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是一本关于东南亚亿万富翁的书。虽然他们人数极少，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着各自的区域经济。为了本书的论述，我们把东南亚设定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最早的5个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加上中国香港地区。受传统的影响和自身利益的驱使，香港传统上既是“大中华”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这六大实体是该地区经济上的佼佼者，是1993年世界银行所誉称的“东亚奇迹”的东南亚贡献者。其他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文莱——自称为东南亚，但它们的经济产出加在一起只有新加坡的一半多一点，因此它们在这里只是一带而过。

一本书要对东南亚的6个地区进行专题评议，是很不寻常的。大多数学者都只选择一两个国家。少数综合性作品会在不同的章节里分别对各个国家进行评议。这些书有其自身的局限，但优点是涉及的区域极其广泛。不过，本书涉猎的内容比较宽泛，因为它旨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之所以要把所讨论的这6个区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着极其引人注目的相同主题。最重要的是，它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之间的非常特别的关系。那些侧重于研究单个国家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这些历史和结构的相似性及其意义根本不重视，也很少报道。这些国家的富豪商人之所以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一般情况下的一个共同特性。

“亚洲金融危机”使该地区的经济几乎崩溃。而此前一年，即1996年，《福布斯》杂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上，前25人中，有8名是东南亚商人；前50人中，有13名是东南亚商人 ^[1] 。一个小地区，又没有一个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但在世界最富有的24人中却占了1/3。这些人都是亚洲教父的先锋，每人名下都有40多亿美元的资产，如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郑周敏、郭令明；他们之后，是财产较少的富豪，但每人也有1亿至3亿美元的资产净值。

在月薪500美元就算高的地区里，少数人拥有如此多的财富确实反差太大，令人尴尬不安。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怎么会统治东南亚的经济？他们对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有什么贡献？或许最重要的是，当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时，他们为什么仍然这么坚不可摧？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他们很有可能失去经济主宰者的地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将看到，与以往一样，现今富豪们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金融危机只是使少数最弱的富豪大亨受到了企业债务负担的影响。本书的中心任务是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为寻求答案，我们从富豪们切入，来研究较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本书将对两个转口贸易城市型小国家和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从实用性而非政治正确性来考虑的）进行直接细致的历史叙述，并对4个“真正”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行详细的剖析。这是一个便利的方法，又是一个结构性的花招，但我们无须为此道歉。本书将采取迂回曲折但更方便读者的方法。在这方面，1918年出版的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四名人传》给了我很多启发。斯特雷奇想要捕捉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人的虚假和伪善，但他拒绝了他所称的“详细直接叙述法”，相反只着重于少数“知名”人士的生平。我们希望亚洲富豪的故事能有其一半的启发性。虽然最近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已转向中国和印度，但我们还是希望对曾经拥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地位的东南亚的分析，能为发展经济学这一不完善的科学提供有用的资料。

本书想揭示的

对东南亚近代历史作自下而上（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少数知名人物）的研究有一定的危险。读者可能被大亨们有时怪诞独特的生活逸事所深深吸引，从而迷失了其背后的那张经济和政治的巨幅蓝图。为了减少这种风险，有必要先把本书的主题概括一下。

首先，本书的主题是，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在殖民时代，这些特许经营权大多给了殖民地的精英们，非精英群体只能得到一点点。在后殖民时代，新的本土政治领导人的权宜之计是培养依赖于他们的阶层，通常情况下是非本土大亨。这些非本土大亨能虹吸经济租金，让他们的政治主人分享其经济利益，并且不会对政治势力构成威胁。

其次，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型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企业，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因为它们都有港口、洗钱处和海外金融中心，并且贮藏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本。在始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所有这些经济秩序似乎都是可行的、可接受的。但金融危机袭来时，人们开始明白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先天不足，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该地区的全面崩溃。自危机爆发10年以来，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至今人们仍然不知道它们是否会被解决。政治精英们和经济精英们继续高高在上，认为他们有权统治，人们无法预测他们是否会突然醒悟，改变自己的行事习惯（moral epiphany）。

最后，有必要说说本书书名。称这些大亨为“教父”，并不是说作者把他们看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暗示他们涉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当然，有些亚洲教父参与了软硬商品的走私活动，他们甚至还偶尔贩卖人口、毒品和武器。极少数大亨还与赌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活动常常与亚洲的黑社会有关，如中国的三合会、印尼的匪徒，等等，而且这也是大亨们要对付的现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黑手党头目。相反，大多数亚洲有组织的犯罪与大亨们栖息在一个平行的但有联系的空间里。应当记住，长期以来亚洲的政界人物在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会与犯罪团伙合作，如英国、日本殖民主义者以及苏哈托；在这方面，他们与本地商界领袖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们不这样认为。

本书使用“教父”一词旨在反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男性权力、冷漠高傲和神秘性，这些都是亚洲大亨故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然，标题也带有幽默调侃的意味，不必当真。正如原《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所说，他构建的是一个复杂的幻想——他称之为“一个非常浪漫化了的神话” ；因此本书的论点是东南亚大亨是另一个大神话：这一神话使他们显得同样神秘莫测、遥不可及。亚洲传奇包含了关于种族、文化、遗传学、企业化以及自殖民主义结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个基础的亚洲神话。在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教父》与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完全不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话，现在的任务是解构它。

本书所反对的

为了纠正人们对东南亚历史缺乏根据的认识，以下的叙述肯定会涉及内容丰富但危险的领域。我们将展现世界上最杂乱地区之一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东南亚的近代历史与早先的前工业化、半封建社会时期的移民，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殖民统治者及其他）、中国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紧密相关。此外，东道国人口在种族和宗教上已是极端的混杂，而欧洲人很熟悉的阶级与天赋权利的区分更使这一地区四分五裂。这营造了一个像欧洲或非洲一样一触即发的种族和社会冲突的环境。在这宗派大旋涡里，种族成见仍是常见的标准，因此许多人会随机改变身份。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本书试图揭穿一些关于东南亚文化问题的较为恶劣的谎言；在此，笔者首先请求宽恕这一过程中的无意冒犯。

在经济层面，以种族来解释发展早已成为分析东南亚的基石。每一所亚洲学校的孩子都知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殖民者通过吉卜林所谓的“白人的负担” 的棱镜来看待他们的奋斗：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科学、制度和道德资源，对弱势亚洲人民产生了影响，带领他们走向现代。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独立后的时代，当讨论白人离境后的经济荣景时，种族论继续占主导地位。其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最大的移民群华人在商业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绩斐然。这使得描述过去50年发展的读物毫无疑问都以文化和种族为基础，只是比以前更细致入微。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特别聪明，有些人认为他们特别好逸恶劳，还有些人争辩说，文化注定了他们的不同（优秀的家族商人，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运转，肯定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里，等等）。本书将从这些方方面面来讨论问题。

但是，不难看出原始数据是怎样促成华裔例外论这一概念的。据估计，在东盟股票市场，华裔的上市公司占了50%—80%，具体数据各国略有不同；与此相比，华裔人口所占比例为：菲律宾2%，印度尼西亚4%，泰国10%，马来西亚29%，新加坡77%。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者在20世纪90年代估计，“华人”股权在菲律宾控制着45%的大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控制着20家最大企业中的18家，在泰国控制着10家最大企业中的9家，在马来西亚控制着60家最大企业中的24家。大部分亚洲教父是华裔。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使种族理论的解释达到了顶点，产生了大量无用的关于海外华人超凡经济能力的书籍。这些书从文化角度对海外华人超凡的经济能力进行了分析。较为难忘且有影响力的是高登·雷丁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1990）、斯特林·西格雷夫的《龙行天下》（1995）和乔尔·科特金的《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1992），后者包括注定要在商业上成功的海外华侨华人和其他许多全球性的“族群”。“竹网”一词流行开来，被用来形容周围地区华人之间可见的关系，以解释他们的经济活力。总之，严肃又煽情的媒体花大钱获得了这些文化分析，因为其神秘性和共济会色彩确实能成为故事的卖点。但同时，学术界也有少数经济学家一直对华裔例外论持怀疑态度，他们的领军人物是日本学者，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笔者要把自己对文化决定论的态度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许多人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贡献主要应归因于文化，但10年的中国生活经历，再加上为本书所作的长期研究，使笔者对此形成了三个根本性的反对意见。

首先，文化规则这一理念忽视了历史背景。东南亚移民大多发生在殖民时代。那时，殖民政府用他们“高级”的组织管理能力引导不同群体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大英帝国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当时称他们锡兰人），被招聘从事政府和专业岗位工作。因此现今，新加坡或吉隆坡高等法院外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许多律师和法官都是次大陆后裔。这并不是因为印度人生来就适合被培养成律师，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物。中国人抵达东南亚时，却常常被禁止在政府和许多行业里工作，而且往往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耕地或从事农业劳动；不过，贸易和商业机遇基本上不受限制。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与说犹太人是“天生的金融家”一样，犯了同样的简约主义错误。我们遗漏了一点，19世纪前的欧洲犹太人不能参加行业协会，不能从事贸易，也不能从事耕作，而基督教教会禁止其信徒有息贷款（很像当代的伊斯兰教）。对犹太人来说，大部分经济机遇都被限制了，而从事金融行业的时机却已反常地成熟。这种情况的现代版，可以在俄国发现，几乎所有冷战后的经济“寡头”都是犹太人，他们用较为纯粹的斯拉夫式的政治精英训谕和理念主宰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其次，反对文化论是因为它意味着华人是同质的，东南亚的华人是典型的一般意义上的华裔人种。然而，1949年之前，大规模移民中的华人尤其不同质。这在他们的口头语言中特别明显。在中国，只需走上50或60公里，就会有一种新的且完全不知所云的方言（在中国语境中，“方言”这一词具有误导性，因为在其他国家，不同的方言只有一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化）。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乡土观念，但如今却被掩盖了，因为在1949年后，中共政府成功地推广了普通话，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扫除了文盲。但是几乎所有的华人移民东南亚在1949年底之前已经完成。那时，移民国外的人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而是被扔进一个陌生熔炉的群体，因为大家讲着相互不知所云的方言。许多殖民时期的外界观察家就此结果发表过评论。维克多·巴素在《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中国族群被带进从没有过的邻近，不同方言的族群几乎视对方为外国人。” 探险家乔治·温莎伯爵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在东南亚操不同中国方言的群体“相互敌视，好像他们来自敌对的国家” 。但是这些作家未能在他们的观察中领会经济上的寓意。华人“族群”的支离破碎意味着他们对经济机会的竞争尤为激烈，当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时，这种竞争甚至是暴力的。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人们说历史上的海外华人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根本不是真正的“华人”时，文化决定论才能立足。这样的说法可能很难被当代华裔优生学家所接受，如新加坡的内阁资政李光耀。

由此推论出的问题，即是否可以说东南亚的华人特别反映了中国性的“标准”，历来都很微妙。总的来说，从任何社会来的移民——无论是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还是20世纪初移民巴西的日本人——总体上都比那些留在本国的人干得出色。这样说也许是公平的。这样的移民是一个自选的个人团体，特别愿意为美好未来承担重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有一个共同之处——移民出去的人与留在本国的人不大一样，因此，我们要警惕文化推断论。但在东南亚，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虽然欺骗、胁迫和不公平的契约劳动合同在华人移民中并不罕见，但在东南亚，与从印度次大陆来的第二大移民群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是自愿的自由移民。在契约劳动（从19世纪40年代起对奴役的“慷慨”的代替）的时代，在英国殖民地的招聘系统里，来自印度的建筑和矿业劳工都是低种姓，往往都是“贱民”。这些受胁迫的苦役者几乎不会给白人种植园主惹麻烦，但与自愿移民的华人相比，他们也不太可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质疑：东南亚中国文化优势论的理由是，这一理念把中国移民与教父连在一起了。这很有误导性。首先，虽然大多数海外华人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但在某些地方，如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北部沿海城镇或非大都市的泰国，有无数个中国家庭好几代人都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生活与其他民族一样凄苦。种族并不能保证成功。正如华侨历史学家潘翎所说：“后来把华侨定型为成功的企业家，掩盖了失败常常是移民经历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即使说多数亿万富翁都是华人或有部分华人血统，那也应该记住，从中国来的移民是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鼓动者，这反映了他们更为普遍的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地位。东南亚华人并不一定会只把自己看成华人，他们更会以阶级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阶级”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理解的——即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他们那里，阶级是政治忌语。

至于教父本身，他们并非是典型的精英，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精英达成了默契的外来经济贵族。在文化方面，教父是变色龙，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是世界主义者，会说多种语言，远离亲人平凡的关怀。此外——与民众的偏见相反——该地区的大亨远非都是华人。只有少数纯华人大亨完全继承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其他纯华人大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中文读写能力（虽然常常不承认这一事实）。许多大亨是欧亚人，他们的非华裔血统有时被看做是件令人尴尬的事而遭到弱化，在华人圈子里尤其如此。然而，还有根本不是华人的教父。这本书将向人们揭示，大部分华裔大亨的行为在实质上与在香港的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班”、菲律宾的西班牙裔教父或马来西亚的首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的特性首先是教父，其次是种族。

尽管前面这样说，但如果说大量已发表的有关“华人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都是骗人的，那也未免太无礼了。问题仅仅在于文化诠释已被过度使用，尤其是它已渐渐变成粗陋的种族理论（对此将有详细的描述），人们应对其持怀疑态度。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海外华人在经济上的相对成功使人很难去争辩具有凝聚力的家族主义，强调指定的角色、纪律和孝道等中华文化对草根阶层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抽象地辩论儒家的“价值观念”促使中国企业形式独具一格，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对儒学的讨论未能区分模糊的道德戒律理论和理念的实施，而儒教不切实际的理念使人们感到违反它比遵守它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像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这样华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里，推崇儒教伦理历来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

后天培养比天生拥有更重要

如果大多数具有文化色彩的东南亚经济分析结论（认为东南亚华裔大亨——好与坏，取决于描述他们的作家——处于东南亚发展过程的顶尖）基本上是错的，那么什么是教父崛起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权力的控制显得不可动摇，以致大多数教父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动荡中安然无恙？本书认为，这些人首先是政治环境的经济产物，他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经营，而正是这种政治环境妨碍了该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东南亚可能会走向拉美式的停滞和不平等。

中央集权政府对竞争管理不足（从不能确保竞争的出现这一意义上讲），对进入市场管理过度（通过严格的执照审批和没有竞争的投标），从而保证了商业资本家——或资产交易商（这词更有贬抑色彩）——从政客造成的经济的无效率中套利，成为头面人物。这一趋势在东南亚更加明显，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所谓的“操纵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伪装成预定胜出者的民主（新加坡、马来西亚、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就是经济利益牢牢控制了政治体制，几乎不会因为确实出现的政府变换而受到影响（如泰国和菲律宾）。在这两种情况中，政客们会用大量资金维系他们那貌似合法的权利，而要获得这些资金，只有在政治上直接拥有大型企业，或更通常的做法是从名义上独立但受惠于政客们的大型企业那里得到捐款。不管哪种，这种机制造就了政界人物与大亨之间并非完全不愉快的依赖，而其中本土政界人物与政治上没有威胁的非本土的大亨的关系最令人感到轻松自在。

笔者观察亚洲发展中国家长达15年之久，认为在决定社会繁荣与否时，体制远比人重要得多。日本、美国以及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很富强，而使这些不同国家富强起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更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除两个特别幸运的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外，东南亚依然很贫困，这是政治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这个地区产生了极其贪婪的商人。这里的政治失败不是指信仰共产主义的越南或老挝的失败，也不是指柬埔寨或缅甸强盗统治的失败，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失败。这个地区如果要前进，必须进行政治和制度上的改革。

亚洲教父反映了而不是创建了区域经济，就像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各个金融王朝，如瑞银华宝、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巴林银行、跨世纪的美国金融家——摩根、贝耶斯、卡内基、洛克菲勒——一样都是一系列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欧洲银行家从弱小国家那里狠狠赚了一把，因为那些国家的统治者既没有财富，也没有中央银行，更没有足够的税收，只能通过他们进行募集投资。在跨世纪的美国，新出现的公司还没有被有效组织且缺乏资金，欺诈的小股东几乎不会受到惩罚，对反竞争行为的立法监管还在初期阶段，那时，金融家J. 皮尔庞特·摩根进一步显示了中间人的力量（亚洲人可能对当中的有些事很熟）。在这温和的环境中，石油、工业以及铁路的大亨们共谋着，造就了巨大的寡头垄断或托拉斯，他们心满意足了。

当欧美国家逐渐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财政，公众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表明他们受够了被19世纪30年代一本通俗读本称为“强盗资本家”的人物时，作为经纪人的大亨就没戏了。美国教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控制，如：泰迪·罗斯福总统建立的反托拉斯的公司局、联邦储备法、证券法以及著名的“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其中联邦储备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受商业活动者控制，证券法要求向公众公开法人信息。该法案得到了有效实施。而“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更是把银行的零售业务与证券业务分开了，因此切掉了侵害小额投资者利益的最大途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前后，如非常著名的1907年的恐慌和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暴跌。

虽然美国政治机器那时非常腐败，但对这些危机还是作出了反应，它进行了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书中后面章节要讨论的两个问题是：谁或者什么会驯服亚洲的教父？什么时候驯服他们？笔者对前人的研究及深思有幸一无所知，一开始就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如此严重，暴露了那么多一丝不挂的皇帝，那么这个地区一定会被迫进行全面的改革，以寻求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是，在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做了大量的采访笔记后，笔者了解到东南亚所处的境地比想象的要危险得多。我们要讨论的“真正的”国家和地区都要在两者中作出明确的选择，要么走强国之路，要么像拉丁美洲那样，在世界银行称为“中低收入经济”的苦难中走循环不前之路。原因之一可说是拉丁美洲的局面对那些继续过着好日子的有权精英并非没有吸引力，虽然大部分人的梦想都破灭了。同时，新加坡和香港这样城市型的国家和地区自身有着严重的——并非和人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政治问题要解决。

增长来自何处

亚洲教父利用政治的无效率获取利益——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但建立一个真正衡量他们对区域发展贡献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而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来说，生产业绩是最重要的。例如，最近在泰国所作的研究表明，过去的20年里，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大亨主宰的服务业。同样，教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收益一直很差，从而导致东南亚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是新兴地区里业绩最差的证券市场，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亚洲四小龙”形象不同；我们将对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作深入的探讨。

那么，如果不是亚洲商务杂志的封面人物引导了区域经济发展，又是什么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呢？本书虽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经济分析，但还是认为是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促进了经济发展。百姓的储蓄间接促进了经济发展，无意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而中小企业则对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更积极主动的直接影响。说百姓储蓄产生了间接影响，是因为许多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劳动人民——他们很喜欢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或其他储蓄机构，这一点可以从地区的“储存率”中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的储蓄率几乎达到了40%，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好像很令人羡慕，但是这也使得政界人物和与他们合作的大亨通过金融系统可以毫不费力，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大笔的钱。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我们将看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教父怎样把商业银行变成了他们贪婪的个人银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这么多投资转向了没有商业价值的项目，经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说中小企业（作为供应商和委托人）与普通百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是该地区取得巨大成功的出口经济的核心力量。在过去的45年里，他们对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或事物所无法比拟的。重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常常需要教父的合作，效果却很差，但出口制造业的增长却不断获得成功。1960—2005年，最早东盟成员国的出口美元价值每年增加11%—15%，在顶峰时期还要多得多，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本书不围绕图表来说明问题，但294页上附录图表中的图1的有关信息还是应该记住的。图表清楚地展示了被调查国自196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上的增长]与出口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区域出口经济开始起飞之前，偏差时有发生；但后来增长和出口几乎步伐一致地前进。总之，没有出口，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不会发生变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南亚政府发现他们国家中的众多民族（与殖民神话截然相反）非常吃苦耐劳，甘愿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制作衣服、鞋子、器具和电子产品。政府所需要做的只是吸引完全拥有生产设备的投资——大部分是外资，减免税收，中央银行保证当地货币不增值、出口产品便宜。这种政策对于要降低成本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引发了当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小型企业提供元件、承包制造业、提供服务：从制造玩具模型到包装半导体到打扫跨国公司的厂房等等的所有一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进口替代政策取消后，大亨不会涉足出口加工业。很显然，加工业的国际竞争肯定很激烈，对那些只会巧取豪夺、钻官僚政治空子、讨好政界人物的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的大部分出口产品是外资企业生产的，香港制造商生产的东西都有跨国公司的设计员和零售商的订购单。小型企业以及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里辛勤工作的人对东南亚经济增长作出了持久的贡献，虽然他们基本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在1960—2005年间，马来西亚的外贸非常繁荣，规模巨大（出口产品的美元价值增加了118倍），以至其每年公布的年出口总量都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因为与国内生产总值不同，出口数字不按增值报，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数字还包括了进口元件）。新加坡的同期出口增加了150倍，其公布的国际收支项目顺差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自1990年以来，占了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7%，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但却反映了其商品贸易与服务业的极大的良好平衡。

不幸的是，出口依赖模式——最近中国也采取了这一模式——确实有其缺陷。太多出口产品由外国公司生产，太多的出口产品是为了外国公司而生产，但买主是易变的朋友。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现了这一点，那时外商开始把业务移至成本更低的地方，如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迁移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了，但后来却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199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整个地区的出口增长突然慢了下来，这并非巧合。在金融危机始发地泰国，出口下降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航运商品，如木材、橡胶、棕榈油以及特殊产品的推动，东南亚的出口有所恢复，但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出口方面，要吸引外国生产设备回来还需假以时日。

当出口引擎在东南亚失去作用时，注意力应重新放到这一问题上：区域经济还能提供别的什么。目前的回答是不够的。亚洲教父所经营的国内大型企业，其发展依赖于受保护的市场、卡特尔和公共项目毫无竞争的投标。结果是，几乎毫无例外，从新加坡银行、香港超市，到印度尼西亚的面条制造商，东南亚的公司都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不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非常依赖外国的技术和项目管理，因为在过度控制的市场里，教父要全力施展巧计才能做成生意，所以把技术任务留给了外人。日本学者义原国雄是最早批评教父经济的学者之一，他把这称之为“没有技术的工业化”。东南亚有着一切现代经济的外部标志——高科技的工厂、令人震惊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系统以及公用设施，但是却没有一个本土的大型企业能生产世界级一流产品、提供世界级一流服务。结果，也就没有世界品牌。真正的竞争仅限于中小型企业，因为大亨已采摘了肥大的经济硕果。应当记住义原国雄先生20年前在他的创新作品中所说的：“我的真正目的是……要大家注意一个无效率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生气的超级经济层的出现，并请大家思考一下它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这些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10年说的话是预先的警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类似的书中也提出过这样的警告。金融危机后，一度似乎真的要扫除导致东南亚“超级经济层”产生的政治经济结构。人们对改革与放松管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甚至还采取了一些行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民主选举，泰国制定了另一部新宪法。但期望出现标志性的改变却是不可能的。现在重新审视教父经济，部分原因是为了弄懂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精英是如何保护他们的采邑的。但也不必对将来彻底悲观失望。在19世纪的欧洲、美国和日本，来自底层的缓慢但一致的大众挑战推动了政治生活，并通过联合，迫使大型企业前进。东南亚是否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可爱的富人

在漫长的探索一开始就认为拥有亿万家产、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教父缺乏远见和辨别能力，那是错误的。当然，当地的政治经济结构迫使他们去行贿、去游说、去恐吓、去说服、去说一大堆谎。但他们发达了，因为他们对东南亚经济的理解无人能比。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虽然像往昔的欧美教父一样，他们高度戒备，不愿与陌生人来往，但他们也有放松警惕的私人时间。在这种时刻，笔者的经验是许多大亨与独立的观察者一样，认为东南亚扭曲的经济是非常愚蠢、可笑的。但与其他商人一样，他们必须待在那样的环境里竭尽全力多赚钱，少惹麻烦。有时，他们不择手段地保护那样的环境，因为这是他们生意成功的一部分。

认为大亨都是一样的，也是错误的。他们的性格迥然不同——虽然大部分非常迷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笔者有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念头——人们已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来剥削他们）。真相是，在公共事务方面教父们表现出高度一致，他们都是亲政府派。所有地方的商人都很保守，但大亨们五花八门的生意使东南亚的商人更加保守，因为教父的生意更多的是依赖政府的特别人情，而不太依赖有竞争力的专业化。人人都玩这种游戏，就没有什么可公开争论的了。东南亚确实存在着与暗地里用卑鄙手段陷害人不同的公开冲突，而且越来越多，但都是与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有关——他们购买教父提供的昂贵商品和服务——如香港的电力或港口设施。该地区最富有的大亨之一，有一次在家里平静而坦率地把该地区的经济比作“一碗美味的鱼汤”，够他和他的伙伴忙活的。他这样质问本书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红辣椒？”

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应该强调，笔者无意贬低大亨们。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对他们的讨论一直是，要么奉承羡慕神秘的亚洲企业，要么无情地谴责不劳而获的寻租者。本书将要表明，实际上大亨只是寻租环境中的高效生意人。从经济效果来说，这限制了具有国际竞争力公司的发展，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国内的商品和服务就不会那么贵——无论是香港的公寓还是马来西亚的面粉。但现在的状况应由政府官员而非商界人物来承担责任，因为政府官员的任务是保护社会利益（亚洲商人从政后出现的这些复杂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讨论——他们从政并不仅仅是与政府官员同流合污，没有那么简单）。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

马上要见教父了。但首先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由来有一个基本事实上的了解。现在对东南亚作时事评论的人很少阐述历史背景。但没有历史背景，就不可能理解该地区的经济。所以，必须讲一下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东南亚，包括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白人殖民统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带来的利益与混乱以及争取独立的斗争，如此我们才会明白当代的教父是如何大赚其钱的。

【注释】

[1] 本书提到的1996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中的前25位中的东南亚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