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版序

在最近一百年的欧洲哲学史上，大概没有第二个哲学家，能像伯特兰·罗素那样经历这么漫长而曲折、丰富而复杂的生活与思想道路。当罗素在1872年出生的时候，他的祖国——英国——是一个所拥有的殖民地比本国大一百多倍的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它在煤、铁、布匹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都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二，当时，英国因其商品垄断着世界市场而获得了“世界工场”的称号。可是，当罗素以稳健的步伐迈入他的老年期的时候，英国却早已衰落了，正如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首相在1952年7月的英国议会上所说：“曾经是伟大辉煌而今仍然相当可观的英帝国，以它的威力、尊严、统治地位和权力，竟然不得不担心我们是否能支付每月的开支，这种景象确实悲惨。”到了罗素逝世的1970年代，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退居世界第二十三位，不仅远远落后于美、法、西德，而且也落后于它的前属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罗素所生活的近一个世纪中，整个世界也像英国一样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素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自看到了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变迁，也观察到了人类在文化、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方面的发展和演化过程。

罗素丰富而复杂的生活经验，在客观上为创立、发展和不断修正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使罗素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的决定性因素，是他本人能在一生中始终都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永不满足的求知欲以及严谨的思维习惯。他的这些优良品质使他能坚持不懈地追求科学的真理，并一步一步地获得成功。罗素自己曾经说过：“打从我童年开始，我的生活中真实的部分一直是为追求两个目标而做的努力。…… 这两个目标是：追求那些仍在未知世界里但可因探讨而了解的事物，以及为创造更幸福的世界必须做的最善的努力。” 这两个目标使罗素毕生为建立以科学真理为基础的哲学和以对全人类命运的善意同情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而奋斗。

罗素自己说过：“我们所说的哲学人生观和世界观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至于这两种因素在哲学家的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则各个哲学家不大相同，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罗素的哲学体系正是以上述两种因素构成的。因此，这本书所概述的哲学思想，尽管范围广泛，但都可以归结为上述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在罗素哲学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数量比例，由于罗素哲学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曾经出现过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变化。

总的来说，随着罗素的生活经验的丰富和他的哲学的逐步成熟，社会政治伦理的因素在其哲学体系中不断地在扩大。在罗素哲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其着重点是要探求一种能够用精确的方法进行证明的所谓“科学的真理”。因此，当他发现数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幻想建立一种以数学证明为基础的崭新的哲学体系。罗素当时说道，他具有一种“追求透彻、精确和鲜明轮廓的热忱，同时也恨透那些含糊、暧昧的观念” 。因此，他曾设法想把数学与科学的精确与可记的方法引导到传统的哲学领域中。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罗素完成了在剑桥大学的学业迈入成熟的青壮年生活的时候，他首先把主要精力用在这样一种“精确的”哲学的建设事业上。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1895年到1913年左右），耗费了自己在那个时期内的主要精力，创建了逻辑原子论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了他一次很沉重的打击，把他从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美梦中唤醒过来。战争的残酷和苏联的现实变革使他终于明白人世间生活中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这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认识到，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探讨科学的真理，而且还要追求正义和善。他认为正义和善比科学更重要，但它们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的。比如，一个独裁者不能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论证其独裁之正当性；而主持正义者也同样无法以精确的科学方法论证独裁的不正当性。这就是说，所谓正义和善的问题是科学之外的伦理问题，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这个领域。在他看来，伦理问题是关于理智与意志的一般性问题，而真理的问题则是属于知识和认识问题，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总体上说，二者的区别多于联系，也就是说，道德、伦理问题与真理问题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罗素越趋于老年，越将更多的时间投身于人类的正义事业。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哲学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他认为，任何哲学，不管多么高明，都应该有助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应该为世人所理解和掌握。如果有一种自称高明的哲学，却为常人所不解，这样的哲学就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这样，罗素在研究哲学的同时，从来都不把自己锁在狭小的书房中。他积极地从事社会活动，并在活动中总结出一套又一套有利于增进科学和正义事业的哲学原则。同时，他又用极其生动和朴素的语言撰写通俗读物，力图使社会上较多的普通人了解和掌握他的哲学。

但是，反过来说，罗素也并不认为哲学的所有原则都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施。他认为，哲学的目标与普通知识和道德学毕竟不同。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为人们提供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既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又不可能完全解决实际问题。它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取决于创立该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所遵循的原则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的真理成分和正义性。罗素自己并不自命其哲学是最高明的，但他认为自己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自己已经尽一切所能，努力使自己不辜负良心和真理的要求。在这样的原则的指导下，罗素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哲学原则——改正其错误成分、增添新的正确因素。

也正因为这样，罗素的哲学体系，不论就其内容和成分以及各成分间的比例和结构来说，也不论就其方法而言，都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人因此而指责罗素缺乏一贯性，指责罗素缺乏理论原则方面的坚定性。但实际上，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罗素是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宗旨下改变自己的哲学原则的。因此，这种改变并不是罗素毫无主见的表现，而恰恰是他的富有创造性和主动性的表现。同时，由于这种改变是罗素根据时局和认识的发展而进行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这种改变是有严格的逻辑性的，是前后一贯的。如果不从表面看问题，而从实际和内在联系来看，就可以看出，在罗素一生中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之间，在他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着一条令人信服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原则，这一原则是罗素哲学的灵魂，这就是他所说的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说，罗素哲学的不同形态是他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历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从罗素本人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哲学的这些变化是要不断地趋近于真理和正义的目标。当然，从客观上讲，他究竟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世人是否承认这一点，是可以进行讨论和鉴别的。不管怎样，罗素是问心无愧的。

罗素自己从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哲学。他认为，如果他的哲学原则中的某个成分能在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起着某种酵母作用，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那么他也就感到快慰了。

罗素毕生从事哲学研究，并不单纯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或个人的好奇，而是希望整个人类不断地进步，尽可能地避免损失或灾祸。他希望看到人类的明天是沉浸在幸福之中，享受着真理与正义的温暖阳光。罗素说：“人类不经历巨大的灾祸，也许无法获得真正的教训。我希望我们人类将不会如此，我希望人类能从较轻微的痛苦中，获得智慧的启示。但是，不管经过如何崎岖的道路，我深信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新智慧终于会为人类所了解。因此，我相信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

因此，我们研究或学习罗素的哲学，并不单纯地是为了掌握知识，也不仅是为了记住罗素哲学的某个原则或信条。更重要的，毋宁是为了学习他的那么一股精神——一生如一日地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直到自己认识到无愧于良心为止。

罗素也是青年的朋友。他总是热情奔放地迎接着来访的每一位青年，他孜孜不倦地教诲他周围的儿童和青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宿舍，他在北威尔士的寓所，他在旅游各地时的住房，都是青年爱去的地方。他的哲学著作中，有很大的比例是讲给青年听的。他所讲的是青年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真理、科学、宗教、政治、道德、性、爱情等。人们说，罗素越到晚年，越接近青年。他所论述的问题常引起青年们热烈的讨论。笔者相信，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将会看到：他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从学习到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将会在罗素的哲学中得到答案或有益的启示。

由于罗素哲学体系包含着青年们所关心的许多内容，本书将分门别类地概述罗素的真理观、认识论、逻辑思想、伦理、社会观、政治观以及婚姻和爱情观等。同时，为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罗素的这些思想观点，在论述这些观点时，将尽可能结合罗素在当时当地的生活背景。这是因为，如前所述，罗素的哲学是他的实际生活的总结，离开这些具体条件去研究罗素的哲学，那就等于剔除掉它本身所固有的血和肉，使它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从而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罗素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他从1895年（二十三岁）起，从未停止过写作。他一生连续写作七十五年，共写出一百多本书和上千篇短文。这里不可能完全地介绍他的包罗万象的著作。笔者的意图是要以简略而明白的方式，向青年读者介绍罗素哲学的概貌，提供进一步掌握他的哲学的基本线索。因此，这里只能向读者介绍罗素的最重要的著作的基本内容。笔者相信，这样做是有益处的。

最后，笔者愿意坦率地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乃是一个漫长的精神苦修的过程；罗素哲学的丰富性——它几乎接触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使笔者感到，不论是在本书的起头，还是在结尾，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面临着一个怎样恰如其分地选择、概述罗素哲学的问题。在理解和概述罗素哲学的过程中，为了如实地反映出罗素的精神世界的本来面目，笔者始终都牢记罗素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记住你的人性，忘记其他的一切！” 这是罗素在20世纪60年代致全世界人民所作的广播讲话时的最后一句话。笔者把这一句话理解成为罗素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这个指导思想，给笔者很大的鼓舞和启示，终于提笔写这本书，并决心把它写到底。笔者希望，上述指导笔者的那句罗素的话，也同样成为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指示灯。

高宣扬
1979年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