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大伙儿饿了吗？下面要参观意大利米兰格雷契修道院的食堂。这幅名画是世界上点击率最高的名画之一。技法高超自不用提，单说画家的心思，绘画对他来说是探索世界奥秘的途径之一，他用了新方法描绘这古老的《圣经》题材。当耶稣说出“你们之中有人出卖了我”，每个门徒的心头，好似有京剧中的鼓点在敲。

这幅壁画，起因于达·芬奇所接受的一份订单，委托方是米兰圣玛利亚·格雷契修道院，任务是在食堂的墙上画《最后的晚餐》，这段《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

餐厅里的“晚餐故事”

请各位想一想，这是多么有趣的对应。在食堂的墙壁上画着以吃饭为主题的画作，多么搭配。选择了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最著名的“一顿晚餐”加以描绘。每个到食堂的修道士，一日三餐都要目睹这个画面，重温这段圣经故事。普通的用餐，由于这幅画的存在，变成了精神上的一次加餐。这座名为圣玛利亚感恩的教堂，其管理者用心良苦，希望众教徒“喝水不忘挖井人”。

这的确不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它是耶稣这位救世主辞别尘世，开启更大苦难的起始点。《圣经》里的刻画可谓于平凡之处起波澜，画家如何把握这一要点，使作品在遵从宗教教义的基础上具有神性，同时具有一种揭示人性的光辉，实在是难上加难。

记得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吗？淳朴的米利哀主教明知冉·阿让的真实身份，仍收留他在自己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冉·阿让偷走了晚餐时用过的银餐具。不久，他被警察带回，在归还搜出的赃物时，主教却告诉警察，这些都是他送给这个人的。警察只好放了冉·阿让。告别时，主教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答应过我，以后要做好人。”冉·阿让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没有向主教做出过任何承诺。可是，主教的叮咛却彻底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伟大的雨果，刻画了一顿普通的晚餐，为一个曾经的囚犯开启了人生的新起点。这是一个关于心灵救赎的故事。

在达·芬奇之前，已有无数画家或受委托或出于自愿，画过这个题材，怎么创造他自己心中“那一顿难忘的晚餐”，是吸引达·芬奇接受这个订单的重要原因吧。

达·芬奇选择了大厅北墙绘制这幅作品，他为此稿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就连颜料也出自他的发明，由一种油彩与蛋彩混合而成，据说掺入了鸡蛋和牛奶，从而替换掉了自中世纪以来被广泛运用的传统湿壁画颜料。对于达·芬奇来说，绘画只是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有趣的方式，他并不十分在乎自己的作品一定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次，对于一向聪明的达·芬奇，可以说是一次失败，新颜料不能很好地溶于湿壁画的主要材料灰泥之中，加上达·芬奇涂得很薄，导致《最后的晚餐》在五十年后就因湿气而开始严重剥落，修道院费尽心力修补此画多次。

与众不同的构图

现在我们来细看画面：十二个门徒沿着餐桌坐着，形成四组，耶稣坐在餐桌的中央。他在一种悲伤的姿势中摊开双手，说出一句话：“你们之中有人出卖了我。”一语激起千层浪，耶稣刚说完这话，一种劫运难逃的冷峻气息，袭上每一个参加晚餐者的心头。一连串复杂的情绪在绘画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如此深刻、细腻的反映。达·芬奇冲破一切世俗的传统和规范，将画面从老一套公式化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变为现实生活的再现，达·芬奇的技艺使圣徒们的形态栩栩如生。

对于这样一个场面，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无神论者，都能够舒舒服服地观看画面中的一切。所有人物都安排得那么自然合理。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种画面中的“合理”却是生活中的“不合理”，达·芬奇十分巧妙地修改了现实中就餐座位的安排。

想一想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餐桌是长方形的，在一个西方人家庭里，人们应该怎么就座？如果按照西方餐饮礼仪，重要的主、客应分别坐于长方形餐桌的两个顶端，其余人等坐于餐桌两侧，绝不可能按画中的方式落座。达·芬奇如此安排，完全出于观看视点与展现画面中人物关系的考虑。如果按正常就餐方式描绘，耶稣将是一个侧身像，一半的门徒也会背对着观画者。如果让坐在餐桌尽头的耶稣正对着我们，十二个门徒无论怎么安排，都无法将他们的表情一一展现清楚。只有这样大胆改造，才能赋予故事中每一人充分暴露内心的机会。伟大的画家，总是在我们不易觉察的时候，将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情景改换门面，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

说到此，是不是有必要为达·芬奇拍案叫好？如此创意，前无古人……且慢，这句话说得过头了。真的是前无古人吗？前辈画家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真正了解吗？

谁“抄袭”了谁？

为此，有请弗拉·安吉里柯，这位生活在十五世纪意大利的修士画家，曾经也创作过一幅类似《最后的晚餐》的壁画。

这位画家的安排绝不随俗，他把门徒一字排开，让观看者有机会看到至少八个人的正脸。出于变化的考虑，他将长桌子在左手折了一下，形成一个直角。整洁的台布上几乎未放一物，更加衬托八个人的表情。正面墙上的两扇拱形小窗，增加了透视效果，并与长桌前木质的圆凳子呼应。

这种安置人物的方法与达·芬奇何其相似。问题出来了：谁借鉴了谁？或各自独立创造，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若看一下两位大师的“生辰八字”，是非曲直便别有一番滋味。

安吉里柯的出生年月不详，但有明确记载去世于1455年，此时的达·芬奇刚刚三岁。所以排除“安大师”抄袭“芬奇大师”的可能性。只剩下后者“抄袭”前者的概率。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安吉里柯的这幅壁画（应该创作于1440—1441年）一直保存在佛罗伦萨著名的圣马可修道院的禅房里，达·芬奇极有可能到这里观摩过。也许经过他反复观看，安吉里柯在这幅壁画中创新的构图给了他决定性的启发，于1495—1498年他创作自己的《最后的晚餐》时用到这个构图创意，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了这种正面观看的视觉效果。

不仅是达·芬奇，估计还有其他画家参考过安吉里柯的这幅壁画，比如另一位意大利画家安德列亚·德尔·卡斯坦诺，大概出生于1421年，逝世于1457年，他于1450年在佛罗伦萨圣阿波罗丽娜修道院创作了《最后的晚餐》。画中十一个门徒一字排开，比安吉里柯更进一步，他们保持了与观众对视的角度，愁苦的表情一览无余。犹大被剔除在餐桌的对面，一副受审判的架势。如果到现场观看，观众会发现，离壁画很远，一道“闪电”在画中闪现，定睛一看，是那块雪白的桌布，横在众门徒与犹大之间，画家似乎在暗示，他们已经划清了界限。

如果遍览意大利的教堂，还会发现更多更早的《最后的晚餐》，其中有一幅十三世纪的马赛克镶嵌画《最后的晚餐》，装饰在水城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大教堂里，画中门徒也是一字排开，犹大在哪里呢？是那个餐桌最左端探身去拿耶稣手中面包的人吗？很难说清楚。这幅作品属于中世纪创作的宗教画，比安吉里柯又早了两百多年。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种种惊人的创造并非无中生有，总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后世的大惊小怪大都受限于眼界的窄小，只见某幅作品，而未有机会与耐心窥探到这件作品创作的背景。实际上，一位杰出人物的出现，无不借助于周围众多才华出众的人物的烘托。达·芬奇的创新在于以现代人的方式展现传统的宗教故事，赋予真正的普通人的情感。试想将叛徒犹大与众人混在一起，“敌我不分”，这是真实生活中善恶混杂在一起的形象表达，多么惊人的现代意识啊！

用心良苦的草图

镜头再次对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死亡，耶稣和犹大都预知到了。而对于其他十一个人，如同引爆了一颗炸弹，这个恐怖的、冷冰冰的事实在餐桌上蔓延、扩散，升腾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究竟是谁出卖了你？”随之而来的是自我的坚决表白：“我可没出卖你。”绘制这幅壁画时，据说达·芬奇常常一整天徘徊在米兰街头，他凝视街上每一个人的脸孔。他在寻找十二门徒的原型吗？他心中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如何把芸芸众生的面孔，汇聚到十二张脸上，绝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可以解决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达·芬奇通过大量的解剖实践深谙人体的结构，他无疑已达到了科学上的精准度，但是艺术绝不仅仅是科学，它是人在汲取生命精华之后的一次优美的绽放。只有画家本人和神知道这个再创造的过程如何动人心魄。

下面这幅人物草稿图，可以窥知达·芬奇用心良苦。

这么多不同的人的面孔，用同样的五官元素组成，却差异这么大。达·芬奇不但在揣摩人物形象及表情，而且在探讨人物的分组状况。这画草图上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安排，耶稣旁边趴着的那个人是谁？谁会在如此晚餐的时刻酣然大睡呢？也许他不是睡着了，而是吓昏过去了。此人是犹大吗？不是。如果纵观达·芬奇之前的画家们创作这一题材时的画面，就会发现犹大都被排除在人群之外，那么跟大伙儿坐对面的那个门徒无疑就是犹大了。

想一想画家当初还有如此的设计，多么妙趣横生。这表明画家最终的布局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琢磨，逐步从习以为常的生活原型中挣脱出来，促成艺术上的更新，服务于最终的表达效果，而这最终的效果既要符合理的约束，更要显露情的抒发。对于任何的绘画学习者，这幅草图的意义与作用，不亚于《最后的晚餐》原作。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可贵思路，由优秀走向杰出的思索过程。

经典的透视法

这幅伟大的湿壁画另一看点是画面上展现的透视法。

在写实绘画中，透视与构图紧密相连，可以说透视法则是构图上的基石。这块基石，始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画家乔托，到十五世纪，在文艺复兴顶峰时期正式确立，直到十九世纪的印象派，从未有过动摇。依靠画面中的透视作用，写实的形体才得以建立起坚实的秩序，形体与色彩才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具有三维效果的整体。所以，能够在二维的空间里展示出三维的逼真魅力，透视的运用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从透视出发，欧洲古典大师们通过精心的设计，构筑起一座严谨厚实的“绘画大厦”。从此，绘画成为“绘画科学”。达·芬奇正是此中的佼佼者，他曾经发表过长篇大论，认为雕塑无法与绘画相比，因为这门技艺无须应对透视的问题，他说道：“绘画与雕塑比较：绘画需要更多的思想和更高的技巧，它是一门更神奇的艺术。”当然，他的言论是一种偏见。但由此可见，画家对掌握透视的技巧多么自豪。

透视如一条黄金法则，它无须为画面增添任何物象，却可以通过支配与调整人与物的关系，改变最终呈现出的效果。画面上无数的细节经由透视统领起来，给人带来咫尺千里的神奇感觉。

《最后的晚餐》运用了极为标准的透视法，将如此巨大的画面一丝不苟地串合在一起。且看正中的耶稣，一切以他为中心，人物情绪的焦点集中在他身上，透视的焦点同样也在他的身上，他的脑后透出的亮光，来自背景处的大门，衬托出耶稣的形象。餐桌、墙壁门窗、天花板的处理采用平行透视，视觉消失点全部集中在耶稣的头上，即画面的正中央。墙面上向后逐渐退远的长方形，天花板上的方格，餐桌上的食物、餐具，每一个物件，都经过几何学的精密计算，铺陈在准确位置，构成上下左右向中央点集中的透视构图。

整幅画中，其实房屋极为抽象，几乎只是一个框架，此为虚；相反，所有人物描绘得极其详细，此为实。因此，这幅画作是写实与非写实的结合，也可以说游走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在达·芬奇以前，从来没有画家把数学的透视法运用在如此繁复的构图之中。而这一切的目的，只为了更好地描绘出每个人物或动或静的姿态，从而捕捉住他们的心理变化。当舞台上的灯打开，一刹那，全部亮相。

积极热烈的“课堂讨论”

最左边的人（巴多罗米）双手按住桌子，猛地站了起来。另两个人注视着耶稣，惊讶得几乎讲不出话来。平移到左边第二组的三个人，此中的犹大，上身后倾，右手紧紧攥住钱袋。他身后的门徒上身大大地前倾，与犹大恰好形成一个“×”交叉，造成局部的戏剧性冲突：干了坏事的向后缩，问心无愧地往前冲。有时，形体的刻画比表情更能传达出情绪。

右边第二组三个人全部面向耶稣，从右数第四个人（马太）上身前倾，从情绪上看，显然急于表达自己的忠诚，从构图角度，他巧妙地联结了右边的两个小组，又与最左边的那个人（巴多罗米）形成左右呼应。最右边这一组人最冷静，也最自信，根本没有去考虑耶稣是否会怀疑自己，而是全神贯注投入到“谁是告密者”的分析之中。

在这幅作品中，达·芬奇不但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十二个门徒，而且巧妙地运用光线，使耶稣成为视觉中心。作为背景的三个窗户，透出明亮的天空，既营造出空间深度，又成功地烘托出主体人物形象。这样，达·芬奇又一次摆脱了传统的做法，将十二门徒头上的光环去掉，甚至连耶稣头上也没有。通过这一大胆的“减法”，达·芬奇告诉我们，包括耶稣在内的所有人都等于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每个人物的衣饰上的色彩搭配合理，只选用红、黄、蓝、绿、白这五种颜色去强化形体动作，使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又有利于呈现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

在此前或此后的众多同类题材中，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被公认为空前之作，他总结了前辈们的经验，吸取了宝贵之处，将构思的精巧，布局的卓越，细部刻画与整体结构发挥得淋漓尽致。

画里画外

这幅巨大的壁画，如果到现场参观，还有更精妙之处等待着观看者对此发出赞叹之声。我们会发现，达·芬奇将画面展现于饭厅一端的整块墙面，厅堂的透视构图与真实饭厅建筑结构相联结，使观看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犹如一幕真正的大戏在这间不大的修道院里循环往复地上演。画面中的人物，或惊恐，或愤怒，或疑虑，或表达，手势、眼神与行为，既如戏中的夸张表演，又隐含了对现实生活的拷问。

当白天的喧哗与骚动在暮色中沉寂下来，大街小巷的灯火点亮起来，每个人都再一次面对属于自己的晚餐，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循环下去，可曾想到，在意大利的这个修道院的餐厅墙上，由于一位画家的创造，一顿传说中的晚餐成为点亮人类心灵的永恒出发点。

达·芬奇

● Leonardo da Vinci

世人对达·芬奇的记忆，主要源于他的《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其实，画画只是达·芬奇研究世间万物的一种方式。达·芬奇1452年出生于芬奇小镇。达·芬奇的父亲皮耶罗是一位律师兼公证人，母亲是一位农妇，但因为没有结婚，达·芬奇成了私生子。由于这样的身份，达·芬奇从小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14岁时，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始追随佛罗伦萨画家韦罗基奥学习，直到1478年成为独立画师为止。他成年后的生活辗转于佛罗伦萨、米兰、罗马与威尼斯之间。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意大利各共和国及贵族宫廷的真正赏识，但他的名声早已远播四方。1516年，应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盛情邀请，已步入暮年的达·芬奇决定到法国定居，3年后病逝于此。他的那些天才的想法和全部科研成果尽数保存在那本大约6000页的手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