主义者在“公共领域”上崭新的开展。与此相比，在“私人领域”方面，则要推雪儿·海蒂（Shere Hite）了，她从1976年开始，以《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男人篇”“情爱篇”这三本通俗性的实证著作，清楚地呈现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无论两性的性关系或感情关系，都存在着一种模式构造，而这种模式构造所对应的，也是社会的实体构造和权力构造；也就是说，两性的性关系和行为感情关系，乃是社会系统所制约及制造的产物，它是文化的，而非本质的。基于此，当重提两性关系时，必须对各类习以为常，而且视为当然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

雪儿·海蒂的三部曲，从近代女性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并不能说是创见。但三部曲真正重要之处，乃是她以问卷的方式，广泛地向男女就性行为、两性互动、感情交流，甚至吵架争执等私密性的问题，展开调查和收集具体的叙述。通过这种聆听式的实证研究，她用各种活生生的证据，证实了以往只有少数女性主义精英知识分子讨论的“女性观点”。就这样的观点而言，《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可以说是近代女性主义观点的具体化、深刻化以及普及化；而从运动角度看，《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也发挥了极大的动员及征召作用，对于正逐渐减弱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她的报告加速了这种旧霸权的式微。

也正因为《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具有加速瓦解两性关系旧秩序的动员作用，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围绕着这三本《海蒂性学报告》，争议不绝、话题不断。有的事涉无聊，借着雪儿·海蒂传奇化的经历以鄙薄其著作中所承载的信息。例如主流评论界总喜欢强调海蒂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而后一路求学，最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做女招待、秘书、《花花公子》女郎、保姆等谋生的生命历程，甚至她的丈夫小她20岁的个人秘密也都被夸张报道。她的前两部性学报告由于畅销而使她赚入250万美元，更是不断被人提起。有一次，美国《时代杂志》以其为封面，报道开篇即从她的模特儿生涯讲起，对她著作里的观点及发现则多质疑，只是到了最后才正面地进行介绍，对于这种负面式的贬抑，雪儿·海蒂恼怒地指出：“有谁会读到这么后面？”

围绕着《海蒂性学报告》而出现的争论，最有建设性的，是有关女性研究方法论上的探讨。由于《海蒂性学报告》并未采取主流学术界那种传统的量化分析—因为那种随机分层取样、被动式的调查方法，势必将使女性的立体认知淹没在样品代表性的大海中；因此，她采取了独特的问卷模式，除了针对行为及感受做量化设计之外，更让受访者自己以文字进行散文式的叙述，用以突显受访者们的立体性，而不让它被样品的大海所淹没。这种研究法大违常规，此为其一。其次，《海蒂性学报告》由于方法论独特，加以问卷分送以妇女团体等成员为主，加以回收率不高（大约在50%左右），因而其代表性是否充分，当然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其三，则是这种着重受访者散文式感想叙述的研究方法，极有可能造成有问题的女性才答复，没有问题的女性即不太愿意参与的结果，那么，它的问卷结果会不会造成问题的“过度呈现”甚或扭曲？

以上这些方法论的争论，确属有意义的争论，声援雪儿·海蒂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归集并呈现女性观点，因此，这乃是一种“典范”的转移。传统的量化分析和性学研究，为求虚假的客观性，而将一切主观感受的细腻问题排除于研究方法之外，表面上是“科学”，但一切有助于差异呈现和发现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在各种数字中被平均掉了。因此，当代主要女性学者如凯特·米烈（Kate Millet）、葛洛里亚·史特瑞恩（Gloria Steiriem）、爱金逊（Ti-Grace Atkinson）等人，均推崇《海蒂性学报告》在方法论上的创造性，认为企图用方法论的旧规格来否定《海蒂性学报告》的客观性，乃是一种“男性主义的反动”。她们还认为，将主观感受和意愿呈现为目标的新方法论，更具有发现新问题的能力，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它也更能让受访者参与研究计划，她们不再只是研究中的一个取样样品，反而变成了作者里的一员，她们用散言形式写出来的感受，会变成书籍报告里的核心部分，受访者与研究者不再是对立的两极，却成了新的整体，这种新方法论才是更民主、更有意义的研究方法。

不过，女性主义学者的雄辩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有关这种方法论使问题被“过度呈现”的可能性，则显然未被她们合理地答复，这就需要研究者面对研究的数据和资料，在作解释时自我把握了。对此，雪儿·海蒂本人似乎有着极高的警觉，从1976年起，三部《海蒂性学报告》在进行资料叙述时，前面的均较大胆，愈到后面也就愈有所保留，并极力避免自己女权运动“运动家”的形象，她不将自己研究中的发现往“本质主义”方向过度延伸推论，甚至在许多场合还就此有所表明。雪儿·海蒂这种研究者的自觉，显示出了她的知识忠诚的另一个侧面。

对于一种问题，如果不了解整体，就不会了解整体中的部分；不了解部分，同样无法理解这些部分所形成的整体。因此，试图了解《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的任何之一，都必须将其置于三部曲的整体架构之下，这个整体的架构是：人类社会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中塑造而成的。于是，人的各种面向，从“公共领域”的法律和制度，到“私人领域”的行为感情，也就一并都在这样的过程和架构下被制约塑型。在过去久远的过程里，男权操控着一切，当然他们也就通过种种发展和论述编排的机制，替一切事务做出定义和规矩，女性的身体和性行为的定义被狭窄化，女性的主权、快乐、渴求被理解和亲密的意愿被剥夺，总体性的剥夺有着全面性，它从最基本的女性性行为以及性器官开始，向语言、行为等生活空间以及私人性的亲密关系里延伸，一种具有等级差异的角色扮演、性别分工，由此形成且被固定。美国两百多年的自由民主，并不能撼动这种被固定化、被各种习以为常的迷思所包裹的结构。因此，在男女关系开始逐渐调整的这个时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被重新定义，新的行为模式从性关系开始，也都需要重新探索与规定。它的终极结果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只能揣度各种可能性。两性关系的调整乃是个巨大的革命，未来的行为极限是个新的开放性问题。

《海蒂性学报告》三部曲是逻辑上的整体，根据这样的整体，雪儿·海蒂从女性性行为、男性性行为这种最秘密的面向切入，而后进入两性共同及互动的感情世界。她自称，再接下来，她将致力于民主价值和两性关系的探讨。从思想及实践的观点而言，雪儿·海蒂和前述的麦金侬真可谓当代女性主义的两个实践端点，一个是由上端的“公共领域”架构搭建为起点，企图将搭建的工程逐步往“私人领域”的生活及行为等方向扩展；另一个则是由“私人领域”的性行为及行为模式开始，企图向“公共领域”移动扩展，她们共同为两性创造着更具民主价值的对等均衡关系。

根据这样的整体性，雪儿·海蒂的第三份报告“情爱篇”的位置就很清楚了。它是前两个有关男女性行为的报告之继续伸展。在这份报告中，雪儿·海蒂倾听了4500名女性的衷情吐露。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由这份报告看出，当一组既定的性别歧视文化已告固定，它对弱势的女性将会造成多大的创伤，两性伴侣之间的“感情契约”会因此而扭曲，女性只被要求付出，会造成她们由于已付出太多，而不得不忍受继续被剥削。男性伴侣在被制约下，刻板地吝于在感情上有所付出，似乎这才是“大丈夫”，他们在骨子里轻视着自己的伴侣，他们感情的细胞停止生长，对自己伤害到伴侣完全无所感，他们是不会犯错的君皇。对女性伴侣而言，这乃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情感世界，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女性只得在暗处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自我疗伤止痛。

在这份性学报告的第一部分，无数的证据支持了这种亲密感失去的伤害，例如：

——有90%以上的女性，感觉到她们的男性伴侣总是使用各种固定的特殊词句与长篇大论来贬损女性，总是将“要求太多”“太爱埋怨”“太歇斯底里”“太情绪化”等刻板的罪名抛给女性，却从不反思自己在情感上的麻痹失职，从此以往，直到夫妻终老。对女性而言，也都觉得承受着极大的抑郁之感，她们无力但却衷心期待这种关系能够改变。

——多数女性均强烈感受到自己的被轻视、低估，甚至在公共场所也都会蒙受自己伴侣的羞辱。男性仍在自己出了大错时，才会以亲热来表示道歉，但这也只不过是文化制约下的补偿和安抚，并非道歉和反省。

——绝大多数女性都指出，男性纵使在共同的生活世界里，也没有尝试与伴侣沟通谈话的意愿，女性会因为自己被蔑视被排除在沟通之外而气愤，也因此而蒙受“情绪化”的罪名。这是一种独特的窒息性封闭圈，有61%的女性认为虽然经过长久努力，但问题始终不能解决，有时候甚至造成女性连让男性伴侣心烦之事也不敢提的局面。由于男子拒绝沟通交谈，于是争吵不断发生。

——尽管84%的女性认为爱情关系重要，但在感情的歧视架构支撑下，这种关系已被错置，女性被文化制约，要求顺从与付出，被动才是美德。这是一种女性被父权主义掠夺了自我认同的过程。

因此，雪儿·海蒂在这部分铺陈出来的，乃是一个惊悚恐惧的幽暗世界。它是个封闭圈，它发现两性在私下相处的生活里，没有人见证，不会有人主持公道。在这个阴暗的世界里，由于对等的“相互性”（reciprocity）已经失去，原本应有的“感情契约”也就不可能存在，亲密关系和知心的感觉当然也不可能。

前几年初读《海蒂性学报告》，就不禁想起先驱—女性主义诗人西尔维亚·普拉特（Sylvia Plath），她就是因为自己的才情在这样的气氛下被抑制，终致自杀了此残生。她对世界将女性囚禁于家庭的被动性，有这样的诗句：

我感到一种静止的忙碌，一个意念

我感到双手持着水盅，迟钝、无感

摩挲着这白瓷边缘。

它们如此等待着他，这些小小的死亡

它们等待如同至爱甜心，它们让他兴奋。

而我们，也有一种关系

——我们之间紧密的索线

钉得如此之深以致不能挣脱

而一颗心正如茶杯的边缘

逐渐地关闭了某些鲜活的事物

这些局限也杀死了我。

普拉特是敏锐的诗人，她感受到被动的桎梏，感受到父权下沟通的不可能，甚至连语言也都被支配独占。她的自杀在某个意义上，可以作为《海蒂性学报告》的注脚。因此，当阅读《海蒂性学报告》，怎能不更加去思索两性新关系的未来呢？ UN9Tq6UmpmskvTxDivj9+2izOwXT5eHirrrjRGztewfAF1PpUmrs051L1eoVTz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