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罗素哲学思想的萌芽

罗素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同他的家庭教育以及他本人所受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罗素于1872年生于英国一个具有“贵族自由主义传统” 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爸爸安伯莱子爵（Viscount Amberley, 1842—1876）和妈妈凯特·斯坦利（Kate Stanley, 1842—1874，她是斯坦利爵士的女儿）都是自由改革和妇女解放的开明贵族，而且都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狂热追随者。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是英国著名的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第六代，也是英国近代史上富有声望的首相。罗素的祖父又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英国政治起重要影响的自由党的支持者，也是英国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言人。

据罗素自己说，他的爸爸和妈妈虽然在他三岁以前都去世了，但他们所崇信的穆勒哲学对他的影响很大。穆勒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和经验主义哲学观点，是罗素哲学的来源之一。罗素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请穆勒做罗素的教父。从小到大，穆勒的哲学像魔力一样一直萦绕着罗素的思想。

罗素继承了穆勒的经验主义哲学、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并把它们同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成果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罗素自己所创立的独具风格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

穆勒的哲学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以前处于“黄金时代”的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的哲学中，遵循着一条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开始、中经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直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为止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路线。到了穆勒，经验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的表象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把认识局限于对感觉材料的解释和描述（Description）上。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罗素也和穆勒一样，特别重视感觉材料（Sense-data）及人对这些材料的描述。穆勒在他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成他的整个的“归纳逻辑”体系。他在1843年出版的著名著作《演绎和归纳逻辑体系》（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中全面地论证了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罗素后来用数学的新成果改造了穆勒的逻辑，创立了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

穆勒的人性论的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对罗素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起很大的作用。穆勒特别强调每一个个人的独特人性和自由，并主张用实验和功利的效果来检验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因此，他非常推崇和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同辈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思想。边沁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效用原则”或者功利主义（utilitarism，来源于拉丁字utilitas——“效用”）。因此，按照这个原则，道德、法权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乃是效用，即带来快乐或防止痛苦的那些事物。这种功利主义是当时英国辉格党（Whig）社会政策的思想基础。穆勒继承了边沁的这些思想，把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两点：①唯有快乐是善；②一切行动，只有有利于达到快乐的目的，才是正确的；反之，是错误的行为。我们将同样看到，穆勒的这些思想，在罗素的伦理学中有很大的影响。穆勒的乐观主义伦理观是以尊重个人的人性为基础的，所以他说：“在社会生活中，人所具有的属性，仅仅是导源于和归结于个别人的本能规律。” 罗素发挥了穆勒的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强调尊重个性解放和个人人权是使每个人得以享受幸福的基础。

罗素在幼年时期，曾接受过两位有极强烈自由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这两位家庭教师是罗素的父母选定的。但不久以后，罗素完全由他的祖母约翰·罗素夫人严加管教。

罗素的祖母向罗素灌输的是老式的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和现代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人生观。罗素的祖母先后请来了两位德国籍和瑞士籍的自由主义人士作罗素的家庭教师，他们向罗素教授各种现代科学知识。除了家庭教师以外，在祖父家里的罗洛叔叔也是罗素幼年时代的热情的启蒙者。他曾经按照圣经的押韵写法，写出一首赞美上帝的颂诗，其中引用了不少科学概念（例如大气压力、原子和以太等），向罗素传授了自然科学知识。

由于罗素年幼失去父母，又没有同龄的儿童与他做伴，他生性孤僻。他的孤独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独立思考，思索各种事物。上述特殊的家庭教育——自由主义、现代科学的启蒙教育等——使他从五岁开始萌芽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怀疑一切未被证实的事物。

罗素对于传统信仰的怀疑，最早的纪录是在他五岁的时候。那时，有人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他不立刻接受这种结论。为了检验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独自一个人跑到花园里，开始挖一个洞，为的是想看看是否能贯通到另一半球的澳大利亚。还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当他睡觉时，天使在他旁边守护着他，他不相信，说道：“我从来没见过她们呀！”当别人告诉他说：天使们是在他睁眼的刹那走开的，他便决定故意闭眼装睡，然后突然张开眼睛，并用手去抓，但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抓到。

还有一次，也是在罗素五岁时发生的。罗素同他的姑母阿加莎等人到海边去，当他看到海边的蜮反复要脱离岩石却又多次失败时，他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些蜮会不会思考呢？”阿加莎姑母说：“我不知道。”罗素便说：“那么你就该进一步学习，去了解这个事情。”

这些发端于五岁的儿童的怀疑主义和强烈的求知欲，后来被证明是罗素的哲学思想的胚芽。罗素自己在他的《回忆集》（ Portraits from Memory ）中说，他首先以“智慧”的名义反抗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以怀疑的态度追求真理。逐渐地，罗素对家里的科学观念表示不同意。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家人提出具有深奥的哲学含义的问题时，他的家人总是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什么是精神？无关紧要，什么是物质？无所谓。”（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罗素说，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追求真理的习惯，“我愈是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便愈想了解有关它的事实与真相，尽管这些事实与真相，可能会使我感到不快……”

引导人们成为哲学家的主观动机有很多种。例如，在历史上，一个备受压抑的异教徒，无法忍受正统教派的压迫，设法寻求论证其教义合理存在的哲学根据，或寻求驳倒对方的压迫的不合理性的逻辑手段，于是，他们进行了哲学思维。

但是，在罗素看来，在所有那些试图进行哲学思维的动机中，有一种是最令人钦佩的，这就是人们对了解世界的渴望。我们翻阅几千年来的中国和外国的哲学史，许多哲学家往往是出自这一动机促使他们进行哲学思考的。他们在这一动机的推动下，苦思冥想着世界的奥秘，钻研着以往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终于得出一个在他们看来是比较理想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思想体系是揭示世界奥秘的最好指南。我们发现，越是远古，越是处于古代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家的时候，这种追求哲学思想的动机越占优势。

除此以外，鼓动着人们进行哲学思维的另一动机，往往是年轻时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的那种潜在的感性刺激。也就是说，种种由感官得来的诱人的好奇心，可以促使一个善于思索的人追根究底地探索事物的本质或世界的真理。譬如说，罗素举例道，青年人看到了美丽的彩虹，会引导他思索：“彩虹是什么？”当一个年轻人或甚至是一个幼童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际是在开始进行哲学思维。一切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的提出，都是从这样一些很具体的提问中开始萌芽。如果这个孩子或青年是善于思考的，他就不会满足于一般常人的回答，也不会停留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可能会进一步思索：“为什么雨后的云彩会把太阳光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彩虹？为什么不下雨时，天上那么多的云彩不会折射成虹？为什么太阳光会被分解成七彩？太阳光的成分是什么？太阳为什么会发射光？太阳什么时候开始发光？整个宇宙和太阳有什么关系？宇宙是怎样形成的？”等。这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并非牵强的发问是导致哲学思维的最好途径——须知，一切哲学问题所要解决的，恰恰是这种关于世界的本质的探索。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孩或青年都会这样不停顿地发问和思索。因此，很多小孩和青年对某一个奇异事物的发问和思索，往往会满足于其中的对一个具体问题的了解上，或者发问到一定阶段，就不再思索下去。

罗素幼年时期的提问和思索就是带有永不满足的特点。他善于孤独地、安静地躲在花园的树木底下，思索着有关大自然的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问题。罗素后来曾经引用过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描写牛顿（Issac Newton, 1643—1727）的一句话说，他从小就喜欢“在思想的奇妙大海中孤独地航行”。

罗素在描述自己为什么走上了哲学家的生涯时说，从童年时代起，有两种问题一直伴随着他的智力的成长，使他一步一步地接近哲学的王国，这就是：一方面要探索家人和一般人所深信不疑的那些宗教教条的根据；另一方面，要探索那些可以称为确实的知识的认识 。

这两个方面的思路，是罗素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结果。

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和各种文化也如百花盛开、竞相争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都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新的科学成果大大地扩大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眼界，使人类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各种崭新的哲学世界观的温床。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哲学界中，逐渐地涌现出一批企图把科学成果移植到哲学领域的新哲学流派。但这些哲学派别都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没能真正地创立一个以科学成果为基础的世界观。譬如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都试图使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推理的基础上。但他们都片面地夸大主观的认识能力的作用，以致使科学技术的成果被窒息在主观的认识能力的框框中。差不多同罗素同一时代，德国有一位叫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的哲学家，他是新康德主义马堡（Marburg）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从表面看来，他也强调哲学必须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数学——的基础上，但他把数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主观的、先天的感性形式的产物，彻底否认数学规律的客观来源。

罗素从学会思考的时候起，就感受到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所遵循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数学的普遍有效性并没有使他盲目地崇信数学的规律，相反地，却引起了他更深入的思索：为什么数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像“二乘二等于四”的普遍原理，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罗素来说，当他第一次接受数学的某些原理的时候，首先要发问一个“为什么”。数学越是表现出普遍有效性，他越要探讨它的普遍性的根源。这就表明，19世纪下半叶人类科学技术的成果已直接地影响着罗素的最初的哲学思想。他发现，数学的精确性和普遍性恰恰是探索世界本质和认识真理的最可靠的出发点。但是，正是由于它要成为真理的出发点，所以就越要弄清数学原理的奥秘。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罗素从幼年时代起开始产生的对数学的精确性的怀疑，乃是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出发点。

在罗素的《回忆集》《自传》和《我的哲学发展》以及他的哥哥弗兰克的回忆录中，都讲述过罗素在11岁时对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公理的怀疑。当时，弗兰克教罗素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弗兰克在论述了第一条公理后，罗素就要求给予论证。当他知道公理是无法证明时，他马上就很不高兴地说：“既然它们是无法证明的，那么，我为什么要首先接受它呢？”他对数学公理的第一次怀疑，成为他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数学奥秘的推动力。从此，他如饥似渴地研究数学，希望从中找到一种能以精确的方式证明哲学原理的因素。他越研究数学，就越怀疑数学，越觉得数学最有希望成为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除了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外，英国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促进罗素深入地研究哲学。这一方面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罗素的社会哲学的内容和原则。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80年代在西欧各国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策。在英国，直到罗素长成为青年时，还没有建立社会民主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都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与罗素有密切来往的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 1859—1947）和贝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 1858—1943）就是英国的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罗素从事社会活动的第一个场所，从那以后，罗素从英国的自由主义贵族立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问题，使他的社会哲学和伦理观点带有许多同情普通人民的色彩。如前所述，穆勒的哲学对罗素有很大影响，而穆勒也是主张实行“改进”英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计划的。罗素的思想中的费边主义思想同他的哲学中的穆勒的影响是相协调的。

由于罗素的哲学中包含着以上各个因素，由于罗素哲学产生于那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又由于罗素本人从小就滋长着怀疑主义的思维习惯，所以，他的世界观，从最初的萌芽形式，就包含着无神论的成分。罗素说，他研究哲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寻找宗教信仰的根源。但他独立思考的结果，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他首先不相信“自由意志”（free will），接着，不相信所谓“不朽”（immortality），最后，不相信“神”（God）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不信神就成为了罗素的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罗素哲学思想在其萌芽过程中，是受到一系列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些主客观因素包含：①罗素本人的特殊的思维习惯；②罗素的家庭所恪守的“贵族自由主义传统”；③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新成果；④英国和西欧社会在19世纪80年代后的结构上的变化。

我们将会看到，在罗素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中，这几个因素一直在起作用。这几个因素的内容和比例不断地有所变化，变化的程度则成了罗素哲学发展各阶段的重要标志，诚如罗素自己所说的：“根据我所关心的问题和对我有影响的著作的不同情况，可以把我的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 RsIQHXJFlyVLgxxcV+51x4yaV7DM1/zJ8vGa/jcPqso0LDm7FnpxJwl3BFuJjr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