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法,《诗经》是“经”之一,楚辞位居“集”之首,都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不过对于我来说,这种分类法,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经典”观念,却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心目中,《诗经》(尤其是国风)不过是早期的流行歌曲,楚辞大半是诗人的不平之鸣,都只是些普通的文学作品而已,与今天的流行歌曲,今天诗人的不平之鸣,并无本质区别。现在大家都说它们是“经典”,我理解只是说它们确实写得好,有文学价值,仅此而已。我自己的还算喜欢它们,也就像喜欢别一些文学作品,大抵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而并非因为它们是“经典”。
当然,我的意见也并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从前就有许多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南宋的朱熹就曾说过:“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朱子语类》)——怪不得他做的《诗集传》能别开生面。晚明的冯梦龙也曾说: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
(《序山歌》)
大意是《诗经》的国风就是歌谣,也就是后世的山歌,在当时风雅并称,历史久远,地位很高。里面有许多桑间、濮上之音(爱情诗歌),孔子认为它们表达了真情实感,所以把它们采录、保存了下来。现在的山歌虽然非常俚俗,但正是《诗经》郑风、卫风(爱情诗歌)的遗响,它们原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应该像尊重《诗经》一样尊重山歌(反之,也应该像看待山歌一样看待《诗经》)。接着他还说,山歌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功用。其实,如果表现“男女之真情”的国风传统能够一路传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则“名教之伪药”原本是申请不到“批准文号”,从而根本投不了产,入不了市的。
到了现代,鲁迅的意见也差不多,他在《门外文谈》中说:
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是用了调侃的口气,来把《诗经》“去神圣化”的,而且把它与白话诗作了比较,认为它甚至还不如白话诗(当然也是开玩笑)。的确,“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哪能跟前者比呢!
正因为抱了这样一种“不恭敬”的态度,所以要我承乏来解读诗骚,我自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乱说一气。
我的理解之一是,文学就是文学,只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古今中外之别。正如“爱理恶德”(T.S.Eliot)所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因而人类所有的行为、痛苦、斗争都是同时存在的。”他还补充说:“所有的女人因此只是一个女人。”如果可以继续补充的话,那么我还想说,所有的空间也都是“同地”存在的。我之看待文学,一如食客看待料理,只问是否好吃,不管来自何处。所以我用来解读诗骚的材料,也就五花八门,随物赋形,“东搭黄浦西搭海”,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加之现在市面上流行掉书袋,古书袋,洋书袋,大家掉得不亦乐乎,也有掉得昏天黑地的,我自不妨也来凑个热闹。
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诗无达诂”,更何况又过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要说“达诂”,就连“涩诂”也是奢望。拿过一首诗来,这个说是写美女的,那个说是写俊男的;这个说写的是死人,那个说写的是活人;这个说是男人写的,那个说是女人写的;这个说是讲政治的,那个说是玩爱情的……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谁都有“话语权”,谁都没有“最终解释权”。这既让我生杨朱歧路之叹,也给了我“取巧”的空间。我的诠释未必合于众口,但保证至少都有“借口”。有些乍看上去不大正经的,希望先不忙着鄙视,熟悉熟悉,见怪不怪了,也许就会觉得正经起来。
我的有些今译可能就更不正经了。其实“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就很不正经,但以之今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形神俱似,不愧是鲁迅的手笔,一出手即不凡。又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倪海曙的《苏州话诗经》,也是很不正经的,年少时一读倾心,从此成了它的“粉”(fan),以它为“偶像”。这次,凡我力有所不逮,或干脆想偷懒,就拉它过来救急。唯一的遗憾是,我懂苏州话,读者却不一定懂,所以为方便读者起见,凡引用之处,若有必要,我又为它们加了一些简注。
既说“诗骚百句”,那么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诗骚各占一半,或至少篇幅差不多吧;可结果却是诗多骚少,二者简直不成比例。原因也并非就是扬诗抑骚,重“经”轻“集”,而是《诗经》说得高兴了,把篇幅都说完了,于是楚辞自然就只能少说几句了。想起来怪对不住屈宋的——但也许这样反而对他们更好,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可能耐不住我的胡言乱语。
总之,本书的写法,本人的看法,有时可能匪夷所思,奇形怪状,用沪语来说,可能有点“十三”,会让正经人看了不舒服的。好在本书本来就不是为他们写的,对他们的不舒服我用不着负责任。又好在虽然会有些不正经,却自认并无什么假正经。
而且,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书也罢,人也罢,大家都不过是“指间流沙”( A Handful of Dust ),纷纷“行走在消逝中”罢了。
邵毅平
2007年7月30日识于沪上圆方阁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周南·关雎》)
关关:鸟的“啭啼”,即和鸣求偶声。
雎(jū)鸠:鱼鹰。
洲:水中可居之地。
窈窕:身材曲线大“S”小“S”,类今人所谓“魔鬼身材”。
淑女:好小姐。(2007年沪上已开设“淑女夏令营”恢复培养。)
君子:成功人士。
好逑:佳偶。(后世有小说《好逑传》,甚受歌德喜欢。)
荇(xìng)菜:一种可供食用的水草。(杭州西湖近年来种植。)
流:求取。
服:思念。
芼(mào):择取。
关关和鸣的雎鸠,在那河里的沙洲。身材窈窕的淑女,真是君子的佳偶。
参差不齐的荇菜,左边右边地摘它。身材窈窕的淑女,醒里梦里地追她。
追来追去追不到,醒里梦里地想她。失眠之夜漫长啊,睡如翻饼都为她。
参差不齐的荇菜,左边右边地采它。身材窈窕的淑女,弹琴鼓瑟亲近她。
参差不齐的荇菜,左边右边地择它。身材窈窕的淑女,敲钟击鼓取悦她。
这是《诗经》开宗明义第一首。诗中的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白天黑夜地想念她,追求她。先是不太顺利,于是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了。后来想出了办法,用各种音乐来取悦她。倘用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那首名歌来唱,一言以蔽之,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或者如罗曼·罗兰所说:“不复能梦想,——除非梦想她。”(《约翰·克利斯朵夫》)
中国诗歌中的爱情诗传统历史悠久。在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第一首《关雎》便是爱情诗,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从那以后,爱情在中国诗歌中便被吟咏不绝了。《诗经》在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目中,遂也就成了最佳的“爱情教科书”。
有例为证。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有个腐儒陈最良,应聘出任杜府家教。他以“最葩”的《毛诗》为教材,《关雎》的首章四句,是他给杜府小姐上的第一课。陈老师是这样备课的:“好者好也,逑者求也。”又是这样上课的:“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讲至此处,陈老师“作鸠声”,丫头春香学之,课堂气氛顿时活跃。)陈老师继续上课:“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可是当春香故意问他,君子“为甚好好的求他”,他就骂春香“多嘴”,不肯往下讲了,好像有点“捣糨糊”(糊弄人)的样子。这么一首情诗,让这个“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的“措大”这么一讲,好煞风景也么哥!因为在陈老师看来,或者在传统的经学家看来,此诗讲的是“后妃之德”……
秃头人忘怀他们的罪孽
年迈、博学、可敬的秃头人
编辑并且注释诗行
那是辗转反侧的年轻人
在爱的绝望中吟咏出来
去奉承美人无知的耳朵
(叶芝《学者》)
好在用不着他来误人子弟,正当青春年少的杜丽娘同学,天分和悟性都极高,耳朵也并不无知,自己早把自己给启蒙了。据春香“揭发”说:
看他(杜丽娘)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小姐呵,为诗章,讲动情肠……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春香的“关了的雎鸠”,自然是她听“关关雎鸠”时产生的误解(就像今天有人把“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听成“巨龙巨龙你差两年,永永远远地差两年”,把“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听成“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一样),以及因误解而引起的转述错误,而不是杜丽娘同学的原话。但除此“耳误”之外,却颇得《关雎》的“正解”,而与陈老师的曲解背道而驰。这大概也是古往今来对此诗的最佳诠释了。又,据章培恒先生考证:“此语实本于《如意君传》。该书中的武则天看到鸟儿在花园中成双作对,感叹地说:‘幽禽尚知相偶之乐,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中国文学史·导论》)
此诗写人先从动植物写起,这种表现手法很特别,却为《诗经》所常用,这就是所谓的“兴”,即以“物象”来兴起“人事”。说得有点玄乎吧?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读过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人,应该还记得康妮初次“红杏出墙”的场面:康妮在看林人的小屋捧起刚孵出的小鸡,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这个堪称经典的“红杏出墙”场面,也就是英国现代小说里的“兴”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周南·桃夭》)
夭夭:茂盛貌。
灼灼:鲜艳貌。
华:同“花”。
于归:出嫁。
有:语气词。
蕡(fén):圆大貌。
蓁(zhēn)蓁:茂密貌。
桃树长得茂盛,桃花开得鲜灵。这个女子出嫁,很适合其家庭。
桃树长得茂盛,桃子结得圆熟。这个女子出嫁,很适合其家族。
桃树长得茂盛,桃叶密密层层。这个女子出嫁,很适合其家人。
此诗以艳红茂盛的桃花,比喻新娘的健康姣好,祝愿新人结婚快乐,家庭幸福。在《诗经》众多的结婚诗里,此诗可以说是最出色的。
此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景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也可以说是“兴”,与下文的结婚之事和新娘之美,在情调上有相通之处。与此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正如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所说:“诗人正要歌咏娇美的处女,忽而看到了桃花,于是心中产生了感动。总之,其中捕捉到了桃花盛开之美。”(《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
桃花被吟咏的历史非常悠久,历来也出现了许多名篇名句,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张旭的《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等等。
不过,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一些常见的花卉意象,常被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相比于“高洁”的梅花之类意象,正如“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绝句漫兴》其五)之句所表现的,“夭夭”的桃花有时不免被视为“轻薄”。喜欢桃花的人里,常有一些异端分子,一些流俗的反叛者。如明代文人唐寅,在苏州桃花坞兴建桃花庵别业,以之为人生失败后的寄躯之地,与情趣相投者的聚会之所,还特地为它写了一首《桃花庵歌》,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公然下了战书:“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在《把酒对月歌》中他也唱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又如晚明文人袁宏道,对“轻薄”的桃花情有独钟,为西湖畔的桃花流连忘返,举动不免也如桃花般“轻薄”(见其《雨后游六桥记》)。只有孔尚任的《桃花扇》,才在“主旋律”上,为桃花找回了一点面子。
也正因为这样,在中国一些最有人气的花卉中,虽然桃花被吟咏的历史最悠久(菊花至战国时,梅花至六朝时,牡丹至隋唐时,始进入文学),但因“形象”不如牡丹“雍容华贵”,“品性”不如梅花、菊花“高洁”,从而不得进入“国花”候选者前列(一般总排在前十之外)。不过说实话,作为新娘的比喻,作为结婚的象征,梅花和菊花太“冷”,牡丹太“肥”,都不如桃花合适。
而在西方,作为代表中华的名花,桃花的名气反而要大得多。法国诗人戈蒂耶“爱恋”的中华美人,一如中华诗人,歌唱的就是桃花和杨柳:“如今我那爱恋的人是在中国/……每个夕暮,一如诗人,/她歌唱杨柳和桃花。”(《中华拾锦》)显而易见,在戈蒂耶们的眼里,桃花和杨柳,就是中华植物的代表。
成语“逃之夭夭”,源出于此诗的“桃之夭夭”,本来完全没有关系,只因为“桃”“逃”谐音,才有此一说。复旦中文系某届毕业生编纪念文集,用了“桃之夭夭”做书名,还郑重其事地一一派发给老师。老师们还以为学生们是在恭维自己“桃李满天下”,最多也只以为女生们都“宜其室家”去了,其实却是“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说“拜拜”的意思,一语多关,让人忍俊不禁。
当然,此诗重点在祝福新婚,因而“桃之夭夭”只是点缀,“宜其室家”才是内涵。不能“宜其室家”,那又出嫁干什么?古人就是这么实惠,不懂得虚情假意。《诗经》里,常见“室家”一词,表明家庭很受重视。而“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小雅·常棣》)——善待你的家庭,取悦你的妻儿,又改从丈夫的角度来说,可见这是夫妻双方的事,并不是独责女方的。女性主义者于此找不到茬。
不过最实惠的还是生意人。全球家具业巨头、瑞典的“IKEA”公司,在华注册的中文名曰“宜家”,如果不是出典于“宜其室家”的话,也因暗合了“宜其室家”而倍添光彩,是一个不亚于“可口可乐”的妙译——要“宜其室家”,家具可是重要内容噢!怪不得在华事业蒸蒸日上,“五百强”里名列前茅;老板也赚得钵满盆满,跻身全球首富之列。