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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到1918年，罗素完全投入到反战的社会活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素以惊人的写作速度完成了《自由之路》（ Roads to Freedom ）。这本书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问题。接着，他又把精力转向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罗素自己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他的世界观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以前，他把人类理想化，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越进步，越能趋向完美的人性，越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他的幻梦。他从人类相互残杀中看到了社会丑恶势力，也看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和残忍。由此，他决心在研究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不仅要探索科学真理，也要探索诸如社会道德、自由和正义等属于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方面的问题。从此以后，罗素的哲学研究面向了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和社会。
在完成《数学原论》以后，罗素尽管奔忙于保卫和平的事业，但他仍然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外，抽空写出《哲学问题》（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 1912）和《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 1914）这两部哲学著作。接着，他还利用被监禁在监狱中的短暂时间，写出《数理哲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 1918）。
罗素自己在谈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活动的重点时说，“从此以后，我的思想的注意力转向认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学和语言学问题。这是我的哲学兴趣的或多或少的根本性变化。其结果，就我的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而言，就产生了三本书：《心之分析》（
Analysis of Mind
, 1921），《意义与真理探究》（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 1940）和《人类认识及其范围和界限》（
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
, 1948）。”
罗素在这里是以最概括的语言总结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的哲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如果要稍微详细一点讲，那么，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素全面地探讨了社会问题，以致使他的哲学研究走出了书斋，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开辟了许多新天地，其中包括教育［其代表作有《论教育》（ On Education , 1926）；《教育与社会秩序》（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 1932）］，性与婚姻［其代表作有《婚姻与道德》（ Marriage and Morals , 1929）］，社会主义与自由［其代表作有《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理论》（ The Practis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 1820）；《自由与组织，1814—1914》（ 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1814—1914，1934）；《权力：新的社会分析》（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 1938）；《政权与个人》（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 1949）；《从道德与政治观点看人类社会》（ 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cs , 1954）；《人类有前途吗？》（ Has Man a Future , 1961）］，伦理学［其代表作有《社会重建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 1916）；《幸福之道》（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 1930）］及宗教［其代表作有《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 1957）；《宗教与科学》（ Religionand Science , 1935）］等问题。所有这一切，使罗素的哲学从20世纪20年代起，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变成为与20世纪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生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统一体。
（2）罗素在完成体系化的基础上，集中解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比摩尔更高明，超出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范围，进一步探讨世界的本质及人的认识的本质。在这方面，使他成为英国分析哲学派别中成果最显著的一个。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比较重要的有：《物之分析》（ An Analysis of Matter , 1927）；《神秘主义与逻辑》（ Mysticism and Logic , 1918）；《哲学概论》（ An Outline of Philosophy , 1927）；《怀疑主义论文集》（ Sceptical Essays , 1928）；《科学观》（ The Scientific Outlook , 1931）。罗素在解决认识论方面，还打破了以往哲学家的传统方法和范围，他把认识论问题同心理学和语言学联系在一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般认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罗素的哲学思想从逻辑原子论转向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而作为他的逻辑原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逻辑指称论，也因为受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而转向了信念论。依据这种信念论，罗素会对“真”和“假”下了如下的定义：“每个不只是行动的冲动的信念，都具有一幅图画的性质，再加上‘是的’或‘不是的’感觉。在我们遇到‘是的’感觉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件事实对于那幅图画具有一个原型对于一个意象所有的那种相似，那么，它便是‘真’的；在遇到‘不是的’感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那么它便是‘不真’的；一个不真的信念叫作一个‘假’的信念。”
显然，罗素关于真理的观念，由于受到他的中立一元论的影响，具有在纯粹经验主义与客观的实在论之间动摇不定的性质。
罗素在撰写《意义与真理探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纯粹经验主义的不足之处，因此，他所主张的真理的符合论，包含着难以处理好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即：一方面，它要求基本命题的真理性依靠它们与某些事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其他命题的真理性是依靠它们与基本命题的句法关系。这样一来，正如罗素自己所指出的：这种理论“具有两种不容易决定的形式”——在第一种形式中，基本命题必须来自经验，因而不能适当地与经验发生关系的命题既不真也不假；在第二种形式中，基本命题不需要与经验，而只需要与‘事实’发生关系，虽然如果它们不跟经验发生关系，就不能知道它们。
罗素在转向中立的一元论以后，在保留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经常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事实”之独立于语言。
但不管怎样，在罗素的哲学思想中，始终都重视对于语言及其意义的分析，并把这一部分看作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因此，即使到了晚年，罗素一直坚持主张语言要有意义，语言必须与它本身之外的事物相关联。罗素说“我一向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这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一个语句的含意，构成这个语句的语词必须完全是一些指示我们所亲知的事物的语词或是用这类语词所定义的语词。在我看来，这个原则至今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3）罗素还进一步研究哲学史，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发展他的哲学。他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发展史的著作——《我的哲学发展》（ 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 1959）。同时，还写了论述西欧哲学发展的著作——《西方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1945）和《西方的智慧》（ Wisdom of the West , 1959）。在这些哲学史著作中，罗素把哲学看作是与社会生活、人类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精神财富。他认为，哲学是介乎科学与宗教间的“无人地带”，是维系社会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纽带。
（4）罗素的哲学是从数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但是，愈是向后发展，它又渐渐地远离纯数学，与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接近。用罗素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从毕达哥拉斯退却”（The retreat from Pythagoras）的过程。他说：
从20世纪初以来，我的哲学发展可以看作是逐渐从毕达哥拉斯退却的过程。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与数学有密切联系的一种神秘主义形式
。……
有一个时候，我也有这种很类似的观点，在数理逻辑的本性中找到某种具有一些重要的感情因素的东西，我因而把它看作是数理逻辑的本质。
随着生活经验的丰富，罗素逐渐脱离那种神秘主义的桎梏，越来越同现实生活相结合。所以，他的哲学越走越宽，同时又在扩大中不断深化，最后形成罗素自己的成熟的哲学。因此，概括罗素的整个哲学发展过程，可以这样说：它是以数学原理为起点，走向生活、走向社会，最后又通过人性在非人性的世界（non-human world）中找到归宿的哲学。所谓“非人性的世界”，就是无限的宇宙，就是没有神的现实。所以，罗素得出结论说：“非人性的世界是不值得崇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